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扫墓记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前前后后写了一年。

2021年的清明节，我回高翔老家扫墓，走访了8个吴姓人家的坟墓。这8个坟墓分布在高翔村的5个不同区域，记载了跨越150年的吴家小时代，映射了中国150多年的宏大发展史。这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因为新冠疫情，在2020年的清明节，我没有回老家给在2019年6月过世的母亲扫墓。2021年的清明节是我第一次回老家扫墓，我拜祭的第一个坟墓自然是我母亲的。我为母亲的坟墓拔去杂草，添上新土。这是我在出身地探访一个给我生命的生命的归属地。关于妈妈的故事，我还没有酝酿好感情来写，请读者再给我一点时间。

第二个是奶奶（廖氏）的坟墓。奶奶在人世间经历的辛酸和痛楚，是常人难以估量的。她一生怀孕11次，生产9次，6个孩子最终存活下来。在25岁左右，她的鼻子溃烂，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就这样村里有名的廖家大美女，面部上的挺翘鼻梁消失了，只留下了两个鼻孔。也正因如此，奶奶一直抗拒拍照，她没有去办理身份证，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她的一张照片作遗像。小叔叔（奶奶的小儿子，吴富根）在20岁左右患病去世，我亲眼见过奶奶独自在家偷偷抹眼泪的样子，那时的我只有五六岁，这应该是我在孩童时代对奶奶保留的唯一记忆。 

大伯（吴富生）在60岁左右的时候患了重病。他去世前一年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农村，兄弟之间经常会出现隔阂。那时候，大伯家和我们家有点小矛盾。奶奶担心我有怨气，不愿意去看望伯父，就专门来到我家，拉着我的手说，“卫卫（我的乳名），你大伯家还是要踩进去一步的哦”。这是奶奶这辈子唯一要求我做的一件事情。不管长辈们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我这个已经年过30多岁的晚辈，怎么会不懂得去看看自己大伯的道理呢？我说，我当然会去的，也应该去的，必须去的。奶奶看上去比较放心地走出我家，她那佝偻的身躯慢慢地移动，离开我的视野，充满着悲伤，因为她又要失去一个儿子。儿女之间和他们的下一代之间能够和和气气、相互帮衬，这也是奶奶作为母亲的朴素心愿吧。

我对奶奶的记忆，还有另外一个场景。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日子，我和奶奶站在家门口，看着田地和山峦被皑皑大雪覆盖。奶奶说，要是下年糕粉（籼米粉蒸熟后很像白雪花）多好啊，我们可以打年糕，明年你们就不会饿着了。

第三个是大伯和大妈（濮氏）的坟墓，他们合葬在一起。大伯读过几年小学，在村子里和后来成立的社办企业做过会计。他为人和善，身上带着点文人气质。大伯的二儿子（堂兄，吴小明）考大学时落榜了，大伯希望有个儿子陪在身边，就没有让小明上高考补习班，安排他到公社办的水泥厂化验室上班。这成为了让大伯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堂兄小明在参加工作1年后，便患上了白血病，他怀疑水泥厂的化验室很有可能是罪魁祸首。小明哥哥患病后，到杭州接受治疗。在得知小明所剩时日不多后，在乔司农场监狱当狱警的叔叔，专门跑到杭州商学院来找我，要带我到医院看望小明哥哥。那一天，我在午休时莫名地有些睡不着。我起身到传达室询问有没有我的信函。在那个年代，和家里联系，知悉自己担心、害怕的事情是否发生的主要路径就是通信。我和叔叔根本没有联系过，但是，在踏出宿舍门还不到100米，我就遇到了从未来过学校，正在路边向同学询问我的宿舍位置的叔叔。我跟着叔叔来到医院，那是我和小明哥哥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说话。

小明哥哥回到村里没多久便去世了。去世前，我知道他的求生欲望很强烈。我不敢去看望他，不敢想起他那双对活着充满无限渴望的眼睛，不敢面对一个孩时玩伴生命的逝去。我只记得小明哥哥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回村里来了，也就没有希望了，咱们村里连排尿管都没有”。小明过世后，大伯把我叫到身边说，“卫卫，小明走了，明天上山，你开个路（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人），把花圈背上山”。我知道自己在吴家的排行和责任。我是男孩，年龄比小明哥哥小。从习俗上讲，年长的不能送年小的。我对大伯说，“我会的，你不用多说什么”。我看到大伯留下了眼泪，那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小明哥哥离开后，有两件小事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第一件小事是，有一年的春节，小明哥哥放鞭炮，火星喷到了大妈给他新买的尼龙袜上，袜子破了一个大洞，露出了脚腕。大妈非常严厉地责骂了他。我想，如果大妈没有责骂小明哥哥该有多好，尼龙袜破了就破了，他喜欢放鞭炮，就让他高兴、尽情地燃放。但是，读者，当时的一双尼龙袜也算是一件奢侈品了。第二件小事是，有一年雨季，我和小明哥哥一起去发大水的河里抓鱼，他告诉我，大河里的水夹着泥流，非常混沌，而鱼喜欢清澈的水。他让我去找大河边上的小溪流或者稻田的出水口，那里的水清，鱼和泥鳅会把自己藏在那里。他让我试了一把，我一下抓到10几条鲫鱼，这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脸上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

第四个坟墓的来历，我原本是一无所知的。一起去扫墓的父亲、叔叔、姑姑和堂弟，七嘴八舌地给我讲述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家族秘密。我爷爷（吴关淇）在十八、十九岁的时候定了一门亲，对方的女孩约在十五岁左右。女方准备的嫁妆是8担谷的稻米田（约一亩水稻田）。在成亲前不到一个月，女孩身患疾病，去世了。女孩的父亲对吴家说，“稻米田留给你们吴家，你们只要负责管好我们家姑娘的坟墓就好了”。为了这句承诺，吴家为这个女孩扫墓也快八九十年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这个坟墓的主人姓游，但谁也记不清她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和她有血缘关系的任何人。希望我们的造访给这位长者带来些许的安慰和热闹。

第五个坟墓安葬的是小叔叔和我的小姑姑。小姑姑是残疾人。在村子里，和小姑姑同年出生的一共有三个女孩，全部都是残疾人，生理和智力都有缺陷。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她们是从同一条船上下来的。我现在推断，原因可能是与这几位孕妇（包括我奶奶）受到的辐射伤害有关。在小姑姑出生前后那几年，我们村旁边的岩洞里放置着一些从外地运输过来的工业废料。那时，看着大卡车来来往往是农村人的一大乐事。这三位孕妇估计是和运输废料的车辆有接触，因此，生出来的孩子都有残疾。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了解到，我们村附近存放的那些有辐射的废料最近都重新处理了，有重度辐射的全部运送到离甘肃嘉峡关150公里的沙漠里。据说，那是核弹试验地，地图中没名字的地方。这还是托2022年亚运会马术比赛在我们镇里举办的福，这些废料才被运走的。

小姑姑虽然是残疾人，但懂得向家里人表达感情。我放学回家，第一个发现我身影的人总是小姑姑，笑声最响亮的人也是她。1995年，我妈妈到纽约的时候，我问过她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街头有那么多残疾人，而中国却没有。妈妈的回答很直接，我至今无法忘记，她说，“中国的残疾人在出生时都被丢弃了。残疾人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做人的资格和尊严”。小姑姑也一样，她从来没有过一天体面的日子。

27岁左右，小姑姑在这个世界的日子终了于一场感冒，爷爷和奶奶完全没有带她去医治。小姑姑走的时候，家里人用她睡过的床板打了一幅薄薄的棺材，简简单单地操办了下葬事宜。感恩家人把小姑姑安葬在小叔叔的身边，让他们姐弟之间相互有个照应。我不知道小姑姑的名字，爷爷奶奶和长辈从来没有喊过她的名字，都叫她痴婆。我是小辈，叫她姑姑。站在坟墓边上，堂弟问我，你知道小姑姑的名字吗？我说我不知道。堂弟告诉我，她叫吴琴，单名一个琴字。小姑姑有一个我们吴家最好听、最优雅的女性名字。

第六个坟墓坐落在朝着村子的田畈里，对我们家具有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安葬的是太公（吴昌林）和爷爷（吴关淇），也就是我们的祖辈（父系社会中男性血脉相承的来源）。墓碑上没有写他们的出生年月日，但写着延陵郡人（吴姓的起源地，今在常州市附近）。家里人常说，我们后辈能有今天，全靠这个坟墓的风水保佑。我常想，如果我们后辈的成功来自祖宗的保佑，那谁又在保佑我们的祖宗呢？

第一个到第六个坟墓都在村子的前山和田畈里。我们走到村的后山，拜祭了位于偏东山脚的第七个坟墓。第七个坟墓的主人是太奶奶，即太公吴昌林的妻子。这个坟墓也就是一个小土丘，已经没有人知道太奶奶的名字了，姓什么也不知道。第八个是小明哥哥的坟墓，位于比半山腰还高一点的地方。当年我和堂弟种的柏树也长高了。我记得大伯说过，坟墓高一点，看得就远一点。希望小明哥哥在春暖花开时，远望大海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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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高翔村落户的是我的太太公。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太太公从丽水缙云逃荒，走了约四、五百里山路到桐庐，在高翔村居住下来，生养了4个儿子。他年老的时候想回老家看看，是小儿子陪着他走回到缙云的，想不到他在老家患病过世，葬在了缙云老家。正好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叶落归根，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但是，我的父辈都不知道我的太太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太太公的坟墓（第九个坟墓）在哪里，也没有回去过缙云探访。也许阅读到这篇文章的缙云的朋友和我在高翔的大家族的亲人能够和我一起，用点心，去寻找到这个坟墓。有一条线索是，据说我的太太公来自缙云的应村。

我能说出一二的吴家族谱就到此为止。从太太公的坟墓（第一代到高翔村的新移民）到小明哥哥的坟墓，一共五代人，展现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史这条时间线上的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令我深感幸运的是，我所经历的50多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我从1981年上大学到今天，亲身感受到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国家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人和平的环境、上学读书的机会、实现专业报国理想的平台。我一生中读了16年书，加总起来看，我上学的日子比上面9个坟墓的主人全部加起来的日子还要多。 

个人和国家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且始终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这就是历史。国家好、民族强，逐梦的机会才能降临给每一个人。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源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先辈们勇于克服苦难的执着奋斗，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力量支持好的政策去为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 延续他们的福祉。

也许这就是清明扫墓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