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主动权的秘诀

大前天，就是周六写的上证指数的文章，因为点出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应了几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有几个重要的数字串在了一起，因此可能涉及敏感话题，所以被后台删掉了。

只是不管被删，还是不被删，都不影响我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吗？

所以这一篇继续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今天学习的重点是意识的主动性。

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中，有一条始终始终贯穿的主线，就是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要时时想着把握主动权，在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要把握住主动权，在失去主动权的时候，要想着拿回主动权。

从战略和战术上讲，即使我军处于战略退却地位，也必须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抓取主动权，在退却时不要忘记防守，而在战略防守之时，又时时刻刻不要忘记找到有利时机采取进攻！

这段话表面上看是在说打仗的事，但我们应该把这段话理解为一种思想，这样便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平时生活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

今天这一篇从时间上，是接着上一篇《毛主席，为什么一直被称为毛主席》，在赣南会议之后的1932年10月，有一个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后，毛主席去长汀“疗养”了。

第四次反围剿很快就开始了，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次反围剿是胜利的，而当时毛主席是没参与的，但是由于毛主席在疗养之前，已经与周、朱一起制定好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计划。

所以虽然毛主席本人不在，但由于他的思想还在，战略应对方针还在，所以这次反围剿的结果还是好的。

1933年1月，博古来到了中央苏区，苏区红军的悲剧从这时正式开始了，因为他代表的是王明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

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想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翻案，说如果仍由毛主席来指挥，其结果肯定也是失败的，所以今天重点讲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渡过湘江之前的事，讲讲毛主席在这一段时间，为了红军的命运都做了哪些努力。

蒋介石在经过了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之后，也变聪明了，所以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战略战术与前面四次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他一改之前的急躁冒进，而强调稳打稳扎层层推进。

除了这些军事上的措施，蒋介石还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保垒的基础上把整个苏区围的密不透风，以致于各种军用、民用的物资都无法进入苏区，让苏区人民在生活中感到最受不了的就是食盐的短缺。

毛主席知道这一次围剿与之前的几次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他放弃了自己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采取的诱敌深入的策略，虽然不在指挥者的岗位上，但他提出建议让红军放弃苏区根据地，避开敌人的保垒，集中优势兵力打到外线，向广大无保垒的空间里寻机作战。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1933年底，国民党发生了福建十九路军反蒋介石的兵变，当时毛主席就指出，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尽快离开苏区向苏杭地区方向开辟新的游击区，但在博古等人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下，毛主席的这个建议则被批为“右倾逃跑主义”。

当然的，这个建议被毫不考虑地否决了，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在黎川打响了，黎川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赣东南苏区与闽西北连接的重要交界地带。

1934年4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三路军向广昌推进，广昌乃是苏区的北大门，一旦失守，那么整个苏区就大门洞开了。

而广昌保卫战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失败了，红一军团在此战中损失过半，这时博古等人才意识到苏区恐怕是真的保不住了，于是在持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而反复地失利一年之久，于1934年10月10日，第五次反围剿以不得不接受的失败告终了，同时也是长征开始了。

正式转移是在10月份开始的，而9月份时毛主席正在于都做调查，在这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给博古，这是一个关于军事转移计划的信。

信是这么说的：从兴国方向突围经过万安渡过赣江，再过隧川黄坡，沿井岗山越过逻宵山脉中段，迅速进入到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白果山一带休整，然后再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敌人不再留在苏区后，寻机歼灭几路打破围剿，最后可以再重新回到苏区根据地。

随后，毛主席被通知让他回去，参加了转移之前博古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然而博古在会议中说到：我们这次转移的目的地，已经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已得到了批准 。毛主席听到这句话便知道，博古根本连考虑都没考虑讨论一下他的建议。

10月10日，是他们离开苏区的日子，几天的时间里，红军各路大军都大部分集结到了于都河的各个渡口，兴国是处于于都的北面，而各路大军从于都出发的方向是向南。

出发之后向南，很快就到南面粤军布署的第一道封锁线，向南深入是蒋介石所期望的：红军一旦进入广东境内，那么中央军就可以有理由冠冕堂皇地进来了，名为剿共，但蒋介石的心里是一直盘算着一石二鸟的计划，即红军与国民党地方军的两败俱伤，这样国民党中央军就可以以剿共的名义进入，把红军和国民党所谓的地方军一并收拾了。

而蒋介石的这一点小心思，其实所有的地方军阀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地方军阀从来都是既防共，也防蒋，很多时候防蒋更重于防共，所以只要红军不是真正进入自己的地盘之内，地方军阀从来不会真正和红军来真的，以免白白损耗自己的战斗力，而让蒋介石轻易把自己给收拾了。

所以在这第一道防线的中，粤军的陈济棠和我军在交战前已经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因为有了这个事前的协议，虽然交战时仍有几千人的伤亡，但最终因为粤军让出了一条20分里的道，得以还算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

然而，当红军过了第一道封锁之后，迷茫不安的情绪很快就在部队中散发开来，因为这时大家有时间去回想根据地的事情了，而根据地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到底是要去哪里？

这种情绪应该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就象在我们平时生活工作中，如果不知道明天该干什么，那么今天就会有迷茫感，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明天有有意义的事等着我们，那我们今天应该是心情饱满的。

情绪是能互相影响互相传染的，士兵们开始互相私下议论的多了，就会让军心开始产生动摇。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蒋介石本来以为红军向南要进入广东陈济棠地盘，这也正是蒋介石希望的，但是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之后，并没入深入广东而是转兵向西了。

这两面性就是，第一道封锁线过是过了，但是大军的转移路线却明显暴露出来了。

“兵以诈立”，战争的要害就在于迷惑敌人，这是孙子的哲学，但凡以毛主席指挥的军事行动，也总是贯穿着这个哲学思想。

因为只要红军没有继续向广东腹地深入，蒋介石必然可以判断出来红军将向西，向西的目的地是到湘西与贺龙、萧克部汇合，因为蒋介石的中央军正从北面赶来，所以在蒋介石判断中肯定不会有掉头再向北的选项，而红军开始转移的方向是向南，如果折而转向东面，东面是大海，那是死路。

所以这个时候，蒋介石必然要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红军向西的方向上布署下一道封锁线。

毛主席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再次建议部队不要再向西，提出了一个大家都根本不会想起的方向：立刻转兵向北。

放弃继续向西夺取宜章、临武的计划，向北穿过诸广山脉北上到水口山一带休整，还是回到永丰、蓝田一带寻机歼灭一些围剿之敌。

这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路，那么这条路与继续向西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继续向西的路上，是蒋介石已经精心布置好的严阵以待的封锁，这是蒋介石掌握着主动权的路线。而向北则是蒋介石暂时根本还没想到的，我军发挥灵活机动战术，即使在路上遇到敌军，对方都不会是严阵以待的阵势，那么这样就等于蒋介石不掌握主动权了。

但是，这个建议还是没被博古接受，虽然他在苏区这些时间的经历，使他已经对毛主席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只能说他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批准后，而自己却没有大事当前的决断力，如果改道出了差错，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责任又有谁来负？

对于责任一词的理解，有的人是在为大家着想，有的人是在为自己考虑。

这时，红军已来到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因为薛岳的中央军还没赶到，蒋介石再急命陈济棠、何健（此人就是杀害杨开慧的凶手）在城口、仁化、汝城之间布置第二道封锁线，于是在1934年11月初红军便接着开始去突破这第二道封锁线。

但由于第二道封锁线仍是由陈济棠的部队为主，陈济棠本来就只是希望红军别进入广东就行，所以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抢在了国民党中央军赶到之前过去了，进入了粤北湘南地区，继续向宜章方向行军。

红军的这种笨重的大搬家式的转移方向已确定暴露无疑，但博古和李德此时却沉浸在冲过第二道封锁的喜悦之中。

只是毛泽东是清醒的，清醒者也是痛苦的，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却无力改变当下这种困境。

他已然看到了国民党中央军正在快马加鞭地，要不了几天就会赶到湘南一带，而湘军的何健本就与红军有血仇，因而无秘谈的可能，如果穿过湘南则又进入广西地界，蒋介石必然会让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来堵截，实在是前路的凶险都在预料之中。

由于前面几次建议都没有得到重视，于是这一次他找到彭德怀，把想法告诉彭德怀，希望他去建议看看能否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结果是博古仍然是未理未睬，部队继续向西移动。

这边蒋介石继续命令陈济棠、何健在粤湘边界的郴县至宜章之间构筑第三道封锁线。

第三道封锁线与第二道封锁线在本质上并没太大区别，所以红军最终还是过去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间，薛岳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进入湖南境内，这时红军若再想改道向北，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窗口期，接下来似乎只能是不得不继续向前走，前面就是潇水和湘江，那里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本来可以避免的血染湘江惨剧，很快就要发生了。

从地图上看很直观，宜章再向西进，前面就是潇水和湘江，大部队已经全部到了潇水河边的道县县城。

在一个民宅里，毛主席再次建议放弃过潇水、渡湘江的计划，红军向西之路应该就此打住，当下须要立即转兵向北，沿着潇水边向北到零陵，从零陵渡过湘江，然后继续向北过冷水滩到宝庆一带，想办法在那里利用山地形势打个歼灭战获得一些补给，夺回主动权。

此时的毛主席言语已不再温和，如果不能说服博古、李德放弃过潇水渡湘江，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因为从毛主席的角度看，转兵向北虽然也充满危险，但只要不在这里过潇水，就不会自己主动进入国民党五路大军已严阵以待的封锁圈，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找回主动权。

因为我们一旦转移方向，那么蒋介石已经布署好的计划，就一定不能按原计划实施，就必须重新调动部队，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一旦重新调整就很可能出现混乱。

但是，博古、李德最终仍然是决定过潇水、渡湘江，促成这个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周恩来派人（潘汉年）去联系白崇禧了。

联系白崇禧干什么？

是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一次与陈济棠的协议达成，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的地方军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既防共、也防蒋，所以这一次他们希望也能和白崇禧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让道。

因为过了潇水便很快到了广西境内，此时他们正在等消息，等着潘汉年带回好消息，以使他们可以在湘江边通过白崇禧让道，顺利渡过湘江，这样就不用费劲转兵北上了，只能说挑事挑看起来省力的做，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听到这里毛泽东不禁悲从中来，领导着八万多人的队伍，作为主要负责人竟然把生死存亡问题考虑的如此投机取巧，置八万多人的生命系于一个国民党军阀身上。

毛主席这时再也忍不住怒火大场喊到，白崇禧是不会让道的。然而博古接上就说，这不还在等消息嘛，万一他愿意借道呢？这是博古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么大。

毛主席的痛心显然是因为眼睁睁地看着博古带着大家一步步地进入敌人的伏击圈，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却还在这里幻想着“万一”。

但事实的情况是，白崇禧确实答应让道了，但随后白崇禧又亲自关上了所让之道，最后与桂军正面交战的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桂军的这番交战损失了近万人。

话说回来，毛泽东说白崇禧不会借道，其判断的逻辑是什么？而白崇禧开始时也确实让道了，这算不算毛泽东判断错了？

我觉得就不要追着这一点不放了，最终的结果是红军在桂军重新关上通道并杀红了眼的情况下，损失了近万人，结果证明当初不报侥幸心理去想着万一的事，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毛主席的判断，是不是把前后情况作了对比，我们无从知晓了，但红军刚刚进入广东境内的时候，蒋介石那时还并不完全清楚我军的转移路线，也并不清楚我军与陈济棠之间的具体交战状况。

可是此时非彼时，此时的红军已然过了潇水到达湘江边，这时的局势已无可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白崇禧的地盘内，让红军安然过江，想都不用想，白崇禧无法躲开蒋介石的追责，这一点却是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

时间稍稍往回拨一点点，据李德多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回忆：过了前面三道封锁线，部队刚刚到达广西北部全州，准备从那里渡江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的三个师也刚刚到达这里准备堵截红军。

于是李德便决定暂时放弃渡江，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江。

毛主席在观察了全州的地形之后，强烈反对李德的建议，他认为现在趁敌力还没全部赶到阵形不稳，一举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他的主张被“三人团”拒绝之后，毛主席抱着一线希望，要求中革军委集体投票表决这生死存亡边缘的关键行动。

然后，洛甫和王稼祥支持毛主席，但周、朱、博、李在一起是四票，而正是因为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这种战机完全消失了。

等红军再到湘江边的时候，蒋介石后面的部队已经赶上来了，桂军从侧翼向红军发起进攻，而对岸的湘军则密集火力朝向红军。

最终红军渡过湘江时，从开始的八万六千多人只剩下三万多人。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可能感觉整篇文章的内容似乎与标题不太符，这里明明是在说一步一步失去主动权的过程，事是这个事，但意思恰恰相反，这里是想通过这个史实，我们来复盘一下毛主席，他虽然并没有在指挥者的职务上，但他一直在为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在做自己最大的努力。

因为把握主动权的秘诀，重点就在于有意识地、主动去做些什么，即使不知道这次主动去做这些，能不能有预期的结果，但只要是应该做的，就一定要去做。

如果没有这一路上的努力，让当时处在决策层的几个人在如此巨大的失败之后去反思，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通道转兵与被称为伟大的转折的遵义会议。

所有的这些，与毛主席最后拿回指挥上的主动权都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