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有才俊的人，似乎都不谙为官之道。有才或自以为有才，往往目空一切，而目空一切的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于是，失意落寞，怨天尤人，甚而至于自毁前程，自毁生命。贬官文化的产生，发展，繁荣，也许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现象，虽然，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和楚王是实在的亲戚，身居显位，但在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少了斡旋的能力，在最高的决策层里，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他的两度被流放，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娴于辞令的他可能太过于自信，高驰而不顾也导致了最终的被人不顾而高驰了。屈原没受过现代的语文教育，不会协调人际关系，因而也只好自投汩罗了。
司马迁也是一个才俊，但在官场上依然是一个弱者。在正确的时间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同僚，能够保住性命，已是万幸的事了。游于宦海，而以屈原为偶像，是要负出代价的。司马迁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在他的《史记》里，把屈原和贾谊合而为一，写了一篇《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是洛阳才子，18岁便名声大振，23岁就进入了汉文帝的智囊集团。在中国古代，这可能是一个特例。然而贾生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的年轻的张力和他超凡的见识都使得他在汉文帝的集团里鹤立鸡群，卓然独步。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利于稳固政权的建议，大多数都得到了汉文帝的赏识并被采纳。《论积贮疏》，《过秦论》以及后来的《治安策》，警醒而睿智，实用而真诚。未来在贾谊面前金碧辉煌，金光灿烂。
贾谊的政治才华和文学才华是不可分的，这些才华在他的政论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后人评价他的政论文乃“西汉鸿文”，当不为过。《过秦论》便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也是西汉政论文的代表。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而上篇尤为精彩。文章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写起，然后历数了泰国六代国君从始强，日强到极强乃至秦始皇建立秦朝而终于被小小的陈涉推翻的史实，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历史教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政论文而以叙事为主体，以议论为辅助，且洋洋洒洒，夺人心魄，真有鬼斧神工之妙。其中的对比，反衬，蓄势，铺排，既有《楚辞》的华彩浪漫，也有《孟子》的严谨雄辩，如海一般深邃而蕴蓄，也如潮一般汹涌而澎湃。读来令人心为之而摇，情为之而动，理为之而服。
然而，贾谊还是太年轻了。老臣们开始排挤他，小人们开始陷害他，刚刚掌权的汉文帝也已无可奈何，贾谊只好离开了他本不愿离开的京城长安，来到了南方潮湿而偏僻的长沙。
长安在西北，长沙在南方。由干爽的北方而到了闷热的长沙，贾谊的心情当然也是郁闷的。好在长沙王是个忠厚的人，而太傅本也没有什么大事，他也可以落得逍遥自在的。可是他的心一刻也没有远离皇帝，一刻也没有远离长安，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汉家天下殚精竭虑。
据有人统计，在古代，长沙是个被贬官员的集散地，从屈原开始，无数位有才俊的人都在这里彷徨过，流浪过，感慨着生不逢时，抒发着壮志难酬。贾谊也在经过湘水的时候，写下了《吊屈原赋》。
冬天的北方依然寒冷，北风也依然摇撼着大地。长沙的冬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一年的冬天，一只鵩鸟落在了贾谊住所的庭院里。鵩鸟就是北方的猫头鹰。当地习俗，鵩鸟入宅，主人命不长久。贾谊自伤自悼，写下了《鵩鸟赋》。“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读《鵩鸟赋》，感觉他并不是一个想不开的人。只是命运太过捉弄人，祸患总不会单行罢了。这样的祸不单行，还延续到他回到长安之后。那是他在长沙沉闷了几年之后，汉文帝有些寂寞了，于是想起了贾谊。他也于是由长沙王太傅变成了梁怀王太傅。这本来是他的韬悔之机，可惜，梁怀王堕马而死，他便患上了现代人所谓的心理疾病，抑郁而终。虽然年仅33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司马迁没有说过贾谊的外貌身高，但我想，他一定是修八尺有余，形貌軼丽的。如果他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众人的偶像，因而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
几百年之后，一个叫李白的也如他一样的失意者，因永王事件受到牵连，被流放夜郎，途中经过南方，便想起了过去的和他一样的才俊，感慨之余，赋诗一首。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白还不能说在官场上混过，刚刚入了门，就被无情的现实击溃了。李白的中心就是李白他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知识分子，官场里面的一二三四，他如何懂得。
普通人往往能够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不普通人的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处境，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寻常的道理，不寻常的人总是不想理解。
风萧萧，夜已静，一点点的幽深的感受。
李白在离开长安的时候，写过一首古乐府，名字叫《长相思》。诗的结尾说，长相思，摧心肝；可诗的开头却说，长相思，在长安。汉唐和长安，有才俊的失意者和长安，真得是水乳交融，不可分离。长安，作为文学里的一个意象，是苦闷也是追求，是无奈也是希望。美人如花，梦魂不到，天长路远，对月长叹。
望长安于日下，这是比李白还要早一些的初唐王勃的句子。这里面说到一段历史上的掌故。
《世说新语·夙惠》中记载。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我想，晋明帝小小年纪，如此变通，真的是官场上的小大人了。此君狡黠圆通，是为官者或想进入仕途者的早期教育的模板。
如果贾谊们有了这样的早期训练，一定不会“西望长安不见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