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在昨天写了《军事顾问李德回忆：长征前夜，项英一再告诫我要警惕毛泽东的举动》一文，文中提到，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踏上了于都浮桥，毛主席手提一把破旧的油纸伞，脚穿草鞋，迈出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步。 老覃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人数高达10万人，如果这10万人听任毛主席调度，毛主席还是有办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但是，他手无寸权，只能怀着巨大的悲愤，默默地承受这一切，踏上漫漫征途。 关于蒋介石发起的第五次“围剿”，老覃在早一些时间写的《1933年，彭德怀身陷敌军堡垒群，毛主席忧心如焚，先后寄了两本书》中写，毛主席曾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个是以“诱敌深入”的方式，放狗入屋，再关门打狗；另一个是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从背后撵着敌人打。 可惜的是，毛主席的两个作战方案都被博古和李德无情地否决了。 老覃还在接下来写的《1933年，红军被围，毛主席想出了一个迅速改变天下局势的奇谋险计》一文中提到，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毛主席提出一个极其大胆的奇谋险计——红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直逼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大中城市。可笑的是，之前一直奉行“左”倾冒险主义、鼓吹要迅速夺取敌人大中城市的博古等人，却懦弱如鸡，走起了保守主义的路线，眼睁睁地错失良机。 面对敌人的“碉堡战术”，博古和李德等人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寸寸抵抗，却寸寸丢失。 毛主席恨铁不成钢，多次疾呼红军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可是，决策层置若罔闻。 1934年7月23日，博古、李德等人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结果形成了“六路分兵”、“全线防御”态势。  毛主席大为焦急，愤然批评这“六路分兵”、“全线抵御”是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强烈要求改变打法，但却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在这种情况下，他真的是欲哭无泪。 尽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认为党和红军的生命和利益高于一切，毫不计较自己个人的荣辱和得失，想尽千方百计帮助红军脱困。 1934年10月中旬，他还给中央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毫无例外，他的建议，又遭到了拒绝。 这次，为了能使中央红军顺利突围，他充分利用粤军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暗中和粤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开始，正是在粤军默许下，他们顺利地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进入了粤北。 蒋介石在10月初觉得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红军失败已成定局，就携宋美龄到北平视察，接见了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等，随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检查身体。 1934年10月16日，南昌行营发来急电，报告江西中央苏区有异常动向。蒋介石感觉红军将要突围，便匆匆和宋美龄离开了医院，登上专机，赶往南昌行营。 红军会向哪个方向突围呢？ 蒋介石一无所知，他的部下们也只能是胡乱猜测，众说纷纭。 不过，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说：“不管他们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在劫难逃。” 他亲自坐镇南昌，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追剿”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电令四路兵马，从四面追堵红军。 由于红军已经转移，蒋介石军队就不再稳扎稳打了，而是从四面向苏区中心地带长驱直入。 10月22日，蒋介石收到了陈济棠的战报，知道红军是向南突围，仍旧是猜不透红军的战略意图。 蒋介石手下的幕僚如杨永泰、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各抒己见，猜测纷纷。 熊式辉认为红军会由赣南信丰入广东。 蒋介石摇头，说：共军如果进入粤境，就会逼得粤军拼死抵抗，彼时前后受敌，难于立足。 贺国光认为红军会从赣南经粤湘边境入湘南，重建苏区。 蒋介石点头，说：极有可能，毕竟那里是政治上的薄弱区。 晏道刚认为红军会经过湖南出鄂皖苏区再北进。 蒋介石使劲点头，说：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的路线，政治上的威胁非同小可，可能性最大。 杨永泰提出，红军也有可能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蒋介石使劲摇头，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 即使摸不清红军的真正动向，但蒋介石已经察觉到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他第一时间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火速出兵，沿着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部署了第二道封锁线。 由于陈济棠已与我军暗通款曲，我军在11月8日以9700余人的代价冲破了国民党部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在城口，毛主席对李德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他认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白白拖延和空耗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 另外，他从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中找出了一个破敌良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然后在永丰、蓝田、宝庆等地设好“口袋”，等敌人来钻。这么一来，我们出敌不意，仍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 毛主席的这一建议可以出其不意，近代军事专家认为，如能实施，的确是极有可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视而不见，不加理睬。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颁布了紧急“堵剿”电令，严令要求何键在粤汉铁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为了攻占了宜章、良田等城镇，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付出了以8600余人的生命代价，于11月15日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钱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在北线连战连捷，先是在10日26日占领红区重镇宁都；11月10日攻占了红都瑞金。 国民党军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蒋介石从云石山中共中央机关残存的文件中，查明红军西征的意图，进而弄清了红军前进的路线——不过是“取萧克旧径”罢了。 老覃在昨天写了《军事顾问李德回忆：长征前夜，项英一再告诫我要警惕毛泽东的举动》一文中说了，博古、李德等人为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曾在7月份先后派出了由寻淮洲、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由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远征探路。 10月24四日，红六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联系上了贺龙所部的红二军团。 博古、李德等人于是就想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部署第4道封锁线，其计划是：第一步，将红军堵截于潇水以东地区，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进行围歼；第二步，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尽歼在湘江之滨。 毛主席是布置“口袋”的专家，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去钻敌人的“口袋”？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他又一次找到了破敌良机，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要求：“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打道县和江华，直接沿着潇水东岸行军，奔袭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渡过湘江后，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主席这个建议更加是匪夷所思，极具创意，真可谓是神龙摆尾，搅天动地。 可惜，自以为是的博古、李德等人熟视无睹。 毛主席不屈不挠，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他在红4团占领道县、红9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再一次提出建议，说：“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等镇，转而向西攻零陵，渡过湘江，在宝庆与敌决战，既而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这一次建议也没有引起博古、李德等人的任何回应。 1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广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毛主席相当清楚红军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将会面临的凶险，第四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潇水，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粉碎'围剿’之敌，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在湘江战役前提出的这四次建议，但凡有一次能实施，都能反败为胜，提前结束长征。 怎奈“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脑袋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冥顽不灵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2、红6军团会合。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爆发，这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双方激战了一个星期，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了30000多人。 毛主席欲哭无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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