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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蒋介石和他的智囊们精心策划，调集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总共30万人马，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全州、兴安、灌阳三县交界的三角区域内。 然而，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五个昼夜，终于突破了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封锁线，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的罪恶企图。 这是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以来打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烈的一仗，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经过湘江战役，加上此前通过第一、二、三道封线的损失，锐减至3万余人，所带辎重亦损失殆尽。  特别是红三军团第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这是中共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损失。 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溃不成军的队伍，负责人博古感到责任重大，痛不欲生。 他深知眼下红军的危急处境跟自己有关，但又无法挽救这一切，竟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担心，害怕中国的革命事业会毁于自己手中 《聂荣臻回忆录》曾叙述说，博古越想越感到恐惧和害怕，痛苦地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慢慢举起来，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恰巧，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由此经过，连忙大声制止：“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  把博古手中枪夺了过去，然后语重心长地劝慰：“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 是啊，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他才27岁，还非常年轻，更缺乏经验。 也正是因为“没有经验”，才会人为地将战争这架绞肉机安置在湘江两岸，使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李德虽不会举枪自尽，但也是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毕竟在“最高三人团”中他是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 但这位洋顾问自命作战一贯正确，于是他又要诿过于人了。  别看李德指挥打仗不成，整起人来却颇有一套。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李德就怂恿博古以黎川失守之责，“问罪”红七军团政委萧劲光。 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博古大搞“惩办主义”，将没有按他们要求修碉堡工事的红14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撤职查办。 如今，湘江惨败，李德又要拿谁开刀？ 这时，奉命在湘江东岸阻击敌人的红九军团第22师被打垮了，只有师长周子昆带着十几人突围出来。 见周子昆“临阵脱逃”，李德厉声指责，粗暴地训斥道： “你的部队呢？没有兵有什么脸逃回来！部队给带垮了，自己的老婆倒带着！” 原来，红军长征时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已怀孕八九个月了，本来安排她留在苏区。  但曾玉死活就是不肯，竟偷偷跟着部队走。后来在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婴儿的头刚出来就遇到敌人袭击。 三个人抬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曾玉，一个抬着婴儿的头，继续赶路。 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曾玉产下了一个男婴，因找不到人家寄养，只好把孩子包好放在路边的草丛里等待过路的老乡来捡。 可是，李德却为此将周子昆痛骂一顿，并命令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处置。 但已经没有人再听洋顾问的“瞎指挥”了，警卫班的战士们都站着不动，连博古也默不作声。 恰好伟人在场，就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 伟人与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振作精神，吸取教训，继续好好带头打仗。 事后，李德暴跳如雷，攻击伟人“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滚滚东去的湘江，漂浮着众多红军将士的尸体，一度阻塞江道，染红江水。 战争是如此的残酷和无情，使红军指战员的心情异常沉重，交织着悲恸、惆怅，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红军将士不英勇？ 古往今来，又有哪支军队能像红军一样，穿着破衣烂衫，吞咽着任何可以裹腹的食物，带着伤痕和病痛，面不更色地向着茫茫无际的万水千山。 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手持简陋的武器，呐喊着、勇往无前地冲向敌阵。 在湘江两岸敌我反复争夺的阵地上，到处可见牺牲的红军将士与敌人的尸体滚抱在一起，鲜血把一个个山头都染红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红军遭受如此惨败？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渡过湘江后，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战员都在反思这场刚刚结束的血战。 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出奇地一致： 红军的指挥出了问题！掌握红军指挥大权的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德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军事家们的话。 这些对于绝大多数在战火中锻炼成长起来而没有喝过洋墨水的红军指挥员来说，许多是闻所未闻的，因此在开始时确实蒙蔽了不少人。 红军将领也许确实没有李德对外国军事理论知道的那样多，但是他们所具备的实战经验却是只会空谈的李德所没有的。  他们会鉴别，会比较，李德所兜售的那一套洋玩意儿同伟人的战略战术孰优孰劣，事实将作出明确的回答。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所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 仗倒是打了不少。然而在李德所标榜的“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红军没有一次战役能像伟人、朱德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几个师。 相反，红军没有占得任何便宜，连遭损失，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最后不得不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一次次血的教训终于擦亮了红军将士的眼睛，过去对李德的期望被如今的失望所取代，过去的迷信被如今的质疑所取代。 湘江战役后，他们不再沉默，坚决主张端正党的路线，恢复伟人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此时此刻，患恶性疟疾刚刚病愈的伟人，也站在如血的阳光下，站在充满血腥味的湘江边，久久地注视着满江血浪，一字一句地连说三遍：“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2月3日，渡过湘江后的军委纵队来到坐落在三面环山、背靠资水的油榨坪。 油榨坪依资水东岸而建，是一个有着两三百户人家的村镇，在茫茫无际的桂北大山区里，算得上是个热闹繁华之地了。  红军总司令部临时设在靠近资水边的一个小地主家里，参谋们正在忙碌着。 各军团的伤亡情况陆续汇总上来——伤亡、失踪人数高达五万人。 虽说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份统计数据摆在“最高三人团”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面前时，四人还是震惊了。屋里一片沉寂，仿佛空气都凝固住了。 朱老总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哪！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 在一旁休息的洛甫和伟人听到朱德的话语，连忙过来看报告。 洛甫对李德和博古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总结一下了？”  伟人生气地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 朱德、毛泽东和洛甫的话代表了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 12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油榨坪红军临时总司令部发出《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规定： 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的直属队，撤销师、团的后方部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编余人员一律补充连队，立即检查、抛弃或销毁不便携带或不必要的东西。 在血的教训面前，红军的最高领导层终于痛下决心，要砸烂“轿子”，甩掉包袱，轻装前进了。 但红军要走出当前的困境，光轻装和缩减非战斗人员是不够的，还要寻找到一个立足之地、容身之处，以便站稳脚跟，而后蓄势反击。  在这一点上，“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到哪里去呢？ 李德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不变，博古早已六神无主，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意见来。 凭直觉，周恩来感到这是一条绝路。毕竟与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他太了解这位“校长”的为人了。 湘江一战，红军破网而出，蒋介石岂肯善罢甘休，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说不定正在构筑第五道封锁线。 周恩来的直觉一点儿都没错。 早在半个多月前，南昌行营的智囊们就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制定了在湘水以西歼灭红军的作战方案： 刘建绪指挥第一兵团；薛岳指挥第二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向湘西开进。同时严令桂军继续尾追，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北进湘西北的途中。 刚经历湘江惨败之痛的中央红军又将面临着新的生死考验。 除了选择一条正确的进军路线外，还要有一位优秀的统帅带队，这位统帅要能率领这支刚刚经历惨败之痛的队伍重塑信心、战胜强敌。 这位统帅又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审时度势的指挥力和左右全局的决策力。 残酷的事实早已证明：无论博古还是李德都不具备这种能力。 那又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在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关头，伟人终于挺身而出，谨慎地在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 首先争取的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28年，王稼祥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 1931年4月到中央苏区，相继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批评伟人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 王稼祥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和肯定伟人，并直言不讳地说：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尽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圈里的成员，但他的意见还是被会议主持者所拒绝。 会后，伟人被解除了兵权，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军，从前方调到后方，专做地方政府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被敌机炸伤，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 由于红军医疗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切开引流。因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 王稼祥在养伤期间，伟人染上恶性疟疾。两人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空房里，朝夕相处，感情自然增进了一层，交谈也更投机了。 长征出发前，他俩还共同设计、制作了“特制担架”。这种担架由两根长长的竹竿和绳网组成，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 上面还有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有点像南方江河里的船篷，既防雨淋又防日晒，躺在上面睡觉休息都很舒服。 迢迢长征路，悠悠担架情，提供了伟人和王稼祥互通心境的机会。 伟人争取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张闻天。 张闻天，原名张应皋，又名张荫皋，笔名洛甫。1900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1920年留学日本，1922年到美国勤工俭学。 1925年6月加入中共。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 1934年初，张闻天替代伟人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临时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与伟人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深入了解伟人的机会。 4月，张闻天与伟人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伟人合作的开始。 8月，中央首脑机关集中的沙洲坝遭到敌机轰炸。中央紧急磋商后决定，将中央机关全部迁往瑞金城以西30里以外的梅坑。 这样，伟人和张闻天一同住进了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面对广昌战役的惨痛失利，张闻天向伟人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的不满。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伟人、王稼祥都编在军委第二纵队（“红章”纵队）里。伟人、王稼祥坐担架，张闻天骑马，没有战事的时候，白天养足精神，晚上彻夜长谈。 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 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洛甫较多地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伟人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军事路线的错误与危害，阐述自己的主张。 伟人、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当时，红军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手里。按照博古的话说，“遵义会议前，三人团处理一切”。 要想挽救危局，就要首先结束“最高三人团”的政治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 于是，“中央队三人集团”准备向“最高三人团”宣战。 12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然后北上，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 第二天，刚刚休整两天的红军又踏上了漫漫征途，主力兵分两路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 这一地区山岭连绵，道路崎岖，尤以越城岭（俗称老山界）最为险峻，行军异常艰难。 老山界是中央红军远征以来面对的最高也最不好翻越的大山，嵯峨奇异的怪石直插云霄，威严而又神秘。 伟人感慨万千，一时诗性大发，写下了三首《十六字令》：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成犹酣。 山，刺破青天铐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在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直接听到伟人对“最高三人团”指挥的尖锐意见，并坚决反对继续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伟人建议，红军应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随后，他又直接或间接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意见，与伟人的意见大体一致。 后人在评说周恩来时，认为他温良恭俭谦让献身之风采，绝对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尤其难得的是，他身处高位却无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往往把成就让给别人，而自己替人承担责任。 也正是“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量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局的角色”。 因此，当周恩来听到这些意见时，立即意识到这代表了全军指战员的想法，不可等闲视之。 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原定计划，如果要改变必须由中央集体研究决定。 11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占领了湘西南重镇——通道县。 通道县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是侗族聚居区，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 它东依湖南邵阳，北靠靖州，西邻贵州黎平，南接广西龙胜三江，为湘、黔、桂三省六县交界之地，人称“一脚踏三省”，是个名副其实的“通道”。 12日，中共中央在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只有7个人。 除了“最高三人团”外，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和许久未在中央会议上露面的伟人。 会议首先通报了敌情：国民党“追剿”军第一兵团正向通道方向进逼；第二兵团薛岳部先头已抵达洪江，桂军开进至马蹄街一带，黔军到达黎平一线。 此时，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势必陷入数倍于我且以逸待劳的敌军包围圈，有全军覆灭之险。 然而李德、博古仍不顾客观实际，坚持原定计划。 何去何从，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 危急关头，伟人根据当面军事态势，在通道会议上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适时在川黔边创建苏区。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偏僻山区。 统治它的是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人称“双枪将”的王家烈。 当时，黔军第25军共有5个师，却分属4个派系：王家烈指挥第1、第2师，15个步兵团及特务团、山炮团各1个； 副军长侯之担指挥教导师，下辖4个旅8个团； 副军长犹国才指挥独立第1师，下辖2个旅6个团； 师长蒋在珍指挥第3师，下辖2个旅4个团。 从表面上看，黔军人数不少，但编制复杂，派系林立，装备不整，缺乏训练，而且黔军上至军长下至伙夫，人人吸食鸦片，号称“双枪兵”，战斗力极差。 军纪太坏，每到一处都要大肆抢掠，“军行所至，鸡犬不留”，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伟人力主红军转兵入黔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正忍受疟疾折磨的李德在听翻译讲完伟人的发言后，愤然退席。 会议继续进行，王稼祥忍着伤痛从担架上抬起身子说：“我同意老毛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 随后，张闻天、朱德表态支持伟人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表示同意。 只有博古仍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他也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最后还是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当晚19时30分，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将只开了一天的通道会议称为”飞行会议”，以发泄内心的不满。 然而，短促的通道会议却意味深长。这是从宁都会议以来，伟人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红军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的行军路线，从而避免了再次钻入蒋介石布好的口袋阵里，遭受全军覆灭的危险。 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开始西进“夜郎国”的故土——贵州。 这个贫穷偏僻的山国顿时处在九级风暴的震撼之中，而处在冲击中心的自然是“双枪将“王家烈。 王家烈 王家烈，字绍武。国民党陆军中将。1893年生于贵州桐梓。自幼熟读圣贤之书，还曾教过几天私塾。 但大丈夫生于乱世，自然要创立一番大事业，于是便投笔从戎，与周西城等几个桐梓老乡结为至交，开始耍枪杆子。 1914年，王家烈入贵州陆军步兵第6团当兵。次年8月，入黔军贵阳模范营学习。 护国战争中，任陆军第1混成旅步兵第2团少尉排长。后入贵阳讲武堂学习。1918年参加护法战争。 时任第1混成旅营长的周西成为培植个人势力，大力提拔同乡，王家烈升任连长。 随着桐梓派势力的不断壮大，王家烈步步高升，官运亨通。 周西成 1922年，周西成任黔军旅长，王家烈任营长，旋升任团长。次年初，周西成率部入黔，占领遵义，王家烈升任旅长。 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军务会办，王家烈升任第25军第2师师长。 同年6月，周西成任贵州省省长兼第25军军长，掌握了贵州军政大权。 这时，王家烈觉得自己跟随周西成多年，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心怀不满。 为了吞并周西成这一股割据势力，蒋介石屡次挑起贵州内部和滇黔两省的战争。 1928年冬，国民党第43军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回黔倒周。周西成阵亡，按资历、按战功都应由王家烈继任省长和军长之职。 谁知事出所料，桐梓系中的另一个拜把子兄弟、副军长毛光翔捷足先登，接任贵州省主席，并兼第25军军长。 毛光翔 王家烈虽升任副军长，心中却是愤愤不平。 就像当年在粤军中扶植陈济棠一样，蒋介石又开始在黔军中寻找扶植亲蒋势力。这次，他选中了王家烈。 王家烈果然不负蒋委员长“重望”，没过多久便赶跑了毛光翔，把持了贵州省党政军大权。 如愿爬上了“贵州王”宝座的王家烈，唯我独尊，终日沉溺酒色，不理政事。 王夫人万淑芬乘机干预军政，很快掌握了8个团的兵力，并在黔军中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铜仁县同乡，形成铜仁派。 这样，桐梓派与铜仁派之间相互争权夺利，斗争日益激烈。王家烈对此不闻不问，放任自流，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横行，税收多如牛毛。 《伟大的转折》中的王家烈 贵州百姓陷入深重灾难之中，怨声载道。有人还专门做了一副对联进行讽刺： 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如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国民万税。 当时，贵州盛产鸦片，黔军军纪败坏丄吸食鸦片成风，一人一支步枪、一支鸦片烟枪，号称“双枪兵”，王家烈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双枪将”。 对共产党、对红军，王家烈不并陌生。在国民党将领中，他也算得上是一位“剿共”老手了。 早在1927年9月，王家烈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伟人领导的秋收起义军。 但他还未同起义军接触，就先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因争夺地盘打了起来。毕竟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结果被湘军扫地出门，狼狈地退返回铜仁。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介石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苏区。 由于他“出兵积极，会剿有功”，深得蒋介石的欢心，旋即升任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王家烈又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7军。 1934年12月，王家烈在思南正部署追击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时，接到蒋介石由牯岭发来的电报，称：共军似有入黔之模样，请严密防堵。 对于中央红军此次大举入黔，究竟顶不顶得住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因为在中央红军之前，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已在一个多月前挥师入黔。王家烈率部亲自堵截，尝够了苦头。 该部不过八九千人，尚且如此难以对付，如今红军的大本营数万人一齐来到贵州，如何能够招架得住呢？更何况贵州内部派系林立。 当时，犹国才割据盘江，侯之担割据遵义，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 他们对王家烈口头上表示拥护听命，但实际上名为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的王家烈竟然不能直接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 王家烈真正能直接调遣指挥的，不过2个师5个旅。就凭这点儿兵力，怎能与中央红军相抗衡！ 王家烈暗暗叫苦不迭，看来自己辛苦经营的贵州地盘，这次是肯定保不住了。 而且更为复杂难办的是，他既要防堵红军，又要时刻警惕自己的上司蒋委员长。因为委员长的中央军，必会乘追击红军之势进入他的地盘的。 这次，王家烈的判断非常正确。 当闻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转兵贵州，蒋介石真是又气又恨又喜。 气的是，在他眼中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的红军竟然突破了数十万国军铁桶般的包围。 恨的是，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等地方军阀拥兵自重，采取“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谁也不愿猛追强堵，致使他的“剿匪“大业功亏一簧。 喜的是，红军选择贵州作为进军方向。因为贵州遍地穷山恶水，久居不易，同时这也为他染指大西南，结束割据局面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当时在西南，势力最大的军阀只有三人：刘湘、龙云、王家烈。三人中与蒋介石关系最好的当属王家烈。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王家烈扩军备武，仅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便新组建了几个团，武器装备也焕然一新，势力大增。 随着武力的增长，王家烈的野心也不断膨胀，认为自己羽翼丰满，便公开与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毛光翔决裂，希冀入黔主政。 1932年春，在蒋介石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王家烈率所部兵马由洪江直趋贵阳，没费吹灰之力就迫使毛光翔交印让权。 蒋介石自然乐意做这种顺水人情，随即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 独揽贵州大权的王家烈，渐渐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王家烈深知，蒋介石已经觊觎贵州多年了，而贵州地贫人稀，要想在军阀割据混战不断的动荡中求得自保，坐稳“贵州王”的宝座，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充实力。 于是，他一面大量将贵州盛产的鸦片烟运出，换取武器装备扩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粤桂黔三省同盟，暗中反蒋。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没过多久，蒋介石就获知了这一密约，自此便视王家烈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夺取贵州。 在西南军阀中，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 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有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 龙云 王家烈的黔军成军最晚，虽说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 伟人选择打击对象时，总是强调先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王家烈对蒋介石翦除异己的伎俩早就见识过，但对他图黔决心之大，却始料不及。 眼见红军大举入黔，王家烈的确是又惧又怕，深感以他势单力薄的“双枪兵”阻止红军主力在黔境内纵横，无异于登天。 更令他畏惧的是薛岳率中央军长追入黔，这将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权力，因为蒋介石早就对贵州垂涎三尺。 不过，这时王家烈心里还存有极大的侥幸，红军不会来吧？贵州地贫人穷，可能不会为红军所注目。 王家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伟人在通道会议上的一个妙计，把他的梦幻击得粉碎。 红军大举入黔，蒋介石严令王家烈防堵，电文中有“务必摒弃境域观念，戮力同心，莫使共军立足斯土”之语。 在王家烈看来，蒋介石这段话颇有用意，简直就是专门针对他的良苦用心而言的。 这也使他进退两难：听命防堵吧，黔军不堪一击；不听命吧，薛岳的中央军来了更有好戏看。 且说王家烈一面望眼欲穿地盼着援军的到来，一面召集侯之担、犹国才、何知重、柏辉章等黔军将领到贵阳开会，商量对策。 会议在黯淡、慌乱的气氛中进行。 虽说这些将领平日里各自拥兵自重，相互间矛盾重重，但现如今面对可能的双重压迫，经过一番争吵，还是很快达成了共识： 一切以保存地盘和军政大权为目的。红军若来，即釆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的方式，尽量避免冲突；若不能避免时，则退避三舍，让其通过，以图自保。 王家烈能在军阀多如牛毛的贵州当上省主席，呼风唤雨，自然也不是一个酒囊饭袋。 在部署防堵时，他又留了一手，把和他有隙的侯之担、犹国才部署于乌江两岸，心想让他们先抵挡一阵再说。 自己的实力则置于紧挨广西的黔东南，坐观形势。如若堵截顺利，出击不晚；如若不顺，可与关系素好的桂系联系，以退其身。 他的想法倒不错，可惜只是一厢情愿。 部署完毕后，王家烈同犹国才率军部指挥所人员，由贵阳出发，没走多远就接到侦报：中央红军已攻克贵州黎平！ 王家烈叫苦不迭：“共军来得好快呀！” 位于黔北的黎平城，四面环山，黔军周芳仁第4旅的1个团及附近各县民团在此驻守。 12月14日，红3团进抵黎平城郊。别看黔军平日里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可在英勇的红军将士面前压根儿就不是对手。 眼见红军兵临城下，早就吓破了胆，当即弃城而逃，一口气退至大坡顶，固守待援。 红军毫不费力地进占黎平，一下子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武之地，赢得了主动。 这时，各路敌军远离红军约三天的路程，红军在两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中第一次获得了休整的可能，同时也为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赢得了时间。 得知消息后，王家烈昏了头，做出了一个令他后悔终身的决定——致电南京政府，“恳请到湘各军及桂军入黔”。 教过私塾的王家烈竟忘了中国有句古训：“饮鸩止渴”。他的“请军电”给自己闯了个弥天大祸。 蒋介石早就把“追剿”红军作为进入地方势力派实力范围的敲门砖，接到此电自然喜上心头，当即密令薛岳： “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截击，并据贵阳。” 薛岳心领神会，不管王家烈的“请军”是真是假，令所部以急行军速度长驱直入贵州。 从此，王家烈便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红军把他当“弱敌”打，蒋介石拿他当“软蛋”欺。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内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伟人、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各军团指挥员列席，而李德自称“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 博古代表李德发言，仍坚持沿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原定方针。 伟人表示坚决反对，在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黔西北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致赞成伟人的建议，进军黔北。 经过激烈讨论，绝大多数与会成员同意伟人的主张，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争取了主动。 会议结束后，出于对军事顾问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把决议送给李德过目，并顺便探望正受疟疾折磨的“洋顾问”。 李德看过译文后，很是恼火，与周恩来大吵起来，提出许多责问。涵养极好的周恩来忍无可忍，顶撞了李德。 黎平会议集体决定否定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接受了伟人的正确意见，挥戈西指，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也是伟人正确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伟人又开始参与军事领导和指挥了。 1934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1934年无疑是凝重而惨烈的一年。 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伟人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即将重新占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扮演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重要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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