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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康应魁家族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册封而名扬天下。 洪武七年（1374），康家第一代祖守信，由洪洞县迁巩，来到康店镇洛河边安家。为解决温饱，先在洛河岸边开小饭馆。冬去春来，小店逐渐成为河洛一带知名的客栈。秉承独特的经营良方，康氏商业生意越做越大，代代流传。 上自6世祖康绍敬，下至18世康庭兰，一直富裕了13代，时间长达400多年。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泽：原指雨露，引申为祖业；斩：衰败，断绝。 君子的祖业，经过五代就会衰败，最终断绝。
由孟子之说演变而来的是，“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富不过三代”，就像一道魔咒一样，在现实中束缚着无数的富庶家庭。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古代中国的富豪队伍里，能延续三代以上豪富的家庭并不多见。 康百万，以世代奋起的团体群像，创造了华夏罕有的商业奇迹，不断打破“富不过三代”的桎梏绑定。与此相对应，是深藏于民间故事后面康百万家族成员独特的经商际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第二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銮北京，路过巩县途中住了一个晚上。  临走时，康鸿猷通过李莲英向慈禧捐献了100万两白银。慈禧非常高兴，由衷地说了一句：“不知此地还有百万富翁。” 从此，“康百万”就借慈禧之口声名远扬了。  2020年6月11日，《人文中国行》摄制组一行来到康百万庄园进行风水考察。 嵩山北麓、黄河南岸，矗立着一座占老而神秘的恢弘建筑一一康百万庄园。 康氏以开店起家，苦心经营，经历了5代人100余年的原始积累过程，家境渐渐富裕。 约公元1521——1572年间，明王朝从内忧外患的嘉靖走向解除海禁的隆万开关时期，民间贸易日益活跃，康家第6代传人康绍敬开始经营漕运，靠漕运发家。 以此为标志，康家进入了一条财源广进、路通四海的康庄大道。 康绍敬读书致仕，初任洧川（今河南尉氏县境内）驿丞，后晋升为山东东昌府大使，主管财政。康绍敬在地方水陆交通、盐业和税务等方面担任要职，视野开阔，营商眼光独到，生意多有布局。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克洛阳，明福王朱常洵被杀，康家收留了逃难中的福王李妃。后来，“康朱联姻”，康氏第10世传人康复吉娶了明福王与李妃的女儿朱氏。 深入梳理康家历史的学者研究发现，康复吉的这一天赐姻缘，是事关康氏家族发展的又一重要机遇。 朱氏出身皇族，通晓历史，极有远见，治家严谨，教育有方。 朱氏嫁入康家，为康氏家族的发展带来根本性转变，从而奠定了未来走向的两大基石： 一是子孙不以“入世做官”为人生唯一追求，而是重视农商，学而优则商，以耕读传家； 二是以农为本，土地越多越好。家族史表明，朱氏实是康氏家族后300年不动产兴盛的引路人。 耕读人生，土地兴家。 正是按照朱氏的经营理念，康家开始靠土地发家，赚钱就买地。土地虽无暴富，但更稳健。 就这样，原本经营京货绸缎的康复吉，日积月累，成为拥有数千亩土地、资产百万的巨商。 康复吉四子惠，在各处设立商业网点。惠之长子大勇，康氏12世传人，是将康家事业发扬光大的又一关键人物。  时值盛世，康熙提出治理黄河，发展漕运，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大环境形成。 康大勇审时度势，积极响应朝廷的漕运政策，结交官府，捷足先登，依托家门前洛河的便利条件，办起了船运业。 大河行船，把粮食、棉花、布匹等运往开封、洛阳、西安，进而延伸到山东、北京、杭州等地；再将山东的食盐、海产品以及南方的茶叶、丝绸等运回来。 在山东济南、临清、兰水等地，大量购买土地，建立产业，以致有“先有康大勇，后有兰水城”的说法。 使康家的经济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大到鲁南广大地区和江、淮一带，为康氏家族的兴旺昌盛打下了牢固基础。 也就在此时，康大勇开始在河洛择地建宅，大兴土木，成为康百万庄园的奠基人，庄园作为康氏巨富的一个重要象征留存于世。 康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始建于明末清初。 最初，庄园由山腰起建，后来随着家族富裕，房屋也逐渐扩建至山顶。整个庄园占地16万余平方米，由主宅区、作坊区、栈房区、饲养区金谷寨和祠堂等部分组成，建筑面积约6.43万平方米。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97间平房、73孔窑洞，共计房屋571间。 主宅区包括寨上院、寨下院和龙窝沟3个部分。 寨上院是康家主要成员的居住处，寨下南大院是当年康家接待达官贵人的场所。 龙窝沟位于主宅区北部崖下，依山就势挖筑有许多青砖窑洞，是康家主人早期居住地。 主宅区北300米处，有康家祠堂，坐北向南，为三进式院落。  康百万庄园依“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传统文化精神选址，北凭黄河天险，南瞻嵩岳屏障，依山傍水，居高临下，错落有致，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建成了一个各成系统、功能齐全、布局谨慎、等级森严，集农、官、商于一体的大型地主庄园，兼具园林艺术和宫廷艺术特色，庄严气派，蔚为壮观。 作为中原现存比较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庄园被誉为建筑艺术的奇葩，成为17、18世纪华北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 深得邙岭、洛河地利底蕴的康氏，播下了扎实的风水基因，其发如雷，迎来家族事业的最好时期。 庄园见证了康氏家族的辉煌，也伴随着时局发展最终走向落魄。 清嘉庆年间，康大勇孙子、康氏第14世传人康应魁利用其父祖积累起来的财富，广揽人才，不断开拓市场，大发其财。 康应魁（1773——1850），堂号崇公，抓住时机享受了乾隆盛世的余晖，在陕西开辟康家基地，把泾阳一条长街的布市买下，掌控了中国大西北的布匹批发市场。 天时、地利、人和，助康应魁创造了康氏家族的鼎盛。此时的康家，再次挂上了“良田千顷”的金字招牌，成为闻名全国的一代豫商。 除康绍敬、康大勇、康应魁等人外，康家尚有康道平、康鸿猷等10多人被称为“康百万”，均在康家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康百万家族到底有多富，恐怕后人永远不得而知。康氏经营有方，值得借鉴的是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及策略。  康百万时跨明、清、民国三个朝代，在“农本”国策的大环境下，讲求农、商、官结合，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具体采用“以点连面，长藤结瓜，相公负责，栈栈开花”的经营方式，收到明显的经济效果。 庄园的楹联文化是康百万经商之道的结晶，至今仍闪烁着智慧之光，诸如： “耜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商道无形，商道即人道，商品有形，商品即人品”；“友以义，交情可久，财从道，取利方长”；“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乐观时变，商品为轻，商德为重，审世诚为”；“审时度势，诚信至上商之本，化智为利，化利入义贾之根”…… 值得称道的是，康氏巨富之后，不忘治家守业，以期更好地保住财富。 同治十年（1871），康氏第15世传人康道平取堂号“留余堂”，正式提出留余的思想。 康家庄园大厅里悬挂的“留余匾”，上刻南宋名士留耕道人的《四留铭》：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 以此教育子孙举善事、知进退，不可穷尽一切利益归己所有，保持人与社会的和谐。 匾文平淡朴素，谦和温润，体现了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思想，盛满了沉甸甸的为人处世智慧。 康家庄园的“留余”匾，遂与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匾并称为中华三大名匾。 以财取天下之抱负，利逐四海之气概，康百万家族秉承诚实、守信、勤俭、拼搏的原则，保持中庸、留余的态度，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成为商人的典范。 19世纪中后期，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大清王朝走向没落。1862年后，为遏制捻军，清军实行“坚壁清野，划河圈地”，封锁黄河及运河，凿沉所有船只，康家的航运船队遭受了灭顶之灾。
随着清朝的消亡，康氏后人亦不思进取，挥霍无度，大举开建庄园，昔日小小的“康家店”已变成了一座庞大的庄园，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终于不堪重负，衰落后再难崛起。 以上内容除考察照片外均出自桐源居士新著《千年堪舆——金玉满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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