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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20日，梅兰芳在日本大阪中央会公堂首演。 1919年4月下旬，梅兰芳率团第一次访问日本，当他们一行抵达东京时，受到热烈欢迎。梅兰芳应大阪日报社和关西日报社的邀请，在大阪中央会公堂进行演出。 在梅兰芳访日期间，“五四”运动爆发。梅兰芳收到了十封留学生写来的恐吓信，信中写道:“山东的主权问题上，我国越来越陷入困境，你此时为取悦日本人而满不在乎地登台演出，是何居心？如果今天(5月7日，即国耻日)出演的话，作好回国后死路一条的思想准备吧!” 
早在5月7日之前数日，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梅兰芳剧团写信，劝他停演归国，但剧团履行营业演出合同，继续演出。 李伶伶在《梅兰芳全传》中记载：梅兰芳提出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天停演一天，以表明爱国主义立场。剧场负责人只得勉强同意拆除剧场悬挂的写有“日支亲善”字样的招牌，以保证演出。也有随梅东渡的梅氏笛师马宝铭给出了对事实的不同回忆：留学生的劝停未果，演出仍旧进行，满员。 梅兰芳、姜妙香、孙盛武《贵妃醉酒》1956年访日演出 
梅兰芳三次赴日的盛况 作者：许姬传 许姬传（1900-1990），字闻武，号思潜，原籍浙江，生于苏州。幼受家庭熏陶，8岁随外祖父徐致靖读书，讲授经史诗文以外，还教弈棋、吹笛、唱昆曲、读小说。1919年到天津，在直隶省银行当文书。对京剧发生浓厚兴趣，经常向京胡圣手陈彦衡学习谭（鑫培）派声腔，并结交京剧界人士王瑶卿、杨宝忠、言菊朋等。长期任中国剧协和梅兰芳剧团秘书。并致力于文物鉴赏和收藏，工书法，亦擅楹联。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梅兰芳应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男爵的邀请，到日本东京、大阪演出了《天女散花》、《御碑亭》、《琴挑》（昆曲），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文艺界知名人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青木正儿、豊冈圭资、冈崎文夫、那波利员……的赞扬，他们都写文章介绍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特点。 
梅兰芳在日本演出《天女散花》剧照 梅兰芳还和日本歌舞伎名演员中村歌右卫门、尾上梅幸……同台演出，交流经验，还向中村雀右卫门研究面部化妆，从此提高了中国戏曲化妆。日本剧界对梅兰芳的表演，亦有模仿借鉴，称为“梅舞”。 一九二四年，梅兰芳第二次被邀请到日本演出，那是在地震之后，梅兰芳演毕，又作义演募款，救济受灾的日本人民。那次日本电影公司还请梅兰芳拍摄了戏曲纪录影片，剧目是梅兰芳和姜妙香合演的《虹霓关》，梅兰芳和朱桂芳合演的《廉锦枫·刺蚌》。 
梅兰芳、朱桂芳之《廉锦枫》 一九五五年松尾国三先生通过艰难跋涉的旅途到中国来邀请梅兰芳剧团赴日演出，得到中国政府支持以及阳翰笙、夏衍先生的帮助，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梅兰芳为总团长、欧阳予倩为副总团长率领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共八十余人，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在东京羽田飞机场，日本各界朋友和中国华侨以最大热情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出面邀请者为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负责人，对代表团的生活、活动、演出，事先都做了充分准备，使大家感到十分满意。 以中国京剧院、梅兰芳剧团组成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京都、八幡作访问演出。 梅兰芳、袁世海演出了《霸王别姬》，梅兰芳、姜妙香演出《奇双会》，梅兰芳、姜妙香、孙盛武演出了《贵妃醉酒》，李少春演出了《闹天宫》，李和曾、袁世海演出了《将相和》，梅葆玖演出了《天女散花》，梅葆玥、江新蓉演出了《人面桃花》。 
梅兰芳之《霸王别姬》 那次在日本文艺界、中国华侨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起到先锋作用。在中日两国尚未复交的特殊情况下，日本国会议员还破例在国会大厦招待了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代表团的主要成员。 梅兰芳的老友市川猿之助，特为扩建了住宅，请代表团到他家作客，丰盛的广东菜，全家的热情招待，使大家仿佛回到了中国。 松尾国三先生在他别墅里招待全体团员，他把日本街上各种小吃都叫到家里来，使大家尝到了真正的日本民间风味。 
梅兰芳在日本演出《贵妃醉酒》剧照 梅兰芳归国后，写了《东游记》，详细记述了第三次访日的感受。 现在，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将以家传梅派艺术，继承父亲遗志，率团到日本演出。前年他在香港演出时，名画家张大千看了他的录像带，特为画了一张“梅兰图”送给梅葆玖，他在画上题词，还对友人说：“葆玖酷似其父，深庆故人有后。”我想日本朋友看了梅葆玖的演出，也一定会想起许多往事。 葆玖的妹妹梅葆玥将在日本舞台上演出老生戏《文昭关》、《大登殿》。 （《许姬传艺坛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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