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生死线：从瑞金到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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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湘江，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最低谷，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很难用“非胜即败”的逻辑来总结湘江之战。它不是“胜”，因为红军打得很被动，人员和物资的损失都相当大，但也不是“败”，因为中央红军最终突破了四道封锁线的最后一道。

比“损失惨重”更糟糕的结局，是“全军覆没”，而被夹在潇水和湘江之间的红军，当时正面临这样一个生死危局。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称湘江战役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

那么，湘江之战有没有可能损失小一点呢？或者往另一端思考，红军真的有可能跨不过湘江吗？

假设历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思考上述两种可能性，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长征最开始的那两个月。

01

轿子

湘江之战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常被集中总结为两个：一是博古、李德制定的行军路线有问题，钻进了国民党军在湘江布置的“口袋”；二是红军的行军速度太慢。

我们先讲第二个。

中央红军的行军速度慢，几乎是致命的。特别是在渡湘江的最后阶段，从文市至渡口的70公里路程，军委纵队走了整整四天。

红军中名将如云，谁都知道“兵贵神速”这个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为什么一个昼夜能完成的行军，竟然走了四天呢？

因为，长征的队伍并不是纯粹的军事部队，长征一开始也不叫“长征”，而是“战略转移”。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说法更形象，这是“整个国家的迁移”。

按刘伯承的说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

本文影视截图均来自电视剧《光荣与梦想》

战斗力最强的林彪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一左一右担任前卫；较强的红五军团殿后；战斗力较弱的红九军团和全部由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在两翼。位于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或称中央纵队），不仅作战能力有限，而且携带了大量物资，甚至包括了印刷、军工、医疗等笨重机器。

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

人是很容易“觉今是而昨非”的，我们现在回看历史，会觉得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不明智。但如果设身处地想想，还是会多出几分理解来。

红军在中央苏区苦心经营了六年，这里是“国中之国”，更是共产主义战士们的精神家园。丢弃一切，彻底轻兵简从吗？说说容易，感情上其实很难放下。

物质上也没那么容易放下。

傅连暲把整个教会医院和自己全部家产捐献给红军的时候，170个人搬了整整半个月。长征的时候，整个医院的设备和药品被精简为8个大箱子，应该已是弃无可弃了吧！

红八军团是渡湘江时损失最严重的部队，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最后时刻突出重围涉水过江。罗帅回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过江的时候，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

这名小战士，到底是因为“服从命令”，还是“自己舍不得”，无从得知，可能兼而有之吧！

比“东西”更难放下的，是“人”，这就是“轿子”的由来。

战略转移开始前，也有人提出过，将非作战人员混编在各主力部队中，这样就不用“抬轿子”了。

这个方案是否会提升部队的行军效率呢？只能假设，无法验证。

一种假设是不能提高效率，因为作战部队既要运动作战，又要分出力量保护随行人员，对每支部队的统筹协调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弄不好会产生更混乱和危急的局面。

另一种假设是能提高效率，但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前提：随行人员的选拔会更加严格，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要尽量接近作战行军的要求。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将被留下。

留下，比转移更危险，这是已被验证的事实。长征中的老同志、女同志和大量拿笔杆子的政府工作人员，虽历经千难万险，但很多人走到了陕北。而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重要干部，却牺牲在了苏区。

有人说这个“轿子”拖累了作战部队，这是狭隘的，因为军队保护政府是最基本的职责。

“整个国家的迁移”，本就是一种无奈，它不是造成错误的原因，而是错误带来的结果。源头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统治苏区数年的“左”倾冒险主义。

傅连暲坐在一顶真正的轿子里，因为他没能学会骑马。当时整个中央红军，也已经来不及“学骑马”了。

02

路线

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图，是一个近似于直角的大曲线。

遵义会议，是思想和战略上的大转折，也是行军路线上这个大曲角的开始。曲角发生在云贵，在此之前，红军从江西一路向西，之后，是一路朝北经川入陕。

那么，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这条西征的路线有问题吗？

这得分阶段来看。

第一道封锁线

首先，出发向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北面是蒋介石的主攻部队，东面是福建和大海，南面是广东和大海，而西面，是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交界的区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广东的陈济棠有意与红军和平共处。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站在陈济棠的角度来看，江西的红军不能被消灭，否则广州就失去了抵御蒋介石入粤的“屏障”。

长征开始前几天，1934年10月5日，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粤军代表在寻乌秘密签订了停战、通商、互通情报等五项协议，其中第五条是：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很明显，红军最关注的便是“借道”这一条，因为战略转移即将开始。

长征开始后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便是粤军驻防的桃江一线。这场“长征第一仗”始于10月21日，而且打得并不轻松，不仅付出了伤亡3700多人的代价，红三军团红四师的师长洪超也在作战中壮烈牺牲。

那么，是陈济棠反悔了吗？不能这样定论。因为“通共”协议是绝密的，所以粤军方面并没有全部传达到团一级指挥官，同时，红军的战略转移也是绝密的，不可能按协议提前告知粤军。

但随后的事实证明，红军在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就这样，红军又于27日顺利渡过了锦江。

第二道封锁线

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和湖南的交界处，前面就是蒋介石布置的第二道封锁线。

这条封锁线听起来很强大，粤军、湘军、中央军都参与了，但其实并没有完成布防，可见长征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蒋介石的调兵遣将明显滞后了。

防守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要还是粤军，湖南的何键因为红军贺龙部的牵制，只派了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点，是广东仁化的城口镇，这里北面是大山，南面是粤军主力，成为了红军西进的唯一安全通道。

担任突袭任务的，是后来巧取遵义的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一营在一个昼夜里奔袭了110公里，中间没有休息过一次，因为曾保堂怕一休息大伙就睡着了。

一营赶到城口镇后，打跑了人数并不多的粤军和当地民团。与此同时，湘军的一个师已经抵达了城口镇附近10公里处，但听到城口的枪一响，就后撤了20公里…

就这样，红军在粤军和湘军的混乱布防中，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至此来看，长征向西的线路依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的预判开始从“滞后”变为“提前”了，他在11月6日发给何键的电报中，提到了中央红军必经广西全州西进。全州，就在湘江边上，是渡江的一个关键点，后来红军也确实没能拿下那里。

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长征开始后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建议：停止西进，翻越北面的大山，到湘南和赣南去，也就是，回到井冈山地区。

我们无法验证主席的这个建议是否更可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预判到了西进之路会越来越难走，因为国民党方面的准备会越来越充分。在四面环敌的情况下，长时间地朝着一个方向行军，与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冲突。

这个建议没有被理会，红军继续西行。但预感到前途凶险的并不只有毛主席一人，中革军委开始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

第三道封锁线

第三道封锁线，有一个难点：宜章县城。攻城战是红军的弱项，所以红军一直的策略都是能绕就绕，但这个宜章县城绕不过去。

所幸的是，国民党的布防仍未到位，驻守宜章的只有湘军的一个营。而且，七年前，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曾在宜章发动过湘南起义，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攻打宜章的场景其实是蛮“奇特”的，因为有大批的老百姓前来围观，甚至直接动手帮忙。最后，当红军战士向城墙发起冲锋时，城门被里面的老百姓打开了，湘军那个营，早已闻风而逃…

轻取宜章，带给红军战士们很大的欢乐，也让博古和李德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但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了“不能再往西”的建议，这次不是毛泽东，而是彭德怀。但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博古和李德所坚持的这条路线，是一个多月前，红六军团“探”出来的，他们也是一路向西，并成功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

但问题是，红六军团的规模不到现在长征队伍的十分之一，目标小，行动快，都在这条路线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李德为什么还那么坚持呢？

只能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根据地落脚，这个“诱惑”对李德来说实在太大了。他无法想象，一支没有后方的部队，还能有什么作为。

这条行军路线要坚持下去，就必须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

03

湘江

要渡湘江，先要过潇水，战略要地是紧临西岸的道县。

突击道县的是红二师红四团。又是一个一昼夜100公里的奔袭，又是大批老百姓的围观，红军于11月21日顺利拿下了道县。红三军团进城的时候，战士们的防空射击甚至打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

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但军委纵队刚到道县时，毛主席再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里应该是西进的终点。同样，这个建议被断然拒绝。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据时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氓的回忆，在道县时，周恩来组织集合了一个“湘南营”，连排干部都是湘南籍的，李一氓被调去任教导员。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北上进入湘南以牵制敌人，但其实很有可能是红军的一种提前准备，以防西进受挫。这说明，毛主席的建议其实已开始影响红军当时的决策层。

抢渡湘江，从道县开始，红军分四路前行，军委纵队离开道县的时间是11月25日。

再次建议

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在翻越庞都岭后，到达广西境内的小镇文市。

这时的红军人数，已下降为6.5万人左右。（王树增的《长征》中写的是6.5万，金冲及的《生死攸关》中写的是6.4万，差别不大。）

如前所述，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除了第一仗比较激烈，后面都是轻取，为什么会有两万多人的减员呢？

主要是因为掉队，既有因长途跋涉而生病掉队的，也有开小差故意掉队的。开小差的主要是新兵，大多是在长征前，因“扩红”而入伍的江西本地青年。当部队离开苏区，面对茫茫前路，很多人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一走，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在文市，毛主席又一次提出了北上的建议，他的方案是，从文市北上进入湖南，利用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建立根据地，或者返回中央苏区。

和之前几次不同，主席这次和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后来回忆，主席当时曾“粗暴地”反对了他提出的渡湘江方案。

主席的态度为什么如此焦虑？因为，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

红军身后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已经加快了追击步伐，湘军也正在进占对渡江至关重要的全州，更糟糕的是，原本让出一条“走廊”的桂军，正于27日重新北上阻截红军。

“走廊”

红军进入广西后，白崇禧让出了一条“走廊”，但只存在了五天。

“走廊”这个说法，来源于中共桂林地委编写的《红军长征过广西》中的《刘斐谈话记录》。原桂军高级参谋刘斐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研究了一个对付红军的总方针，就是想法不让红军进广西的内陆。如果进了广西内陆，蒋介石就一定会跟进。因此，我们宁可让出一条走廊，让红军从北路经过，让红军到湖南和贵州去。我们把这一方针概括为两个字，就是“送客”。

这条“走廊”确实存在。如前所述，红军离开道县后，需要翻越庞都岭才能抵达文市。而庞都岭上的四个重要关口，原本都有桂军驻守，但在22日却向南撤走了。而那个至关重要的全州，桂军也只留下了两个营。

红军的两支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率先渡江并建立起防线，也是因为“走廊”里的畅通无阻。

但就在军委纵队抵达文市，准备挺进湘江的27日，桂军开始反扑，意图关闭“走廊”。

桂军的这个反应，是多方原因促成的，其一是迫于来自蒋介石的压力，其二是不想得罪湖南的刘健，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与刘健的私交不错，而且，湖南是广西的屏障。此时，湘军已进占广西境内的全州，如果桂军再无所作为，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这个“走廊”也许是白崇禧的一计，因为“走廊”也可以变成“口袋”。虽然这只是猜测，但事实的情况确实异常凶险，军委纵队最终渡过湘江时，桂军离湘江渡口不足两公里。

如果阻击桂军的红三军团稍有松懈，如果军委纵队走得再慢一点点，那红军被截断的就不仅仅是走在最后的红五、红八军团等部队，而是军委纵队，后果难以想象。

红一、红三军团

湘江之战，最先过江的是红一军团，最忙的也是红一军团，几乎跑遍了整个战场。

红一军团红一师原本的任务是抢占全州，但在过潇水的时候，部队被刘伯承留住了。刘伯承于长征出发前被博古降了职，在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任参谋长，此时，围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突然开始猛烈进攻，刘伯承预感到了正在渡潇水的军委纵队可能将面临危险。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接通了附近的红三军团电话，彭德怀也认为“刘伯承的意见对头”，让李聚奎执行，并表示他会负责向林彪解释。同时，彭德怀还把三军团的红六师也留了下来。（红六师因此而成为了殿后的部队，后来有两个团被敌军切断而全部损失。）

李聚奎坚决执行了命令，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在潇水建立阵地，并让二团去追赶红一军团主力。

红一军团的目标是抢占全州，因为红一师到不了，所以只能换成了红二师。

全州和界首，是红军渡江计划的北、南两个要地，中间的30公里为渡江地带。但意外又发生了，负责抢占界首的红三军团没有及时到位，而桂军已开始向界首移动。

红一军团不得不再次分兵，林彪派出了最能“跑”的红四团赶赴界首，而五团、六团继续前往全州。

红四团与桂军几乎同时抵达界首，交火后桂军被打跑。于是红四团马上开始构筑阻击阵地，这个时候，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

红四团刚换防下来，二师师长陈光的命令就到了，原来，全州已经被湘军抢先占领。林彪火速研究了地形，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防线。

接到命令后，红四团马不停蹄地向全州跑去…

这就是红一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忙碌场景：一团、三团在防守潇水；二团从潇水往全州跑；四团在全州和界首之间来回跑；五团、六团在脚山铺筑防。

脚山铺一线的地形并不是非常理想，在这里建立防线，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红一军团在这里坚守到了军委纵队过江，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连身经百战的红四团团长耿飚，也因为战场上的血腥味太浓而呕吐不止。

红三军团的情况更为凶险，因为他们要阻击的是打仗既狡猾又凶狠的桂军。而且红三军团的阻击点有两个，一个是湘江边的界首，另一个是界首以东的新圩。

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失界首，红军会被半渡而击，失新圩，整个部队就被拦腰截断了。

守界首的是彭德怀亲率的红四师。守新圩的是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广西人，而五师的班底也来自于广西的百色起义。

红三军团守得有多艰难，从阵亡名单就能体会出来了：五师参谋长胡震中、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十团团长沈述清、火线接任十团团长的四师参谋长杜中美…

四师师长张宗逊是被彭德怀从前线硬拉回来的，而彭德怀自己，若不是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也早就上前线了。

这就是湘江之战的“壮烈”所在，红军战士用生命换时间，掩护军委和中央胜利渡过了湘江。

最后需要提的一点是，红军虽然在湘江之战中损失过半，两支主力部队的阻击战也打得很艰苦，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除红六师）保住了全建制，基本队伍依然在。

这是红军在之后的长征中仍能保持战斗力的基础。

结语

回到最初的问题，湘江之战的损失，是因为路线走错了吗？

细看《中国共产党历史》，里面并没有这样的定论。因为历史无法验证假设。

湘江之战损失很大，但无法验证毛主席建议北上就一定能成功。同样，后来黎平转兵使红军走出了困境，但也无法验证李德坚持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就一定错。

从红军一路西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军的意图日渐公开，而国民党军的准备也越来越充分，红军面临的风险自然越来越大，错的，是对这种风险的盲目轻视。

湘江之战，红军及时建立起了防线，这是“生机”，但过江后如果还坚持原计划，面对的将是湘军主力驻防的碉堡群，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险境。

博古和李德的坚持，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格局”不够。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能和上级领导，也就是共产国际交代得过去的结局，所以坚持要会师，进入根据地，他们不能接受红军成为一支“流浪”的部队。

红八军团的成立，也是源于这种“要做得好看”的心态。

杨尚昆曾这样回忆：

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

当时“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提出过把新兵编入老部队，但博古和李德没有同意，因为，多出一个军团，看起来更有气势…

能去根据地会师当然最好，毛主席也觉得这很重要，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就是他建的。所以在西进路上，主席提出过回井冈山，后来又提出建立湘中根据地，或者回中央苏区。黎平转兵时主席提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遵义会议又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计划去川西北建根据地。

但主席和博古、李德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觉得有一个件事比根据地更重要，那就是“人”。

如果当根据地的建立与人的存亡产生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存人”。“留得青山在”的“青山”，不是“地方”，而是“人”。

主席的这种思想，从秋收起义，到解放战争，没有改变过。

这个思想的延伸，就是《流浪地球2》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历

从细节看遵义会议

史

长征中的最精彩一战

文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章

四渡赤水中哪一渡最精彩？

DuHe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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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