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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空军】 1940年4月30日，汪精卫等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在其中设立了归伪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的航空署。但航空署成立后，却连一架飞机都没有。 1941年5月15日，日本陆军航空队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移交伪政府。6月，汪精卫出访日本，获日本天皇赠送运输机一架，命名为“海鹣”号。 1941年初夏，正式成立“中央空军学校”，校本部设在觅渡桥畔，下辖教务、副官、政训等办事机构，飞行场在陈渡桥附近。伪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先从陆军军校学员里招收飞行学员的传统，从上海的伪海军学校、伪军官训练团、武汉伪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32名学生，时任校长高乍新。 1942年元旦，新任校长刘中檀到任，中央空军学校编为飞行1连。3月间，又从南京伪陆军军官学校调来30名学生，编为飞行2连。经过正式编组，许声泉为1连连长，林国均、曹家航、彭鹏任1、2、3队分队长；2连连长杨忠义，分队长分别为陈恒太、李城斋、杨建勋。除了上述伪军官外，还有吉翔、赵鹏、陈栋楠、鄢友仁等人担任飞行与机械教官。加上各级副官、政训、机务人员以及机场警卫营，彼时伪航校共有人员约300名。 1942年5月12日，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带领下向新四军起义。此事后，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张惕勤到任后，从日军方面接收了10余架九三式、九五式教练机，以及一批航材与汽油，伪航校也恢复了飞行训练。张没几日又被调走，刘中檀回校重新掌权。教练机数量略有扩大的伪“中央空军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教导队”，继续由刘中檀担任队长。1942年8月13日，汪伪政府发布《空军制服条例》，规定伪空军官佐服制分为天蓝色大礼服、草黄色常礼服和军常服。9月3日，汪伪政府决定对航空署进行改组。陈昌祖辞职，姚锡九出任航空署署长。改组后的伪航空署下辖秘书、总务处、航务处、空军教导队四部门。 1942年10月12日，初具规模的伪航校首次以“中央空军教导队”名称，飞赴南京明故宫机场参加双十节“国庆”阅兵。 1943年6月8日，伪航校为毕业生们举办了毕业典礼。 1943年10月29日，伪航空署降级为空军司，改隶伪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姚锡九改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参谋次长，陈友胜为空军司长。 1944年2月，该校飞行员是刘炳球、傅皓璋、郭志伟和三名机务员驾机起义，事后伪空军又是一番停飞整顿，刘中檀被调赴灵璧县当县长，陈友胜参加完汪伪政府首次对“空军烈士”的春季祭扫后亦被免职，韩文炳任空军司长兼“中央空军教导队”队长。韩上任后日军遂调拨6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给伪航校。 1944年6月24日，中国空军5大队第17中队中尉飞行员周仕仁驾驶编号4346的一架P-40N战斗机因迷航降落在日军白螺矶机场，周被俘虏后由汪伪陆军部长叶篷作保，进入伪航校担任教官，并改名周致和。12月26日，日军向汪伪政府赠送2架立川一式教练机/运输机，2机被命名为“和平”号与“建国”号，与1943年8月购入的同型号运输机“淮海”号一起编组为“行政专机班”。周致和被调往专机班，负责运送日伪官员往来沪宁与汉口之间。 1944年底，汪伪政府再次在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启动“献金购机”运动，伪军事委员会购买了10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日方附赠两架，全部交由伪航校使用。 1945年元旦刚过，伪空军司再次被降级，与专机班合并为第10科，成为军事司的下级单位，人员也缩编为15人。 1945年5月3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16架P-51“野马”式战斗机在高又新副大队长指挥下，由恩施机场出发，首度空袭南京。是役，日军起飞拦截的“零战”被击落10架，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中国空军无一损失。此时，日伪当局派遣祝晴川赴伪航校掌权。6月，祝下令将伪航校飞机拆解，连同器材、汽油等物资，通过水路运抵孙良诚部控制下的扬州机场，静待战事结束后国军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汪伪政府解散。20日，周致和驾驶“建国”号专机，与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一起，从扬州机场起飞，历四小时降落在延安机场。机组受到八路军方面热烈欢迎，该机后改名820号，以纪念起义的日子。两天后，伪空军人员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白景丰等也通过陆路前往苏北解放区投奔新四军。 1945年9月，汪伪空军留下的人员及飞机、器材被国民党空军第一路司令部接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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