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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社员到大队会计 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那时正值三夏(夏收、夏种、夏购）农忙季节，割小麦、打场、整地、送粪、插稻秧、都是季节性很强的农活。天蒙蒙亮时，大街上清脆的哨声就此起彼伏，然后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到街头集合，上工，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五指才收工。 那时的战斗口号是“苦干加巧干，地头两顿饭，白天跟着太阳走，晚上围着月亮转。”白天割了一天小麦，累的腰酸腿痛，晚上还要打场或送粪，日夜连轴转。在生产队里，没有同情和怜悯，只讲“同工同酬”，什么年龄干什么活，干什么活拿什么工分。 我刚走出校门，才十九岁，农活尚不熟悉，力气也不够，但队长不管这些，对我与其他青壮年社员一视同仁，安排我推车子。白天刚干完活，累的我腰酸腿痛，晚上还要接着打夜班往三里之外的“公路西”送粪。一人一辆手推车，自装自卸，无人拉车。一支十几个青壮年组成的队伍，在皎洁的月光下蜿蜒一条长龙，延绵二三里。从晚上直到东方泛出鱼肚色。 上半夜还勉强支撑住，可到了下半夜就深感体力不支了，尤其到了黎明时分，又饿又累，身上的衣服早就湿透了，但不能擅自停歇，坚持到早晨收工，各自回家简单往口里扒拉了点饭，倒头酣睡。还没有睡醒，下午又要上工了，身体处于极度疲劳状态，但又无可奈何。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我不甘心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度此一生。我暗暗为自己的前景规划设计了四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先当团小组长，再由团小组长提升到团支部书记，再提升到党支部副书记，继而再提升到党支部书记，最后提升到公社干部。 第二条道路：当兵提干。通过当兵入伍提干得到发展。 第三条道路：当民办教师或大队会计。 第四条道路：外出打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时叫“盲流。” 在农村，还有一条就是家里有外出当工人的盼望顶替，那个对我毫无关系。除了这四条途径外，别无任何选择。 我心里确定奋斗目标后，便开始实施。 那时大队唯一的舆论宣传阵地就是广播喇叭和黑板报。我每天出工时带着笔和纸，趁休息间隙将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写成稿子，交给来巡视的广播员。 生产队集体劳动一般上午歇息一次，下午歇息一次。歇息时，由队里安排专人到田间地头送开水，汗流浃背的社员们早已干渴难耐，见到水来了，都争先恐后抢水喝。我为了尽快赶写出稿子，不得不放弃抢水的时间，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喝水罐就见底了。但当听到大队的广播喇叭里播放出自己合着汗水写就的稿件时，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和自豪，疲劳和干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大队党支部对我逐渐有了好感，三夏结束让我担任了团支部副书记，负责广播室和黑板报的宣传及团员纳新工作，半脱产。 正值农业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其中扫除文盲是普及大寨县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作为村里的小文化人被受命于民师负责人，要求在一个冬季扫盲达标。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意义非同小可。大队为了加大力度，与我所在的小队长打了招呼，不准干扰扫盲运动，否则，以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论处。 我带领三名民师在学校配合下，紧锣密鼓地下办起了夜校。每天晚上，在学校的教室里点上汽灯，教青年文盲识字。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开课前先领唱革命样板戏。白天就教壮年文盲认字，由所在生产队计公分。即使这样，他们（她们）因年龄关系还是不爱学，强调种种理由逃避上课。只能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劝导她们，什么要服从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什么要把这件事当作政治大事来认识云云不一而足，连哄带蒙把他们（她们）说得云里雾里才勉强留下来。但是，头一天学的，第二天就忘了，让人哭笑不得。 经过一番含辛茹苦地努力，保质保量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一举夺得烟台地区（当时即墨县属于烟台专区）第一名，由区委书记亲授锦旗一面，我们为大队争了光。 大队党支书发现我有点魄力，接着又交给我第二项更为复杂棘手的工作——划成分。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初，即墨县只划出了地主、富农、贫农和中农，没有下中农。这次上级要求要从中农中划出下中农来。下中农是介于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成分。为了此项工作有序进行，村里首先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个组织必须是根子正的贫农组成。经大队党支部研究选定了七人，其中六人是贫农，还有一人就是我，我出身中农，论成分不如他人优势，但我能胜任文字工作，写写画画的工作没有一个能拿起笔来人怎么行啊？何况给领导留下的印象并不差，所以，我成了这个组织的头儿。 大家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将历史档案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将每家每户像梳篦子一样梳理了一遍，谁家解放前几亩地几头牛雇佣过长工和短工都一一查实，然后按标准对号入座，工作量相当大。经过几个月的昼夜奋战，大家齐心协力终将任务顺利地完成。 我一连完成了两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任务，赢得党支部的一直好评。经过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将我调到大队办公室当会计，兼贫协副主任和团支部副书记，全脱产。从此我不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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