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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明武宗朱厚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笔者对此坚信不疑，先后提出了《金瓶梅》反映的年代是正德朝，[1]《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等观点。[2] 几年来，笔者一直留意明武宗与《金瓶梅》的比较研究，发现通过对书中关于灯市的描写与有关史料记载进行比照，可以看出明武宗与《金瓶梅》的许多瓜葛，这再次证明笔者的上述观点。  在兹堂本 一、 明武宗是一个特殊的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皇帝，笔者所说的特殊在于他本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但他的精明才智不是用来安邦治国，或者研习学术，而是纵情酒色，放荡形骸。 他的贪玩，导致了他在位16年，却常常把国事交给太监或臣僚，自己沉湎于荒淫的生活之中，成为历史上以荒淫荒唐著称的皇帝。[3]他甚至经常放弃皇帝之尊，宁愿用自封的“将军”名义发号施令。[4] “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她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了，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5] 明武宗的违背礼制，离经逆道，使他声名狼藉，[6]他在位的16年，最终成为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明武宗画像 明武宗嗜玩，表现在多方面。笔者曾以“好乐的明武宗”为主题做过论述。[7] 对花灯的偏好，不仅可以说明明武宗的贪玩、荒唐，更揭示了明武宗与《金瓶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详见下文。 二 、明代花灯习俗 灯市起始于汉代，而极盛于明。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应天，为庆贺元宵节，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 当时的金陵城内盛搭彩楼，并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一时热闹非常。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东华门辟两里长的灯市，从正月初八起，至十五日达到高潮，十七日结束，每晚花灯、烟火照耀通宵，鼓乐杂耍喧闹达旦。  明·花灯图 《明会典》记载：永乐七年（1409）诏令元宵节自正月十一日起给百官赐假十日，以度佳节。 明人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述明代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至十八日，东华门外有“灯市”，“灯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灯也。市在东华门，东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闵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器，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称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也。” “贵贱相还，贫富相易贸，人物齐矣。妇人着白绫衫，队而宵行。……富者灯四夕，贫者灯一夕，又甚贫者无灯。” 在灯节期间，从早到晚都是“市”，从夕到明都是“灯”，灯市里，“有从各地来的商旅，有古今中外的珍异，有三代八朝的古董，有各阶层人物的服用器。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以九市开场。市里挤满着人，连身子都不能旋转身。市楼，大都是南北朝向，到夜晚，每家挤满着看灯的人。其间，特别在门前挂上帘幕的，那里面的人，一定是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的眷属。一到晚，就张灯奏乐”， “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并扎彩排楼。各处不断的，是嘈杂声、锣鼓声、花爆声”。[8]  明·观花灯图（局部） 关于明代的灯市，明人田汝成《熙朝乐事》记载：“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前后张灯五夜。”“在腊后春前……灯市，出售各色花灯。”用灯火辉煌来概括明代灯市盛况是非常妥帖的。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八对灯景有如此记述： “灯不专在架，亦不专在蹬道，沿山袭谷，枝头树杪（梢）无不灯者，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岗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 好事者卖酒，缘山席地坐。山无不灯，灯无不席，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9] 明代社会赏花灯还有一个奇特的故事。 明太祖皇后马氏是位贤后，她是元末起义军首领郭子兴的义女，天生大脚，民间曾流传一幅画讽刺马皇后的大脚，明太祖知道后，非常生气，动了杀机，准备在元宵节时，大肆杀戮，凡是门前没有花灯的统统杀掉。 马皇后知道后，通知当地的居民元宵节时在门前都挂上花灯，执行任务的官兵见到家家户户都有花灯，无法下手，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因此，明代社会对于赏花灯还有一份感恩的情感。  明·观花灯图（局部） 上元节观灯、燃放烟火，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欢度上元节，多在乾清宫和午朝门外。 皇帝也亲临午门观赏，并作御制诗，命儒臣奉和，乾清宫前的丹陛上，从元旦前夕到正月十五，都要立一对高大的雕龙木质灯柱，在汉白玉台座中用铁栓穿固，灯柱用来悬联挂灯。 按惯例，正月初一夜要扎作“灯山”，施放烟火。明人刘若愚《酌中志》说：“凡遇圣驾升座，伺候（烟）花炮（仗），圣驾回宫，亦放火花。” 明武宗朱厚照幼年时就十分迷恋花灯，年长后更是常常为了灯节花费大量的款项，采购新奇、精巧的花灯，悬挂在宫中，以供观赏。[10] 《明实录》记载：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火。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库贮黄白蜡不足，复令所司买补之。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11] 明武宗喜欢花灯，购买花灯，早在正德二年（1507）九月就已实施行动了，明武宗专门从太仓金库提取了35万两的银子为灯节买灯。[12] 按明中叶的物价，以《金瓶梅》为例，买一个丫鬟不过三五两银子，35万两银子用来买花灯，足见明武宗的奢侈。  《明实录》 因为明武宗嗜好花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投其所好，以求得武宗的欢心。后来举兵反叛的宁王朱宸濠就是这样一个工于心计的人，他花费巨资，为武宗送去大批精致、新颖的花灯。 《明武宗外纪》记载：“至（正德）九年，宁王朱宸濠献新样四时灯数百，穷极奇巧，临献，复令所遗人亲入宫悬挂。其灯制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异。” 《明武宗外纪》与《武宗实录》的记载一致。 对这些花灯，美国汉学家盖杰民评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白昼”。[13] 三、金瓶梅中记录的花灯习俗 史籍中记录的明代灯市之盛况，在《金瓶梅》中，一样可以看到。 书中灯市三次，分别是第15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第24回《经济元夜戏娇姿》，第42回《贵宴高楼醉赏灯》。 第15回叙述吴月娘等坐了轿子，来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这房子门面四间，到底三间，临街是楼”。 “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  明·花灯集市图（局部） 关于灯市，书中有一段详尽的描写。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 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 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咆哮哮；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灯鱼，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香球，缕缕拂华幡翠幰。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共喧阗；百戏货郎，庄齐斗巧。 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 作者不惜笔墨，将灯市之盛描述得淋漓尽致，渲染灯节的喜庆气氛，实际上传递着时代背景的信息。 西门庆对花灯的迷恋，在书中也比比皆是。第78回写潘金莲上寿。 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分付小厮每抬出灯来，收拾揩抹干净，大厅卷棚各 处挂灯，摆设锦帐围屏。……玳安与琴童站着高凳，在那里挂那三大盏珠子吊挂灯。（潘金莲）笑嘻嘻说道：“我道是谁在这里，原来是你们在这里挂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寿，爹分付下俺们挂了灯，明日娘的生日好摆酒。” 无灯不摆酒，无灯不上寿，无灯无兴，无灯无乐，大概这便是西门庆的心态吧。 西门庆宴请应伯爵、谢希大等一帮闲兄弟，也要挂灯结彩。“悬挂两盏羊角灯，摆设酒筵……大门首两边，一边十二盏金莲灯，还有一座小烟火。”（第46回） “帝里元宵，风光好，胜贤岛蓬莱。玉尘飞动，车喝绣毂，月照楼台。三宫此夕欢谐，金莲万盏，撒向天街，迓鼓通宵，华灯竟起，五夜齐开。”（第46回）天上仙境，人间灯节，赏花灯喝花酒成为一种时尚，西门官人沉浸酒色自不必赘言，“饮酒多时，西门庆忽被应伯爵差人请去，赏灯吃酒了。（第24回）  明·花灯集市图（局部） 西门庆与明武宗一样，对花灯极为痴迷。 西门庆家中就悬挂着许多品种奇巧的花灯，“厅上张挂花灯，铺陈绮席。正月十六，合家欢乐饮酒。正面围着石崇锦帐围屏，挂着三盏吊灯，两边摆列着许多妙戏桌灯”（第24回）。 由于明武宗的大力提倡，花灯在正德朝颇为走俏，也成为送礼佳品。 第41回乔亲家贺李瓶儿生子，礼物中就有花灯，“两挂珠子吊灯，两座羊皮屏风灯”。第42回西门庆送李瓶儿的寿礼中，也有两盏云南羊角珍灯。 羊角灯是很珍贵的。 张宗子曾说：“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璎珞罩之。”[14] 西门庆楼檐前用的就是“一盏羊角珍灯，甚是奇巧”（第42回）。这与《明武宗外纪》的记录甚是相似。 点灯必须用蜡，明武宗曾大量购买香蜡，西门庆也不惜巨款进香蜡，以对付灯节之需要。 “李智、黄四关了一千两香蜡银子，贲四从东平府押了来家。”（第43回）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显然是作者的一种安排。  明·羊角灯 四、 花灯淫巧极尽奢侈 花灯淫巧，极尽奢侈，据张宗子记载，明代李某“为闽中二尹，抚台委其造灯，选雕佛匠，穷工极巧，造灯十架，凡两年。灯成而抚台已物故”。[15] 十年后，李某将灯赠张宗子，张岱“酬之五十金，十不当一，是为主灯。遂以烧珠、料丝、羊角、剔纱诸灯辅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16] 胡应麟《甲乙剩言》记叙了另一种精巧的花灯——卵灯，“余尝于灯市见一灯，皆以壳为之，为灯，为盖，为带，为坠，凡计数千百枚。每壳必开四门，每门必有攘拱窗楹，金碧辉煌，可谓巧绝。然脆薄如无用，不异凋冰画脂耳”。 如此精致花灯，索价极高，张宗子十灯五十金，卵灯则悬价三百金。 明中叶以花灯为时尚，富宦之家多不惜巨资争购奇巧花灯，以待灯市之时，争奇斗艳逞富。 据折算，搭鳌灯的费用已逾千金，非一般富裕人家可负担。 灯市的穷极奢侈，在明代屡见不鲜，不惟京师，诸如金陵、绍兴等地，无不如此。然而比之明武宗花费35万两库银买花灯，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明·花灯集市图（局部） 五、明武宗与西门庆同好赏花灯 花灯对明武宗来说，只是赏玩的工具而已。 他之所以嗜好花灯，与他讲究享乐、放荡无拘的个性是吻合的。 这也在正德九年（1514）正月的一次灯节中得到了应证。 灯节的晚上，乾清宫因玩灯而失火，火烧了一夜。武宗正去豹房，见火光冲天，竟然戏谑地说：“好一棚大煌火。”[17] 谈迁《国榷》卷四十九记载：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火，宁王宸濠献灯，命献者入悬。皆附柱璧，灿甚。所贮火药偶勿戒，延□【上䒑下热】宫殿。上往豹房，回顾火焰烛天，大乐之”。确实，烟火哪及宫殿失火来得“辉煌灿烂”。  《国 榷》 西门庆之所以偏好花灯，其心态与明武宗是一致的，花灯争奇斗艳满足了他对奇巧之物的占有欲，灯市的奢华显示了他的膨胀。 在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之中，他吃花酒、赏灯景、唱小曲、狎娼妓，得到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满足。 说到底，花灯虽美，不过是衬景，花灯与灯市，雅曲与女人不过聊以助兴，助西门庆之酒兴，助西门庆之淫兴。 《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明中叶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文化生活、风俗世情，这是举世公认的。 从灯市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感受到这种描写的真实。 花灯、灯市揭示了明武宗与西门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注 释： [1]黄强：《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2]黄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2期。 [3]黄强：《明武宗未必最荒淫》，《国文天地》第15卷第1期（1999年6月号） [4][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页。 [5]朱东润：《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黄强：《明武宗未必最荒淫》，《国文天地》第15卷第1期（1999年6月号） [7]黄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2期。 [8]阿英：《灯市——金瓶梅词话风俗考之一》，载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3页。 [9][明]张岱著；《陶庵梦忆》，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10][美]盖杰民著：《正德时期》，[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11]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宫廷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5页。 [12][美]盖杰民著：《正德时期》，[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第443页、 [13][美]盖杰民著：《正德时期》，载[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14][明]张岱著：《陶庵梦忆》，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5][明]张岱著：《陶庵梦忆》，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6][明]张岱著：《陶庵梦忆》，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7]杨剑宇：《中国历代帝王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89页。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保定师专学报》，2001，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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