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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救国”与空军抗战--民国中国空军 英俊威武的空中猛将
 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所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仪式，表彰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位空战英雄。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是一位华裔，此人就是二战空中豪杰陈瑞钿。显然，对陈瑞钿来说，此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 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Midland），它收藏有美国各种飞机300余架。其下属的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专门收集和展出美国空战英雄的事迹。但入选该馆的空战英雄，必须具有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战绩，经该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评选之后，才能被授予空战英雄（ACE）的头衔。顾问委员会则由现役和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军事专家、航空专家组成，其中还有一名已退休的英国空军元帅，共120人。 在今年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四抗日空战大捷”的日子里，美国舆论界就陈瑞钿荣获空战英雄一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对其英雄事迹和坎坷人生进行了介绍。例如象美国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星岛日报》、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等。1998年8月14日版《国际日报》撰文称他是“中国战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一位空战英雄”；《世界日报》在刊登他在广东空军的戎装照时，称他是“中美共同的空战英雄”、“永远令人景仰”。这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华侨同胞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张惠长 张惠长(1889～1980年)，字锦威，张家边大环村人。1915年到美国寇狄斯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1917年毕业回国，任大元帅府侍从武官。次年任大元帅府参军副官、航空处副处长。旋奉命赴闽，组建援闽粤军飞机队。1920年曾与杨仙逸驾机参加讨伐盘据在广州的桂系军阀。1922年任航空局副局长、北伐军飞机队队长。1927年任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航空处处长。次年以“航空救国”之名义，驾“广州”号飞机环飞全国。1929年任南京航空署署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并随孙科到广州，任西南空军总司令。其间曾发出号召空军人员誓不参加内战的通电，得广东空军人员签名响应。1932年派丁纪徐率机北上赴上海支援淞沪抗日；接着又派杨官宇、刘植炎率领广东100多名空军人员到福建，协助组建十九路军飞机队。1935年被派任驻古巴公使。1937年10月任中山县长，接受中共有关联合抗日的主张，组织建立抗日救亡群众团体“抗先队”，任总队长(中共党员孙康任副总队长)，并领导中山守备队，在横门、叠石等地抗击入侵日军。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张复任中山县长。1947年任立法院委员、国大代表。1949年后往台湾。1980年7月17日在台北病故。 蒋介石在完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梦想之后，开始建构他的空军的蓝图，他的空军设计的战略构想显然是把江西山区顽强“共产党残部”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他并且把当年孙中山喊出的口号“航空救国”再重新提出来，作为他建立空军的政治号召。 为了自救，蒋介石在1933年2月，做了一个先期动作，把航空署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为自己辖下的一个单位，便于全面地操控这个新兴兵种，并且给“共产党残部”一记致命打击。 在航空署改隶不到3个月，蒋介石便就任“剿匪总司令”，开始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的“共产党残部”，发动最猛烈的武力攻势，这当然也包括了空中攻击行动在内。 隔年，蒋介石为了更有效地对深入江西山区的共产党部队，发动空中攻势，以缩短早期飞行半径不长的军用飞机的作战半径，蒋介石把航空署迁往南昌，并且为了发挥它的职能，将之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的飞机数目和作战队伍，也由原先的7个作战队伍，扩充到8个队，并且于该年年底，为积极培植飞行员人才，又在距离前线较远的洛阳，成立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以补充可能随时会在战争中阵亡的飞行员缺额。 到了1935年，国民党空军已经由原来的8个队，扩编到14个航空队，全面投入“剿共”战争。 1936年1月，蒋介石的“剿共”战争正式告一段落，共产党的“残部”在和蒋介石部队经过多年战斗，终于脱离蒋介石部队的截击，跑到中国西北的陕西延安。从战术的观点来看，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上，得到局部的胜利。然而，蒋介石却隐伏下自己的未来覆灭的种子，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剿共”战争不但是未竟全功，而且是完全失败的。当然，就蒋介石来说，他是头一次把空军动用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这个全新的兵种，给蒋介石一种截然不同的战场感受，他对成立空军充满了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组织和人事的整顿上。 1936年1月间，“航空委员会”也从南昌迁到南京，3月间，蒋介石下达了全国实施征兵制度的命令。 由于“航空委员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蒋介石于那一年的4月，修正了“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他终于把他的妻子宋美龄抬了出来，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作为襄助他的一名超级助手。1个月以后，宋美龄也在委员会里面作了一次局部的人事改组，她把她所信赖的周至柔将军提拔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而把原来的主任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当校长。(关于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流变，请参阅注一，资料来源：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政治作战部”，1947年6月20日编印出版的《空军建军史话》) 此时，蒋介石的心思主要是放在如何把一些地方军阀的空军武力，编纳到自己的部下，以策略性不费昂贵代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空军武力，这是蒋介石拨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夫妇之所以会把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的真正原因，实乃陈庆云是广东人，而当时广东和广西的空军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以抗日为借口，不理会蒋介石的指挥，颇让蒋介石头痛。那时，全中国的空军基本上都已经向蒋介石输诚，惟独广东空军根本不受蒋介石节制，蒋当然视之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夫妇特派陈庆云到广东、广西和两广空军接头游说，几番劝说之下，两广空军军官黄志刚等21人，于1936年7月间，分别驾驶了21架军机到杭州，向蒋介石“投诚”。一个月以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体飞行员和机械员，飞到杭州。两广的空军力量便如此悉数瓦解，国民党空军终于“统一”。 陈庆云1929年1月，任虎门要塞司令兼广东海军副司令，并当选为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1931年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同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1934年任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主任。1936年2月中旬，调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兼教育长。1938年改任空军募款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委、海外部长兼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常委、总干事，曾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六两届中央委员会执委。1949年后侨居美国。1981年病逝于纽约。   刘植炎(1898～1988年)，广东谿角村人。少年时在家乡读书，后到香港圣若瑟书院读书。1921年赴美国芝加哥半工半读。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在美国“三民航空研习所”学习飞行技术。1926年冬回国，任广东航空学校教官。1927年春赴苏联深造。1928年任广东航校飞行教官。1929年春任广东航空处军务科长和航校教育长。1930年任航校代理校长。1931年6月广东航空处扩为空军总司令部，刘任空军第五中队长。1932年5月刘跟随当时被陈济棠免去空军总司令职的张惠长到香港，联名发出“空军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作任何个人的工具”的通电。不久，有100多名空勤人员到达香港。刘植炎奉张惠长之命到福建与蔡廷锴商议组建福建空军飞机队，初名为“十九路军航空队”，刘植炎任副队长。1932年11月改名为“福建政府航空大队”，刘任大队长。1934年1月，刘被认为是“闽变分子”，不能安排在空军工作，遂返家乡闲居。1935年秋由南京航空委员会主任陈庆云介绍到欧亚航空公司任驾驶员。1945年调任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新疆哈密机场主任。同年奉交通部令赴美国学习“领航科”，1946年5月结业，后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赴加拿大参加国际民航会议。是年7月回国任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高级顾问。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随“中航”撤离到香港，于1949年11月参加“两航起义”。回归祖国后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62年退休。1982年随女儿移居澳洲。1988年1月29日病逝于悉尼，终年90岁。  刘粹刚 刘粹刚与“霍克”Ⅲ 刘粹刚是辽宁省昌图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深深的国仇家恨投入空军，1934年毕业于笕桥中央航校第二期驱逐科。抗战爆发时，他已是一个技术高超、充满自信的飞行高手，任空军第5大队第24中队队长，第5大队的主力战斗机是美国“霍克”Ⅲ。“霍克”（“鹰”Hawk）编号P-1，海军型称F6C，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军主力战斗机之一。它于1923年由美国柯蒂斯公司在PW-8单座双翼战斗机基础上改进而成，其改进型“霍克”Ⅱ、“霍克”Ⅲ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在1937年“八·一四”空战中，高志航率领4大队的“霍克”Ⅲ拦击日海军的96式陆基攻击机，一举击落3架，击伤1架，首开胜利纪录。 1937年8月16日晨，5大队的15架“霍克”Ⅲ从扬州起飞，轰炸上海沿海的日军舰艇。返航途中，刘粹刚发现1架日军水上侦察机，立刻占据有利位置发动攻击，日机坠落在上海西北10千米处，此役成为他本人和5大队的首次空战胜利。次日，刘粹刚率一个“霍克”Ⅲ3机小队在闸北上空发现日军轰炸机8架，他不顾敌众我寡，冲入敌阵击落了敌领队长机。8月20日，刘粹刚率9架“霍克”Ⅲ轰炸虹口日军兵营后，发现两架日军战斗机，刘粹刚利用高度优势俯冲攻击，将日军长机击落。此时又发现1架日军水上侦察机，他不顾海上日舰交叉火网的密集射击，将其击落于日军水机母舰旁。8月22日，第5大队调驻南京大教场机场，次日空军19架飞机轰炸吴淞口、宝山登陆日军，与日军拦截机遭遇，刘粹刚在格斗中击落日军战斗机1架。以后，刘粹刚在南京防空战中又击落日机5架，其中10月12日在南京上空的激战中，刘粹刚的2401号座机被6架新锐的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围攻，连机翼张线也被打断，但他毫不畏惧，以一个滚动的8字形机动转到日机尾后，将其击落在城南水佐巷附近，在地面观战的南京民众齐声欢呼。日本陆航64战队长加藤建夫中佐在日记中曾感叹：回忆在太湖上空与刘粹刚的2401号遭遇战时，他的驾驶技术特别熟练而狡滑，射击也非常准，真是赵子龙式的勇士！ 10月25日，刘粹刚奉命率3架飞机飞往太原以配合八路军的平型关作战，机队到洛阳落地时已是黄昏，为了赶在晚8点抵达太原，加油后又起飞，在大雨滂沱的黑夜中迷航。刘粹刚投下照明弹令僚机迫降后，却不幸撞上高平县城楼的魁星阁殉职，时年24岁。从战争爆发到失事牺牲的短短三个月中，刘粹刚上尉被核实的战绩为11架（另有两架未确定），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头号王牌。 “霍克”Ⅲ是由“霍克”发展而来的一种舰载战斗轰炸机。1932年3月，柯蒂斯公司以“霍克”为基础，设计了用莱特R-1820“旋风”星形气冷发动机（700马力）的F11C“苍鹰”（Goshawk）舰载战斗机，为改善前下方视界，F11C采用上翼前移、较小的下翼后移的前罩双翼形式。前机身为金属半硬壳，后机身和翼面为金属骨架蒙皮构造。固定式起落架带流线型轮罩，最大速度325千米/小时。F11C除两挺7.6毫米机枪外，还可在腹下挂227千克炸弹，所以1933年入役的F11C-2又称为BFC-2舰载战斗轰炸机。1934年，主起落架可收缩在机身两侧BF2C-1（F11C-3）也装备美国海军，其最大速度增为386千米/小时。BFC-2和BF2C-1的出口型称为“霍克”Ⅱ和“霍克”Ⅲ，共有约170架出口中国，中国飞行员称其为“老霍克”和“新霍克”。为改善空战性能，中国飞行员拆除了“霍克”Ⅲ的机身炸弹架、整流罩与翼下炸弹架。  “霍克”Ⅲ战机 刘粹刚姓名 战果 座机 备注 刘粹刚（上尉） 13 霍克Ⅲ 战果自述，至少有11架获得公认。中国最高空战王牌，获得“中国红武士”的美称。被日本陆航头号王牌加藤建夫称为“空中赵子龙”。1937年10月25日因事故殉国。 柳哲生（上校） 11.33 霍克Ⅲ伊-16 公认战果的最高王牌 黄新瑞（少校） 8.5-10 战果自述。1941年3月14日阵亡殉国。 王光复（中尉） 8.5 高又新（少校） 8-9 因从未受伤而称为“福将” 谭鲲（少校） 8 董明德（大校） 7-10 周志开（少校） 5.5-6 第一个驾驶P-40击落敌机者。第一个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者。 周廷芳（中尉） 6 陈瑞钿（少校） 5-7 归国华侨，亦是美国二战期间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高志航（上校） 5 霍克Ⅲ 陈其伟（中尉） 5 臧锡兰（大尉） 5 中美混合航空团王牌 岑泽鎏（少校） 5 归国华侨1941年阵亡殉国 头号王牌柳哲生  抗日战争中国空军公认的头号王牌是柳哲生上校。柳哲生在南昌参加空军，以笕桥中央航校第五期毕业生身份被派往最精锐的第4支队。在“八·一四”空战中，柳哲生首开纪录，与编队协力击落日机1架，以后他又参加南京、武汉的空中防卫战，在武汉空战中，他击落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3架。当高志航、刘粹刚、李桂舟相继牺牲后，柳哲生成为中国战斗机队的精英，1940～1941年转战于成都、重庆、兰州上空。他驾驶苏制伊-16战斗机，采用驾驶“霍克”Ⅲ时惯用的俯冲攻击战术，击落日军96式陆上攻击机8架，成为头号王牌。当他的战绩达到9架时，获九星星序勋章。战后柳哲生随国民党空军去了台湾，以将军军衔退役。 柳哲生缘何驾驶过苏制战斗机呢？原来，1937年底，中国空军飞机损失殆尽，苏联援华飞机和志愿飞行队陆续到达，苏制伊-15和伊-16（“伊”即俄文“И”，为歼击机的意思）也成为当时中国空军的主要装备。双翼的伊-15和单翼的伊-16是相伴而生的，因为苏联30年代认为战斗机不可能兼顾速度和机动性，水平机动性差的单翼机必须与双翼机一起使用，单翼机先追上敌机，再由双翼机与其格斗，但在西班牙内战和哈勒欣河对日作战后，才发现这种战术不符合实际而放弃。由于上述偏见，中央飞机设计局总设计师尼古拉·波里卡尔波夫在1933～1934年同时研制了伊-15和伊-16，两种飞机都采用史维佐夫仿美国“旋风”设计的M-25星形气冷9缸发动机，飞机为木金混合构造，机身肥短，机头粗平。伊-15为鸥形上翼，改进型伊-15比斯则是常规上翼。伊-15最大速度只有360千米/小时，但机动性突出，在1 000米高度转一个圈只要8秒钟，1935年曾创造了14 575米的世界升限纪录。伊-16是世界上第一架悬臂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战斗机，1934年被公认是当时世界“最快的战斗机”。然而，由于后机身太短，稳定性不好，它需要熟练飞行员操纵。在中国上空，中苏飞行员驾驶伊-16常用“俯冲加速，打了就走”的战术与日军97式战斗机、96式舰载战斗机交战，给日军深重打击。不过，40年代日军“零”式、“隼”等新一代战斗机参战后，伊-16损失惨重，中国空军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王光复与P-40  王光复中尉是1943～1945年中美航空混合联队（CACW）时期的中国空军王牌。1943年初，王光复随第3大队赴印度卡拉奇接受P-40E战斗机的训练后，飞越喜马拉雅山返回祖国。 在讲述王光复的战绩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座机P-40E。1937年，美国柯蒂斯公司的P-36单翼战斗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军方210架订货。为提高性能，P-36A第10号生产机改装一台艾利逊液冷发动机，称为XP-40（也称为Hawk81），在1938年10月试飞时，其时速比P-36快70千米！次年5月，P-40被美陆航选中，成为订货量最大的战斗机。最初生产的200架P-40A交付美国陆航。从1940年9月开始，增加两挺机枪及飞行员装甲的P-40B和P-40C交给英国空军，英国人称为“战斧”ⅡA和“战斧”ⅡB，它们也是“飞虎队”（美国志愿飞行队）的主要装备。P-40有一个尖锐的螺旋桨整流罩，机头下方的散热器颚形进气口使侧面形状变粗。飞机为梯形下单翼，封闭式座舱，主起落架转90°向后收入翼内，全机构造简洁坚固。在战争前期，美国新型战斗机（P-47、P-51、P-38）尚在组织生产时，性能平平的P-40活跃于欧洲、北非、苏联、中国和太平洋战区，同时不断改进，英国人把后期的P-40称为“小鹰”，而美国把P-40系列统称为“战鹰”。P-40各型共生产了13 738架，现保存在博物馆和私人飞机收藏家手中的尚有70余架。在美国大片《珍珠港》中，P-40与“零”式机空战的镜头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4大队在1942年首先得到P-40E，开始向日军争夺失去两年的制空权。1943年底，中美航空混合联队（CACW）在桂林组建，其中中国空军第3、5大队装备P-40E和后机身加长的P-40N。 王光复随战友在驻梁山基地期间，驾驶P-40E在桂林、恩施、老河口上空与日陆航第25、85战队的“隼”、“钟馗”战斗机交手，共击落日机4架，被提升为中队长。除空战外，王光复和其他中美飞行员一样，主要任务是攻击日军机场、仓库和运输船队等目标。1943年10月，他与高又新等率领P-40机队，在常德对地攻击中击毙日军师团长，沉重地打击了日军。1944年9月20日，王光复参加轰炸鄂中羊楼洞日军军火物资仓库的行动，他率领7中队的8架P-40在B-25轰炸机下方护航，刚过洞庭湖，即遭遇日军“隼”式战斗机队的袭击，王光复立即率队上升迎战，此役他击落第5架日机成为王牌。以后，直到抗战胜利前他又击落日机3.5架，总战绩达到8.5架，列王牌第3位。 摘自《兵器知识》2002年1期  1948年底，解放军快要进入北平了。王光复当时奉命准备飞往台湾。临行之前，王光复似乎有某种预感，今后可能很难再见到亲人们了。回到家中，吃完午饭，准备启程。 这一飞走，就是近半个世纪！这一飞行，王光复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远离了他至爱的亲人们。 初到台湾时，王光复先是在屏东港继续从事飞行，接着又在空军参谋大学当教官。此时他尚不知，在大陆已经发生了一件后来直接影响到自己前程的大事，七妹光美在延安与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结婚了。直到王光复的岳母将在上海的纱厂搬到台湾时，王光复才从岳母那里获知此事。 然而，不久后，王光复接到调令，到嘉义飞行队作监察室主任，这时虽然仍可驾机飞行，但已不是本职任务了。又过了3个月，一项新的调令传来：调任空军总部作战科长，但不能再飞行了。1962年，又一件事彻底改变了王光复的命运。他在香港的内弟到了台湾，有人怀疑这位内弟是被大陆派到台湾找王光复的。很快，王光复又接到调令：到史政局担任军事史政组组长。两年半后，王光复申请提前退役。他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活，在台湾办起了自己的顺达贸易公司。这也使王光复成为台湾最早进行对外贸易业务的先驱者之一。 1985年，年近七旬的王光复来到美国达拉斯探望子女们，并在此地定居至今。 2000年5月，王光复再次回到北京。  债券的主图为当时英制的霍克II型战斗机2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发生抗日战争,政府为筹募战争军饷及添购飞机等,首先扩大中国空军,设立[中国航空委员会],办理航空募款购机及推进航空教育,聘请美国陈纳德(ChaireLChennauit)将军为顾问,募集美国志愿飞行员(退役军人),加强中国空军力量.并于民国三十年元月购买美国式P-40战斗机一百架,由志愿队经严格训练后,与中国空军队,一并参加对日做战.民国三十年为购买飞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航空救国卷]分美金百元,美金五十元,美金十元,美金五元四种.以美金伍百万为基本数,十足发行.规定自战争胜利结束后,由财政部在国库收入项下于五年分期抽签偿还.同时由中央银行以战斗机为图案发行伍圆卷法币一种,由英国德纳罗承印,流通市面,[摘录于军用钞票]. 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广西柳州旧机场曾作为“西南空军作战核心”之一，接纳过苏美两国的战机与中国空军一道对日并肩作战.  陈纳德将军(左)和飞虎队队员在一起  飞虎队老兵当年英俊的照片 飞虎队两位美国大兵抓到蛇  霍克-75 柳州肖章龙老人使用了60年的飞机壳做的锅,这是一个用二战期间飞虎队的坠机残骸做的饭锅。  P-40飞机  龙启明：国内唯一健在的飞虎队队员  龙启明老人退休于重庆钢铁集团公司，1923年生于香港的小康之家，父亲是香港华员会会长。1942年，龙启明考取中国航空委员招收的留美空军学员，1943年3月回国投入战斗。 在驼峰航线飞行了2000多个小时后，1944年6月，龙启明等6人被挑选进入由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正式成为“飞虎队”轰炸机飞行员。“飞虎队”即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7月来中国参与抗日，1943年改为第十四航空队。至抗战结束，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军敌机2600多架，击沉或重创日军军舰44艘，击毙日军官兵6万多名。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也因此家喻户晓。  龙启明夫妇和大儿子的合影此时他已加入飞虎队。  龙启明站在滑翔机旁  龙启明和哥哥、父亲的合影。爱国的父亲虽为当时香港英国政府雇员，但是从来不穿西装，只穿马褂长衫。  美国“飞虎队”老战士凭吊抗日航空烈士。柳州机场目前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飞虎队空军基地。时至今日，柳州旧机场仍保留着当年“飞虎队”修建、使用过的跑道、指挥塔和油库等。这些具有相当规模、保存完整的抗战遗址，以及散落在柳州周边地区的战机遗骸(据查有13架之多)，近年来成为了人们凭吊这段历史的重要物证     1922年，修建巫家坝机场，建立航空学校，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机场及航校之一.时任云南省长的唐继尧于1922年邀请刘沛泉等来昆，组织航空处、航空队，设航校。辟巫家壩教场为机场，购美、法等国飞机。1929年云南航空队从北海至昆明，创下当时全国最长航线记录，设有三条省内航线。1937年抗战爆发，航空队迁南京，併入中央航空队。  巫家坝机场跑道  云南航校第三期学员飞行表演 提起滇军，人们知道护国首义、血战台儿庄等壮举，然而，滇军历史上却还拥有过一支在全国有影响的空军。 早在１９２２年春，唐继尧击败顾品珍重新执掌滇政后，看到直、皖、奉等系军阀和粤军竞相建立空军，自然不甘落后。是年秋天，他聘请了一些旅美华侨中的航空人员(以广东籍为多)来滇创立空军，并在香港向美国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处并委任刘沛泉为处长。航空处下辖两个航空队，分别以王狄仙和张子璇为队长，聘请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等为飞行员。航空处设在讲武堂内，辟巫家坝陆军操场为飞行场(这是全国建立最早的飞机场之一，当时国内只有北京、广州、杭州等少数城市有飞机场)，拨出一部分陆军营房为飞机修理场及航空队队部办公室，至此，云南空军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紧接着，唐继尧又决定创办云南航空学校以培养云南自己的航空人员。他任命刘沛泉兼任校长，聘请航空队的飞行员兼任教官并向法国订购战斗机６架供学生飞行实习之用。１９２２年冬天开始在昆明和贵阳两地招生，最后录取了３６人，其中有女生２人，还有朝鲜籍学生４人，航校于当年１２月正式开学。 由于历史原因，唐继尧后来又聘请法国空军上尉阿尔彼得担任航校顾问，法国空军少尉弗朗塞士、准尉马尔丹等为教官，还聘请了越南籍机械技术人员１２人主持修理厂，同时改组了航空处。１９２３年冬天，唐继尧又将航空处改为航空队，任命法国留学生柳希权(字法唐，云南籍，曾留学法国学冶金专业)为队长，柳虽不懂空军业务，但通晓法语，能与法国顾问合作。 １９２５年，留学美、法、德三国的云南人段纬(蒙化即今巍山人，白族)学成回国，段纬在国外主学土木工程(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后又获法国里昂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兼学航空(修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科，毕业于德国老特飞行学校)。唐继尧获悉段纬回国，便于１９２６年委任段纬担任云南航空大队副大队长，旋即升任队长，段还兼任云南航空学校校长和飞行教官，参与培训云南航校的第一期学生，段纬亲自教学生驾驶飞机和汽车。据考，段纬是云南籍的第一个飞行员和飞行教师。 １９２６年７月，云南航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其中有飞行员１２人，其余为机械修理人员。接着又招收了第二批学生４０人，于当年１２月入学。１９２６年１２月，滇南大土匪莫朴率匪众３千余人占领了个旧县城，唐继尧命令军队剿灭。匪部占据有利地形，凭险固守，陆军若强攻牺牲太大，航空队乃派出３架布莱格战机前往助战，担任轰炸任务，对匪部威胁很大，在陆、空军的协同攻击下，莫匪逃跑。这是云南空军自建立以来首次显示其威力。 段之栋（春城晚报） １９２７年秋，龙云执掌滇政，他对培养云南航空人才仍然十分重视，奉行“先储备人才而后充实器材”的方针。１９２８年８月，唐继尧时期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如期毕业，龙云指示航空队继续招收了第三、第四期学生，并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聘教官，委任张汝汉为教育长，李发荣、李嘉明、刘从仁等为飞行、机械教官，他先后向美、法两国订购教练机１０多架，供教学、训练之用。这两期学生先后于１９３３和１９３５年毕业，期间还招收了两期学航空机械?穴以学飞机保管和装配为主?雪的学生，使云南空军进一步充实了力量。 １９２９年夏，龙云为支援黔军李筱炎部打回贵州，决定出兵进攻贵州军阀周西城，这时，被龙云打败后陈兵川滇边境的滇军胡若愚、张汝骥部乘虚回师云南，围攻昭通，进攻昆明。云南航空队奉命参加作战，在昆明北郊和西郊的战斗中，航空队的飞机对胡、张部进行轰炸，协同龙云的地面部队夹击敌手，使其败走滇西。 １９２９年４月，云南商业航空委员会向美国购得４座莱茵客机一架，命名为“昆明号”，由云南航空队派出飞行员刘沛泉、陈栖霞、张汝汉、李嘉明等到九龙机场接收试飞，４月中旬飞往广西北海，在气象不明、飞机设备不全的情况下，又从北海飞抵昆明。这次滇桂长途飞行，航行９００多公里，完成了全国范围内当时最长的一条航线，引起了全国空军的关注，显示出云南空军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之后，云南又接回法制波特斯６座客机一架，命名“碧鸡号”。 在中国，云南空军是建立得较早的一支，比国民党的中央空军建立得还早。这支航空力量建立以后，尽管建制和名称屡经改变，负责官员走马灯似地更换，但规模始终很小，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云南航空队也只有飞机２０余架，并且主要是教练机。但在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３５年的１０多年间，云南航校和航空队共办飞行班４期，机械班２期，培养出航空人员２００多名，其中飞行员和航空机械人员各有１００余名，飞行员中还有１０名女飞行员，这在全国也走在了前列。这些人员除在云南空军服役外，其中的很多人如张有谷、陈栖霞、张汝汉、晏玉琮等都成了北伐空军中的骨干力量。在此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空军，共有５个队，第一队队长晏玉琮，第三队队长张有谷都是云南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一、三两队的飞行员也多系从云南毕业的二、三期学生，云南为中央空军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央航空学校（后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从杭州内迁昆明，在全国统一抗战的形势下，中央航空委员会指派该校副校长蒋坚韧负责接管了云南航空队，并从原云南空军中抽调了张汝汉等３２名飞行员到南京参加抗战，建立了１５年的云南空军就此淡出历史。  墨尼的照片 云南驿是位于滇缅公路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主要在华基地之一。云南驿机场建于一九二九年九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已做过五次翻修。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第三十八站随机场修建而成立，管辖包括机械，油物与总务三股和书记室。直属单位为养场大队，运输队，航空转运队，附属单位则是宪兵队，高射炮连，修建队从事养护工作与空运调度。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洛阳与柳州航校的飞行员迁往云南驿训练三百多名第十三与第十四期的飞行员。一九四一年，日本陆军航空队开始轰炸云南驿，航校生迁离，云南驿再度由第三十八站指挥。次年，美国志愿大队使用云南驿抵挡日军的进攻，飞虎队解散后成为驻华空军特遣队的临时基地，后来第十航空队的第二十五战斗机大队与第二十三运输大队也有进驻兵力，也是驼峰航线的必经之路。该基地经过日本陆军航空队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空袭，不过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依然继续壮大力量，并且对反攻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提供空中支持。一九四八年，第三十八站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云南驿机场至今都被废弃使用。云南省政府决定将此机场改为观光区，以纪念第十航空队与第十四航空队。 驻华空军特遣队介绍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在中国成立美国志愿大队后，陈纳德领导的这支部队在云南与缅甸上空英勇的对抗日本军机。获得了世界各方极高的评价，并被中国报章称为“飞虎队”。一九四二年，美国政府决定扩大美国在华军事力量，因而命令陈纳德与美国志愿大队回归美国军方。美国志愿大队第一中队被改为七十四中队，第二中队被改为七十五中队，第三中队被改为第七十六中队。统称为第二十三大队，隶属驻守印度的第十航空队管辖，所以又称驻华空军特遣队。仍由陈纳德指挥，以保卫大后方与驼峰航线为主要任务。后来，陈纳德又向第十航空队“借”来了第十六战斗机中队与第十一轰炸机中队，并开始了对华南沦陷区的空中打击并支持国军打常德会战。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飞机数量有一段时间盛至不多于美国志愿大队，但是陈纳德下令每次任务都要给飞机换编号与涂装，再加上作战英勇，使日本人认为陈纳德拥有五百架军机，但实际上只有二十九架。一九四三年三月，美国政府给予陈纳德更大的权利，让他指挥第十四航空队，因此，驻华空军特遣队被编入了第十四航空队的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 圣诞节的空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十六中队海兹雷特少校（Major Hazlett）率领六架P-40K小鹰式战斗机从云南昌邑飞往云南驿基地。六名飞行员分别是莱卫汤克兹上尉（Llewelyn Couch），WS布特上尉（WS Bulter），马文金宝上尉（Marvin Kinball），阿诺利普上尉（Aaron Liepe）与罗伯（巴布）雷利斯上尉（Bob Liles）。其它中队队员于圣诞节一大早也会跟随抵达云南驿。 云南驿机场当时有驼峰航线的C-47空中列车与即将进入缅甸实行打击任务的P-40进驻。由于此地占据了地利，所以美国陆军空运总部决定将此地设为驼峰航线的主要基地之一，而且还是一个无法遮掩的基地。这些弱点使陈纳德一直认为这将成为日本轰炸机的目标之一，因此要求在此配署自己的战斗机部队。果真，海兹雷特与他的队友们在日本轰炸前只待了一个安全的晚上。 第二天，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并开始对云南驿，海兹雷特率领一批战机升空追击日机，但是日本轰炸机已经离开，幸运的，地面的飞机没有任何损伤。 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长罗伯史考特（Robert Scoot）晚上赶到了云南驿，并带来了陈纳德要求不得再让飞机停在地面上给日机轰炸的命令。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上七点，他派了两架P-40升空警介，到了九点数量增加到了两倍。到了十一点，至少有八架P-40被史考特派到了天空。这次，日本轰炸机若再回来，决不会白白轰炸机场得逞。 第七十四中队两名飞行员汤玛斯克拉克（Thomsa J Clark）与亚瑟库克斯根（Arthur Cruikshank）于该日执行完腊戊侦查任务后返回昆明时的上午十点左右发现日本双引擎轰炸机出现于萨尔温江附近。他们立刻展开追击，克拉克当场击落了其中一架轰炸机。 史考特在云南驿焦虑的等待，并于下午两点命令剩下所有的P-40起飞迎战。陈纳德告诉他，日本人如果回来，一定会是再与一天前一样的时间回来，也就是两点四十五分。 果真，日本轰炸机经过湄公河，由缅甸进入了云南驿。九架双引擎的九九式重爆击机分成三架编队在十架一式战斗机〔隼〕护卫下侵入了云南驿。第一批与他们交手的是四架由郝派克上尉（Major Hal Pike）率领的P-40型战斗机。它们与护卫战斗机接触，并将他们引离开轰炸机。 史考特与海兹雷特领导剩下的战斗机于数分钟后起飞对付轰炸机，史考特瞄准了第一批轰炸机扫射，并在通过的时候同时击中了那三架轰炸机。其中第二架在他射击第三架时当场爆炸。他后来飞过轰炸机下方，但无法确定战果，因为他正在朝阳光飞行，阳光挡住了他的视线。 其它六架丢了炸弹后离开，基地内无人伤亡，也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P-40继续在天空射击准备撤退的敌机，最后P-40的战果是确定击落十架，可能击落五架，一架受损。两架P-40损失，一名飞行员阵亡。 参与此任务的雷利斯与同是十六中队的罗伯墨尼（Robert Moony）。两人一起进入飞行学校，并且是超级好朋友。雷利斯先进入第七十七中队，然后再进入了十六中队与墨尼在印度会合。雷利斯表示，墨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本来应该与他们一起从昌邑飞到云南驿，但是他的飞机正在换引擎当中，所以他晚了一天抵达云南驿。当十二月二十六日空战开始时，雷利斯看到墨尼降落，墨尼企图增加燃料继续升空作战。他起飞后，准备钻入由派克与海尔雷特领导的机队，他看到一架飞机从后方赶来，那正式墨尼的飞机。 他们俩人同时瞄准左右两旁的“零式”（实际为一式战斗机（隼）射击，然后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墨尼了，因为墨尼被击落了。 雷利斯降落后，有人告诉他墨尼被击落了，因此他上了一辆吉普车开到云南驿西方去看墨尼，他们知道墨尼在哪里，因为中国人已经将地点告诉美国人了。当他们抵达后，一名五十六岁身着黑色衣服的中国老人带领二十到三十名中国人已经站在那里了。 他走过去从中国人那得知墨尼还活着，而且他的左耳上有伤口。中国人告诉他说当墨尼经过他们上空时击落了一架“零式”（九九式重爆击机），但他随后被一架战斗机击落，他在一个中国公墓上空跳伞。不幸的，他的头被一个墓碑卡住而身负重伤，但是他仍然打下了一架日本轰炸机。 他们将墨尼带到一名叫董齐元的医生家中急救，但那名在上海英国学校学过医学的医生告诉他墨尼得到了脑震荡。董齐元在绝望中指着一本书告诉雷利斯他必须去买书上面的瑞士哥尔敏与德国吉佛林注射来挽救墨尼的生命。雷利斯当然愿意这么做，但是其它办法几乎是没有，他知道就算连他们的渥斯医官到了之后都无法医好他，所以他只好同意给予墨尼使用这些药，由董夫人喂食。最后，渥斯医官到了以后，也告诉利尔相同的话，这是董齐元与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他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以大股东身份与当地华侨集资筹建中华飞船公司； 他倾家变卖田产购买4架飞机，支持孙中山扩充粤军飞机队； 他制成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军用飞机； 他殉难时年仅32岁； “飞将军”杨仙逸，香山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父”。 大事记 1910年 杨仙逸和他父亲首批加入同盟会。 1918年 杨仙逸响应孙中山号召回国。 1923年 设计制成中国第一架军用飞机，正式试航及命名典礼在广州市大沙头飞机场举行。 1923年 前往博罗检查水雷时因意外爆炸而殉难。 是杨仙逸去世后，他的本家杨官宇也走上航空界。  杨官宇  周志开周志开，河北滦县人，1919年12月10日出生。早年毕业于济汴高中。1935年6月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7期，驱逐科毕业后在空军第4大任少尉见习官。 1939年12月桂南会战，空军第4大队大部由副大队长郑少愚少校率领开赴广西参战。22日第4大队第22中队由郑少愚与中队长张华威率I-15战斗机8架前往柳州空域巡曳，周志开被编为郑副大队长僚机。接近柳州时第22中队与日机9架遭遇，周志开首先发现敌机，马上将飞机飞向长机振翼示警，并猛指敌机群。郑少愚查觉敌机后即摇翼发出攻击信号，并率周志开向敌机群俯冲。周志开锁定敌2号机，一直逼近到距敌500码时才开枪，日机紧急侧转，侧转时右机腹曝露，周志开瞄准敌机右发动机开枪，却击中日机的主油箱，日机炸成一团火球。日机在遭攻击后四散，郑副大队长与周志开又合力击落一架敌机，这是周志开的首次空战胜利，也是周志开的第一次空战。两天后日军以18架轰炸机空袭柳州，4大队一举击落其中8架，本身毫无损失，创抗战以来空战之最辉煌记录。 桂南会战结束后4大队调回重庆卫戍首都。1940年5月13日，日海陆军组成联合机队186架各式军机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是为101号作战。第4大队与第5大队虽然兵力薄弱不齐，但仍努力迎敌，周志开也在重庆空域继续奋战。6月11日，周志开随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在重庆郊区巡曳，与一队日轰炸机遭遇，周志开首先击落一架轰炸机，随后咬住另一架，连续射击3次均未得手，周志开直接冲入日机编队冲杀，直到子弹打光才脱离。 周志开的座机降落后发现机身有99个弹孔与一个炮弹炸开的窟窿。这次空战受蒋委员长在军委会總理紀念周上提出表扬，蒋夫人并在座谈会上亲自嘉勉。 1942年3月第4大队移防昆明换装P-40与P-43，旋返回四川，周志开也升任第23中队副中队长。10月23日周志开率杜兆华驾P-43双机由双流机场飞往南郑。24日升空巡曳时在城固击落百式侦察机一架。 1943年5月31日，第4大队大队长李向阳率P-40驱逐机8架与美机两架掩护美第374中队的9架B-24由粱山机场起飞前往轰炸荆门机场，李大队长座机中途因故障返航，周志开时任第23中队中队长，乃接手指挥，顺利完成轰炸任务。 1943年6月6日，日军第1飞行团以零式战机14架掩护轻轰炸机8架奇袭梁山机场，梁山机场误认这批飞机是第11大队返航战机，未做准备。第4大队在轰炸聂家河一敌司令部后于中午12时40分降落，日机已临空。梁山机场在毫无准备状况下在地面被敌炸毁驱逐机12架。周志开见敌机临空，急忙冲上座机，连降落伞都来不及系，座舱罩也不及盖上，马上升空，以高超技巧由下而上冲入敌机群。投弹后准备返航的日机队型大乱，周志开打乱敌机群后即将敌3号机击落。随后冲向2号机，此时2号机后座机枪枪口朝天,周志开知道射手已被射杀，乃大转270度掉头猛攻1号机，将该机击落于巴山。随后赶上2号机，顺利将这架负伤的轰炸机击落。日军呈认损失两架97式轰炸机，国军确认了3架战果（残骸为证）。周志开因功升任空军少校，并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上校驻节恩施机场指挥中国空军4个大队及中美混合团近200架军机参战，第4大队也参加炸射任务。早期空军使用方式不当，往往以驱逐机担任战轰任务。在常德会战中第233中队成效卓越，并击落敌机两架，周志开以指挥有方获颁一等宣威奖章。 1943年12月初，常德会战结束。国军侦知日军在汉口集结飞机百架，周志开见猎心喜，要求在调回梁山前对汉口进行一次侦察。1943年12月14日，周志开与第4大队另一位著名的中队长高又新各驾P-40由恩施起飞沿江而下侦察。到了返航时间，只有高又新一机飞返。据高又新宣称，周志开由汉口折返时两机飞散，未有联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全体防空哨对空搜索，恩施、梁山、白市驿机场澈呼叫，均无音讯。是日夜，湖北省政府转来长阳县龙潭坪乡长报告，称我机一架着火墬落于龙潭坪附近山岩中,机身有青天白日国徽，空军57部队出入证。 同日晚，汉口敌电台广播称：“今日12点30分，中国飞机队前来汉口机场偷袭，我地面设备略有损失，我神武飞鹰立即升空与之激烈空战，敌机一架在长江南岸负伤飞逃，我机亦有两架损失”。 周志开少校在与高又新上尉分开后单机直接飞往汉口机场轰炸日机，在地面摧毁日机两架，不幸在数量悬殊的空战中被击落殉国。 周志开在殉国后追晋空军中校，生前确认战果6架（轰炸机5架，侦察机1架），为国军战时驱逐机部队的王牌飞行员。  飞机员张惠长 张惠长,广东中山火炬高技术开发区大环村人。 年幼时随父到了美国，青年时参加国民党在纽约的空军学校。 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侍从武官，参与北伐。 1922年孙中山创立航空局，杨仙逸任局长。 1928年，张担任航空处长，亲自驾机“广州号”环绕全国飞行一周，成功地完成了飞行全国的首创任务。 1935年调往古巴担任公使。 1937年12月回国任中山县县长。 1945年7月，再次担任中山县县长，后到了台湾，不受国民党重用。 1980年病逝于台北。  鲁迅在《“航空救国叁愿》一文中，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请读原文： 航空救国”：航空救国三愿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的救国，好像大家突然爱国了似的。其实不然，本来就是这 样，在这样地救国的，不过现在喊了出来罢了。 所以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 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２〕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 之一道云。 这各种救国，是像先前原已实行过来一样，此后也要实行下去的，决不至于五分钟。 只有航空救国〔３〕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那将来也很难预测，原因是在主张 的人们自己大概不是飞行家。那么，我们不妨预先说出一点愿望来。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 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４〕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 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 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 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 〔５〕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 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 望，是——三，莫杀人民！ 二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申挤·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马占山（１８８５—１９５０）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 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 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 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３〕航空救国一九三三年 初，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 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 券，强行募捐。 〔４〕洋烈士一九三二年二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 萧特（Ｂ．Ｓｈｏｒｔ），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日机六架相遇，被击落身 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四月曾来中国。〔５〕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公开执行卖国投降政策。一二八战争 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 抗”之类的说法，这些都是为推行投降政策而作的掩饰辞。  ……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够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民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１９２１年８月１１日由北京开飞到北戴河的特别航班，同月１５日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当时规定，每星期五由北京飞往北戴河，星期六、日在海滨和长城风景区进行游览飞行，星期一返回北京。邮局也配合航线开办，办理航空邮政。这一条航班，主要是暑期为北京政府官员及外国驻京使馆人员服务，因而只从１９２１年办到１９２４年。 为配合1921年7月1日北京－济南－上海中国第一条航空线正式开通，交通部邮政总局于同是发行航空邮票一套五枚， 面值分别为0.15元，0.30元，0.45元，0.60元和0.90元，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双色凹印制，图案为飞机越万里长城。      第二套航空邮票 1929年7月5日发行第二版航空邮票，面值，图案与第一套相同，只是在机尾将五色旗标记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徽 .  第三套航空邮票 1932年8月29日发行第三套航空邮票，全套10枚，面值除保留角单位外，增加1元、2元、5元三种，票幅改为长方型，飞机型号由双翼改为单翼，财政部印刷局单色凹版印制。  "金马号"水上飞机全国长途飞行念封，免资自杭州至广州，盖1929年11月2日广州到达日戳。  "金马号"第一次粤滇飞行 1929年11月26日广州至云南府，途经广西飞机堕落，邮件大部散失，此封为在飞机残骸中寻回，改由陆路于12月2日运抵昆明。  广东军政府主办军机民用航空 广州－梧州航线 1930年12月1日，广州军机开办民用航空，"珠江号"水上飞机开辟广州至广西梧州航线，随机携带少量邮件，除邮同盖日戳销票外，又加一大一小两枚红色戳记。 大戳：航空处交通科试办两广民用航空大沙头总站图章 小戳：飞机专运  广东军政府主办军机民用航空 广州一梧州航线 广州航空处第八军航空司令部军用专机开办民用航空，1931年1月16日广州至梧州第一次飞行。   1931年1月16日梧州返广州共载邮件414件，此封为其中之一。 中华民国邮政航空邮票 1921年7月1日，中华民国邮政发行了中国第一套航空邮票。当时北洋政府航空署首次开办由北京至济南段航线，并开办航空邮务，特发行航空邮票一套，全套共5枚。邮票图案为双翼飞机飞越万里长城，机尾绘五色旗徽。雕刻版。由格兰氏雕刻，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也称北京一版航空邮票。 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结束，在南京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废除五色国旗，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于1929年7月5日，发行了机尾为青日徽的第二版航空邮票。全套邮票共5枚，邮票版别、刷色、面值、纸质、齿孔度及印刷单位均与北京一邮票相同。1928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因此，这套航空邮票又称为北平二版航空邮票。 1932年8月29日起，中华民国邮政开始陆续发行北平三版航空邮票，其图案为单翼飞机飞掠万里长城。雕刻版。北平财政部印刷局印制。这套航空邮票，直到1937年才出齐，全套共计10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三版航空邮票母模被带到香港，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制，其图案、面值、刷色都与北平三版航空邮票相同，只在“航空邮票”中的“票”字上略有区别：北平三版中“票”字第10笔的一点，与第8笔和第9笔均相连；而在香港印的这批航空邮票则均不相连，为便于区别，故称其为香港版航空邮票。香港版航空邮票从1940年6月20日开始陆续发行，首先发行的是带有篆文“邮”字水印的邮票，从1941年4月21日起陆续发行了无水印的邮票。有水印票和无水印票各一套，全套均为10枚。 1945年10月1日起，国内邮资调整，库存的各版航空邮票已不适用，故将其加盖改值。由重庆中央印刷厂加盖，加盖的面值均为调整后的航空邮资：航空平信国币23元、航空挂号国币53元、航空快递国币73元、国际航空每单位国币100元。在原航空邮票上，仅加盖“国币×××元”字样，因此这套加盖改值的航空邮票被称为重庆加盖“国币”航空改值邮票，全套共计12枚。 1946年5月1日起，国内航空邮资又进行调整。重庆加盖“国币”航空改值邮票均不适用。为此，中华民国邮政于1946年9月10日发行了面值为27元的新航空邮票。邮票图案为DF－4型客机飞行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上空。由上海大东书局上海印刷厂采用胶版印制。这套仅1枚的航空邮票，也常被称为上海版航空邮票。 1948年，物价飞涨，国币频频贬值，邮资也不断加价，原各版航空邮票均不适用，遂将原北平三版、香港版和上海版航空邮票的库存邮票，交由上海大业印刷公司加盖改值。加盖样式有两种：一种为加盖于北平三版及香港版航空邮票上的为长形楷体字“改作×万元”，横列，下方为长框内植阿拉伯面值数字，左、右下角为空心十字形，以掩盖原票上的面值；另一种为加盖于上海版上的楷体字“改作×万元”，位于右方直排，长框内植阿拉伯面值数字，位于左下方，以掩盖原面值。全套邮票共8枚。于1948年5月18日起陆续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4年北洋政府期间，计划开办北京至奉天（今沈阳）航线，由北京顺天时报馆石印了一套《京奉空中邮运开航纪念邮票》，图案为展翅飞翔的鸟、北京天坛和奉天喇嘛塔。全套邮票共3枚。后因故该航线未能开航，这套邮票也未发行。这是中国唯一一套未发行航空邮票（1929年未获准发行的武汉“民用航空纪念”票除外）。 中华民国邮政所发行的航空邮票，还有1949年5月2日发行的航空单位邮票1枚。1932年11月发行的新疆邮政管理局用木戳手工加盖的“限新省贴用”暂作“航空”邮票，全套4枚。1942年11月1日开始陆续发行的加盖“限新省贴用”航空邮票，共3组27枚：一组为木戳加盖红字，一组为木戳加盖黑字，一组为铜戳加盖黑字。从1949年4月至7月间，湘、赣、陕、蓉等地区发行的航空单位邮票等。  １９２０年，张学良的父帅张作霖联合北洋军阀直系曹琨、吴佩孚打倒段祺瑞，瓜分其家底，分得４架运输机、４架教练机，并随机接收了航空人员。张作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多年军阀混战中，逐步认识到空军是新兴军种，图谋逐鹿中原，就要迅速建立空军。于是，于１９２１年初成立了航空处，筹建机场和筹办各项航空事宜。１９２１年夏，两座机库、办公室及宿舍修造完工，沈阳东塔机场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从法国购进２０架飞机。张学良等东赴日本考察航空，观看模拟空战，深为日本陆、空军“装备优良，训练有方，技术先进”所震动。张学良归来后，四处宣传空军威力，并得其父帅赞同，竭力扩充航空处，发展航空业，着手从陆军中挑选飞行学员。１９２３年，张学良受命亲自任航空总办，于是一手创办航空学校，一手扩展航空力量。 沈阳航空学校经过一番筹措，于１９２３年正式成立，张学良亲自兼任校长。从沈阳、吉林、黑龙江招收第一批学员４０余人，聘用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学员和英、法１０余人当教官，教授飞行技术；同年１１月，航空学校正式开学。次年８月，第一期学员毕业，遂将他们分配编入各队。接着，又从军团卫队中挑选了二期３０多名学员，送航空学校学习并于１９２６年８月毕业，仍分编到各队。１９２４年，张学良还从陆军军官中选拔１２人，派往法国学习航空飞行技术,１９２５年回国。他还总结了选派的人员年龄过大、达不到预想效果的教训，因而从亲自建立的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多人中，选拔了２０岁上下的２８人，再派往法国，并由驻法使馆武官任留学生总监。这批学员在法国航空学校受到严格训练，毕业后均获得国际航行驾驶证。此后，又转到法国空军学校，训练战斗飞行，观摩正规空军战斗演练，于１９２７年学业全部结束后回国。１９２６年，张学良还选送４人去日本，学习航空侦察。此前，外派留学航空早已有之，但都没有张学良这样大的规模，连续派出三批，共计４０多人。同时，张学良对留学人员也很关注，待遇由准尉破格提升为中尉，回国时派员到香港迎接，厚望有嘉。 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７日，张学良为东北航空学校题词：“翱翔远驾，御风泠然，隼击万里，鹏搏九天。”  张学良悉心筹措，外派留学和自办航空学校，总共培养了１００多名航空人才，也确实为进一步扩展空军创造了前提条件。他利用这批人才，购买和修配原有飞机，将东北空军正式改编，成立了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５个航空队，拥有５０多架飞机。当时，已经成为中国较突出的一支训练有素、装备比较优良的空军，并且参加了西北、河南等地的实战，为国内外所注目。在此期间，张学良还先后创办了《东北航空》季刊、《东北航空》月刊、《东北航空画报》，以传播航空知识，扩大影响。这在当时国内，也很为鲜见。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亲手策划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张学良承父位，更加致力于空军和航空工厂建设。他下令撤回关内的空军各队，集中训练整顿；撤销航空处，改编为东北航空大队，下设５处、５个队和１个工厂。此间，工厂、空军都发展较快，到１９２９年已能生产机身、尾翼、螺旋桨、发动机架、少量仪表和电子设备、照相器材及其他零件等三四十种航空产品，并附有印刷厂。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完备的。到１９２９年，中苏开战，苏联空军越境，东北空军未能应战，张学良甚为痛心。１９３０年春，张学良把航空大队扩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亲自兼任司令，添购飞机，使之拥有法、英、德各式飞机１０多种，约３００多架；扩建沈阳东塔飞机场，兴建葫芦岛和沈阳北陵两个新机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一夜之间，沈阳沦落敌手，张学良惨淡经营１０年之久的东北航空悉数被日军抢掠。当时，沈阳各机场停有各种飞机２６０多架，还有从捷克进口的１０架飞机散装件、５台发动机、５辆坦克等大量军需物资；已建成和在建的东塔、北陵、葫芦岛机场；航空工厂占地５７ ８２０平方米，建筑物５９座，数以百千计的机器设备、物资等等；多年培养的航空人员、工人纷纷逃避战乱,散失殆尽。 更令人扼腕痛心的是，日本侵略军和日商利用我航空工厂、器材和机场，扩建发展，生产制造飞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还授以“特权”，保证其事业垄断，免除税收和关税。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８日，日本沈阳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简称“满飞”）成立，更大肆制造军用飞机。其总裁声称要“通过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建设在日本也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制造事业”。到１９４０年，“满飞”资金已逾亿，分发动机课、机体二、三课、装配课等，每月可生产多型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几十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满飞”源源不断地生产多种飞机，参加与美国盟军作战；入侵我中华大好河山，屠杀、轰炸我中国同胞。与此同时，张学良建设的北陵机场，也被日本侵略者改扩建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简称“满航”，生产航空产品。刻有“满航”字样的石碑，现已作为历史的见证，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航空苑陈列展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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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长陈庆云
张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