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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德国现代化历程，教育改革始终处于先行地位。德意志邦国时期，普职教育双轨分流对提高全民教育素养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现代化大学发展催生了科技文化知识的全面普及；德意志帝国时期，依托新兴产业开设各类技术学校，发动社会力量多渠道投资办学，为推进工业化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现代德国时期，双元制职业教育打通人才培养与就业通道，促进了“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从源头提升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力。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建设满足各类人才需求的大国教育体系，推动逐步减弱的人口红利转化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优势，以更加昂扬向上的国民精神、繁荣发展的科技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德国现代化与教育改革互动历程 19世纪伊始，当英法第一次工业革命接近尾声，德国才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但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已全面赶超英法，崛起为欧洲头号强国。进入20世纪，德国在两次战败后依旧表现出极强恢复力，重新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从“山寨大国”升级为“制造业强国”。德国现代化在曲折中前进的背后是始终处于先行地位的教育改革，不仅培养了具有重要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培训了支撑制造业追赶跨越的工匠队伍，为德国锻造了不轻易为外部冲击打乱击垮的大国韧性。 德意志邦国时期：实行普职教育双轨分流，引领现代化大学发展先河。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长期处于邦国林立分裂状态，为在列强环伺之中争取生存空间，极为重视通过教育手段提升自身实力。1538年人文主义思想家斯图谟建立第一所文科中学，首创分年级教学形式。1559年维滕堡公国颁布第一部义务教育法，向全民普及初等教育。19世纪初，面对民族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双重夹击，普鲁士容克贵族意识到必须通过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壮大国家实力，由教育部长洪堡开启了两项重大国民教育改革：一是不分贵族平民强制普及初等教育，在中等教育阶段引入职业教育，建立普职分轨制教育体系，让不同阶层群体自由选择教育方式；二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提倡教学与科研并重办学理念，由哲学院带头从事科学实践活动，发展出了世界首个研究所、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 德意志帝国时期：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创办各类院校，开发高水平知识技能人才。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全民受教育水平远超于欧洲各国，国家实力迅速崛起，相继并吞除奥地利之外的其他邦国，完成德意志民族统一。为满足工业化所需人才，鼓励公私合作开设工艺学校、职业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发动企业参与技术研究和人员培训，出台企业学徒必须接受教育培训规定，极大推动了教育资源、人力资源与产业需求的匹配。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已从“追赶者”变成“引领者”，电气、化工、造船、钢铁、铁路、机械等工业发展水平跃居全球领先地位，医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力学等科技研发成果远远甩开英法，涌现出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经济学家马克思、李斯特、瓦格纳，文学家歌德、席勒，数学家高斯、黎曼，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波恩、普朗克、洛伦兹，化学家李比锡等一批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世界级大师。 现代德国时期：大力发展双元制职业教育，从人才培养源头提升制造业水平。德国作为后发国家也经历过仿造英法的“山寨阶段”，主要依靠廉价销售扩张市场份额。1887年英国修改《商标法》，特别要求所有进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产品必须注明“德国制造”。为扭转产品“价廉货次”低端形象，德国也从教育层面思考如何提升制造业工艺水平，陆续出台《职业教育法》《劳动基本法》《培训员资格条例》《职业教育促进法》等系列法律法规，立法确认校企合作、行会参与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双元制教育让企业与潜在员工在教育阶段建立联系，员工既在学校接受理论学习、也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通过提供训练有素的师资与直通就业的教育实践平台，确保教育内容与技能培训同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同步，让员工得以精益求精提升专业技能，企业把提升竞争力重点从价格转移到经营、技术与工艺水平。 二、对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的启示 现阶段我国面临区域、城乡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教育公平性、差异性问题，劳动力供给出现总量下降、成本上升、技能供需错配困境，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迫切需要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大力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建设向世界一流看齐的高等教育，也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形成满足各类人才需求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构筑支撑大国韧性的人力资本新优势。 一是打造吸引集聚全球顶尖人才的战略性平台。正是普鲁士时期建立起现代化高等教育与基础科研体系，网罗全德意志民族乃至全欧洲顶尖人才代代传承，造就了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对英法“弯道超车”。面对当前发达国家对我国在前沿科技、人才乃至教育领域有形或无形封锁，借鉴德国学习追赶阶段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发展经验，依托科技研发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更加优良治理，大力建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性平台，营造重视基础科学、原始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浓厚学术氛围。 二是把职业教育作为培育大国工匠的国家战略。发挥企业市场化办学优势，与产业高度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德国制造”保持长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动员多元社会力量参与职业院校办学，推广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教育，支持企业以行业协会方式开展产教融合试点，完善职业技能评定等级标准，让职校学生既能获得专业学历学位证书，也可考取市场认可度更高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实现面向全民教育公平，将普职教育分流提前到义务教育中学阶段，同步搭建教育分流后自由转轨通道，确保在教育选拔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拥有更多选择机会。 三是构建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人才评价机制。针对职业教育边缘化地位，要突破现有高等教育学位体系限制，探索更多“专业学士”“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学位，发展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学位体系，促进普职高等教育的等值互融。建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激励体系，各地政府制定人才计划不应设置歧视性条件，要打破“唯学历论”“唯文凭论”“唯出身论”，让技术技能人才与其他领域人才享受同等待遇。人才开发理念应从“重引轻育”转向“引育并重”，减少直接补贴对人才要素流动扭曲，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营造公平竞争人才发展环境上。 四是激发普罗大众对科技文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学与文化有着紧密的互为支撑和相互影响关系，引领时代的重大科技创新往往要有打破常规的惊人想象力。德国现代化大学起步发展就是由哲学院带头从事科学实践活动，衍生出众多现代科学分支，开启了后续群星璀璨的大师时代。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悠久与文化资源丰富优势，鼓励不同领域人才跨界交流、大胆创新，大力培育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与战略科学家，促进科技与文化相互启发和全面发展，形成科技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双轮驱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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