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战屡败，胡宗南晚年自嘲：我顶多做一名师长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大谈在川西成都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有利条件与重大意义，并寄望于胡宗南。

但胡宗南却反对在川西与解放军决战的计划。他明白，川西是盆地平原，非战守之地，无险可依。而且，刘文辉、邓锡侯不可信赖。

他主张先退守康滇，但蒋介石要他在此与解放军决战，怎敢抗命？

12月5日下午，胡宗南约亲信罗列、李犹龙等密商前途。胡宗南说:“守成都确有困难。我们来研究脱围的办法。”

李犹龙答：“现在脱围还是时候，迟了就不可能了。从邛峡攻雅安，从乐山到西昌，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胡宗南说：“我们现在至少还有30万人，用两个军守乐山，用两个军攻雅安，进驻雅安、泸定，再用两个军进驻云南，其余部队都陆续前进。”

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胡宗南随即请示蒋介石。

当时，胡宗南进驻康滇的军事方案无疑是川西国民党军逃脱被围歼、暂时保存实力的唯一可行方案，也是中共最为担心、力图阻止破坏的战略方案。

为了打破胡宗南的这一方案，解放军一面派兵日夜兼程，直插成都西南，完成对成都的大合围，截断胡部撤向康滇地区的退路。

一面加紧策动刘文辉等部早日起义，先占领邛峡、雅安、泸定、西昌等地，退滞与阻止胡部西撤。

12月5日，周总理从北京密电潜伏在雅安的中共代表王少春催促刘文辉等早日行动：

“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

刘文辉与夫人

但胡宗南撤军康滇方案迭遭否决，蒋介石固执地命令他联合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坚守成都，与解放军在川西决战。

蒋介石还拟改组“西南公署”，让胡宗南总揽西南军政大权，统一指挥在川西的全部蒋军，与解放军决战。

就在蒋介石力主川西会战，而胡宗南却心存疑虑之时，解放军从东、南、北三面同时发动了对川西国军的大“围歼”行动。

在成都和川西平原上以胡宗南军事集团为主力的国民党军，即将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

在西南地区内部，滇、川、康的地方军阀势力，连续出现起义的迹象。

12月7日晨，根据坚守川西和康滇的方案，蒋介石派张群去昆明，试图说服卢汉同意国民党“伪国防部”、“伪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到昆明，云南省政机构则迁到滇西。

但是，卢汉却说云南民心不稳，财政吃紧，要国民党政府拨给他300万银元与3个师的武器，才同意开往滇西。

对此，蒋介石急召张群与在滇的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92军军长龙泽汇等来成都协商云南事宜。

12月7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文辉、邓锡侯本应于下午四点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议事。

可两人却于当日中午离开成都前往新繁龙桥；四川军阀潘文华也赶去会合。

蒋介石即派王缎序赶往龙桥，力图说服刘文辉、邓锡侯回成都主持四川军政，但刘文辉、邓锡侯不听。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准备起义。顿时，成都局势更加复杂更加危急。

邓锡侯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知道大势已去，“川西决战”是不可行的。

12月8日，“伪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改组西南公署，由胡宗南任西南军政副长官，代行长官职权，总揽西南军政。

会后，“伪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即飞往台北。胡宗南就成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成了“西南王”。

可胡宗南对“决战川西，死守成都”缺乏信心，在就职西南军政副长官后，除设立防卫总司令部接管成都城防外，再未采取其他有力的军事措施。

此时，川西与西南地区形势再度急转直下。解放军各部正迅速从东、南、北三面进逼川西地区，成都四面都出现“敌”情，风声鹤唳。

1949年12月8日晚，刘文辉、邓锡侯从龙桥迁往彭县，会合潘文华等人，准备起义。

12月10日上午九点，蒋介石得到了刘文辉、邓锡侯起义的消息，异常震惊。十点半再次召见胡宗南，商谈西南战事与成都防守。

蒋介石问他：“依你看，校长是否留蓉好，还是返台好？”胡宗南明白蒋介石的内心想法，回答说：“校长早回台湾好。”

到了中午，侍卫人员报告，发现中央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很可能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立即撤离成都。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登上专机飞离成都，登机之前，蒋介石再次指示为他送行的胡宗南要死守成都。

送走蒋介石，胡宗南回到成都新南门外空军学校，简单地举行就职仪式，公开扬言要死守成都，与解放军决战川西，但是，实际上他正准备撤军西昌。

胡宗南命令令从成都城防司令盛文调兵对付刘文辉、邓锡侯的起义部队，手下的3个兵团加速加速南撤；又令干训团官兵员生近万人，即时徒步西撤到西昌。

1949年12月中旬，解放军分路向成都地区包抄疾进，势如疾风暴雨，迅猛异常：

二野第3兵团等12月17、18日打到岷江西岸，与刘文辉部会师，截断胡宗南部西退雅安的通道；

二野第5兵团等从黔入川，12月16日占乐山、峨眉，17日占眉山，切断胡宗南部经乐山退往西昌的通道；19日进至新津河对岸，与胡宗南部隔河炮战；

北线第18兵团12月21日占绵阳、巴中、江油，进抵成都北。

至此，在川西地区的胡宗南指挥的国军，全部成了瓮中之鳖。

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胡宗南黔驴技穷，无力回天，忧急心情在12月13日给台北汤恩伯的电报中可见一斑：

“友军皆溃败，不能收拾。我兵力分散在六百里外，成一字长蛇阵。兄何以教我？”

12月16日，顾祝同、杨森、孙震等人从成都飞往台湾，川西这副烂摊子就全扔给胡宗南苦撑了。

12月17日，胡宗南再次约请曾扩情、王元晖、林树恩等川籍国民党要员商讨从成都脱困问题。

曾扩情

川西人王元晖说：“只要胡先生想脱围，现在还有办法。主要的逃路还是经雅安到泸定，再看情况是不是要守西昌。今后必要时可以据守云南，或者逃西藏、缅甸……”

胡宗南当即把王元晖的突围建议电呈蒋介石：“乐山已失，今后川、康战局将陷于更严重之地”

要求蒋同意他放弃成都向西康突围，但蒋仍不同意胡的突围要求。

直到12月20日，远在台北的总裁蒋介石还不切实际地对成都战事指示胡：“无论如何，我军应集中现有兵力，先将新津或成都附近之共军予击灭。”

可是，解放军四面合围压境，成都危如累卵，胡军军心涣散，哪里还能主动出击？

胡部此时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迅速率部突围以求自保，可这份电报真让胡宗南哭笑不得，当即致电蒋介石：“决定放弃成都。”

1949年12月21日晨，蒋介石才复电同意胡宗南突围，但仍要他“在成都坚持五日，将派飞机百架运送高级人员及必要官兵去西昌。”

再坚守成都五日，完全不可能了；而突围到西昌，也早已无法实现了。

幸亏胡宗南此前已经具体部署突围行动：已经空运西南公署的高级人员、职员、电台到西昌；集中兵力朝雅安、西昌、泸定、雷波方向突围。

12月21日上午，胡宗南到双流，召集罗列、沈策、李文、李振、罗广文、陈克非、陈鞠旅、盛文、鲁崇义、朱仙墀、周士瀛等各部军长以上长官举行军事会议，部署突围。

与会将领个个愁眉苦脸。胡宗南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很猖狂得意，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只要到了西昌，就有办法。我们还有几个兵团，打条出路是没有问题的。”

胡宗南决定：罗广文第15兵团与陈克非第20兵团向东突围，吸引解放军主力。孙元良第16兵团奉命死守成都。

胡宗南部主力李文第5兵团、裴昌会第7兵团、李振第18兵团进入大凉山地区，再突向西昌；

当晚，“伪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知胡宗南：12月22日，有20架运输机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接运人员撤离成都。胡宗南立即与罗列秘密商定了登机人员。

王叔铭

罗列分别秘密通知西南公署秘书长蒋坚忍、政工处长王超凡、机要室主任王微等胡宗南最信任、最亲密的军政人员于12月22日晨飞往西昌。

12月22日，李振来见，胡宗南向他：“载宏兄，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

李振回答说：“形势已十分严重，突围出去的把握不大。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为了保持我们军人的气节，我的意见，把团长以上军官用飞机送走，团以下单位分散突围。”

胡宗南却说：“要你们带着部队冲到西昌去，就是保存你们军人气节的最好办法！还是照计划行动吧！”

胡宗南这时还不知道，李振因为通过鲁崇义与中共联络起义，未得到鲁崇义的答复而犹豫不决，想逃到台湾去，故如此建议胡宗南，不料却被胡宗南拒绝了。

晚年李振

此时，胡部各将领多已无斗志，正处在观望与动摇中，或准备出逃，或准备起义。

而且，胡宗南想以牺牲第15、第16、第20这三个非嫡系兵团来掩护胡部嫡系向西康突围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这三个兵团官兵的极大不满。

这些部队早就军心不稳，因此，到了最后关头，三个兵团的官兵都先后宣告起义。

12月22日，第16兵团率先起义。同一天，川陕甘边区绥署代主任喻孟群与杨森之侄、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广汉起义。

12月23日上午，解放军向成都迅速推进与猛攻，成都形势更加危急。成都空军司令徐焕升报告，机场已遭解放军攻击。

胡宗南决定立即逃离成都，上午九点半，他携罗列、沈策、裴世禹、杨荫寰等随员来到凤凰山机场。

民国时期的成都凤凰山机场，其实机场很简陋

十一点，胡宗南撇下20多万的将士官兵，从成都直飞西昌，在西昌等候胡部大军突围而来。

1949年12月23日，胡宗南一行因气候恶劣，飞机无法在西昌降落，被迫改飞海南岛，飞抵海口机场，也因有大雾无法着陆，再转飞三亚机场降落，已是当晚七点了。

而第16兵团12月22日率先起义，这是川西胡宗南指挥的国军崩溃的开始。

12月24日，第15兵团罗广文部在安德起义，第20兵团陈克非部在郸县起义；12月25日，朱鼎卿第3兵团在金堂起义。

胡宗南离开成都后，他的嫡系兵团第5、第7、第18这三个兵团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归路。

一直与胡宗南为首的黄埔系将领有矛盾的裴昌会，早在1949年5月就秘密与中共联络。

裴昌会

当他率部从大巴山南撤途中，在广元，在剑阁，几次企图起义，但因第38军军长李振西拒绝起义。

12月20日，李振西突然脱离裴的指挥，擅自率部西进灌县，拟与胡宗南大部会合，裴昌会只得率兵团部从剑阁南撤绵阳。12月23日晚，正式起义。

只有李振西的第38军，从剑阁走小道，经江油，到达茂县山区。

这时，裴昌会与王友直、原第38军军长姚国俊等人，从德阳与成都不断打来电报，劝李振西起义。

但李振西宣称他要以实际行动，“让蒋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他还会做一个效忠他们的人”。

李振西重组残部，打算到甘南招兵买马，到大巴山打游击。到1950年1月11日，李振西走投无路，终于同意缴械，但仍声称：“不起义，我愿意投降。”

第7兵团除冯龙第57军与胡长青第69军等部较早到达成都外，其他各军就这样瓦解了。

李文第5兵团与李振第18兵团共辖近10个军，在12月上旬到中旬，陆续集结到成都及其附近地区。

李振及其第65军上下都是广东人。叶剑英元帅早就通过广东地方关系，派代表策反李振。

1949年12月初，中共又派遣被俘的原第36军的一位团长、广东同乡陈定，来劝说李振起义。

为形势所迫，李振先准备于12月13日在绵阳通电起义，因部下意见不一，未成。

12月15日移驻成都后，李振又主动找鲁崇义联络、因鲁对李振有疑忌，未敢及时表态。鲁崇义通过原西北军高兴亚等人，秘密联系上中共。

鲁崇义

12月21日，胡宗南在双流开突围军事会议，李振与鲁崇义对突围根本不抱希望，积极准备起义。

但李振等部处在第5兵团李文等胡宗南心腹将领各军包围之中，不敢贸然行动。

12月23日下午，李文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突围。会议刚结束，第30军参谋长萧建走进来，开口就说：“我们处境，我们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和，我有条路。”

李振一听，立即顺水推舟：“还是照北平办法，和的好。”要求各部不要突围，留在成都，派代表与刘伯承商谈。

但李文等还是摩拳擦掌：“战到一兵一卒也要打！”李振只得表示“和大家一起行动”。

但李振根本无心突围。12月24日上午，他率部进驻成都，从第3军手里接过城防，就通过萧建，约见陆大同学郭勋祺，与中共二野接通联系。

郭勋祺

12月26日，李振亲自前往简阳送交起义通电给解放军，并与在重庆的解放军二野参谋长李达直接通电。

当晚，李振回到成都，宣布起义。12月27日，将成都城防交解放军接管。

12月24日晚，李文指挥第5兵团的7个军以及胡宗南总部的直辖部队与干训团等，开始从成都和新津兵分两路，向西突围。

此时，解放军严密封锁了成都与新津地区，逼近重庆、新津、华阳、广汉、什方队简阳等地，包围圈迅速缩小，突围的战机早就丧失。

陈克非、罗广文、裴昌会、李振等部相继起义，李文突围部队成了孤军。

而且，李振已经把李文部突围的方向与计划交给了解放军，解放军截断了从成都到雅安与西昌的通道。

李文

因此，李文部一开始行动，即处处受阻。

12月25日，李文调集各部精锐，再次猛攻邛峡、大邑。李文亲自上阵督战，向官兵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

但拼杀一天，亦未能突出重围。至黄昏，解放军从四面围攻上来，把突围各军压缩到西来场东北一块狭小地区内。

12月26日拂晓，解放军全面攻击。突围各军死伤累累，至

黄昏，残部退到邛峡东南约10公里处，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一些高级将领背着李文，秘密协商起义。

兵团参谋长吴永烈要学生总队长王应尊去说服李文，说：“你与李文的关系不同，现在又不是他的直接部下，所以只有你可以去向李文说。”

第1军军长陈鞠旅叹道：“现大势已去，解放军岂肯接受我们起义？”

第1军代参谋长乔治说：“我过去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学习一年，解放军的政策我是知道的。只要我们愿意起义投诚，解放军会接受……”

听了王应尊的建议，李文也知道，除了起义，别无出路。但他受胡宗南重托，恐怕对不起胡宗南，也怕部下骂他没气节，还犹豫地说：“这样恐怕不行吧！”

王应尊等人见李文犹豫，就自作主张，一面分头联系说服各部；一面派兵团副参谋长袁致中和乔治前往邛峡解放军联系起义。

当陈鞠旅向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王牌军第1军团以上军官说服实行起义时，军官们都放声痛哭。最后，大多数人都知道形势所迫，不得不放下武器。

陈鞠旅

至此，胡宗南集团——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就彻底覆灭了。

指挥二野解放军消灭胡宗南集团的邓小平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

而最后从成都逃往台湾的陈立夫却无限失望地说：“大陆沦陷，胡之数十万大军，冰消雪融，一无作为，我为之浩叹不已。”

胡宗南抵达三亚后，连日处于痛苦与焦虑之中，既担心蒋介石的震怒，又惦记着川西20万大军的生死。

随即，“伪参谋总长”顾祝同偕同“伪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等，奉蒋介石之命，飞到三亚，査询川西战况，査办胡宗南擅飞海南岛一事。

胡宗南不敢亲自去向蒋介石陈述，乃于1949年12月26日派参谋长罗列随王叔铭飞往台北，代表他把川西会战和西撤情形以及他不得已降落海南岛的苦衷汇报给蒋介石。

12月28日，胡宗南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文，要他迅速返回西昌坐镇指挥：“此时大陆局势系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系吾弟一人之身。”

1949年12月30日晨六点，胡宗南执行“领袖”让他飞往西昌的命令，从海口分乘十架运输机飞往西昌，住在原蒋介石的西昌行辕邛海新村。

邛海新村距西昌城约十五六公里。不久，罗列等人从台湾飞到西昌，率幕僚人员在西昌城内城隍庙办公。

邛海新村遗址

当时，“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地区，大肆宣传“政治台湾，军事西昌”的“新决策”。

胡宗南坐镇的西昌，是“国民党政府”在内陆的最后一块土地，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所以，蒋介石给飞返西昌的胡宗南两项任务，一是整编川西突围军队；一是组建西昌基地，固守三个月。

到了西昌，胡宗南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络川西突围部队。

至1950年初，联络到第2军第76师师长张桐森、第27军军长刘盂濂、第69军军长胡长青、第124军军长顾葆裕以及第335师王伯骅各率其残部侥幸脱围，抵达西昌，总兵力不过1万人。

不过，从川西突围与从甘南南下的一些国军残部，在田中田率领下，进袭泸定与康定，刘文辉部驻防康定的师长唐英与傅德铃等起而响应。康定省城遂被胡部控制。

西昌地区贫瘠而闭塞，西昌城四周的大山区为彝人世代聚集居住地，在军事、政治上都是死地。

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就全军覆灭于此。如今胡部万人孤悬这里，前后无援，一旦兵败，即会被彝人吞灭。

1950年1月15日，顾祝同、第8军军长李弥等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飞到西昌，研究固守西昌方案。

当时西昌局面艰难危急，胡宗南和顾祝同等人都十分清楚。

但为了执行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命令，顾祝同一面要胡宗南在西昌备战，一面又与他商订“组建滇西基地方案”，准备危急时撤退滇西，会合李弥及余程万，组建滇西基地。

很快，滇南第8军与第26军就被歼灭，两军残部逃往国外。胡宗南部南撤建立滇西基地的方案就完全破灭。胡宗南率残部在西昌挣扎，更加孤立。

胡宗南也只得硬着头皮采取措施在西昌固守三个月：

而蒋介石果然对“军事西昌”抱更大的希望，从1950年2月8日到3月23日，从台北七次空运武器弹药、共40架次到西昌。

在台湾，1950年春节，叶霞翟和胡为真母子度过了一个孤寂的除夕。

大年初二下午，忽然门铃响起来了，叶霞翟打开大门一看，原来是蒋经国。他说：“小弟弟（指胡为真，乳名广广）在哪里？我父亲在隔壁居正老先生那里，想看看他，请带他去好吗？”

叶霞翟一边为儿子穿好衣服，一边嘱咐两岁的儿子：“广广，妈妈带你去见一位老公公，你要乖乖的，见面时要说公公好。”

胡为真

进了居正家，蒋经国把胡为真领到蒋介石面前，胡为真仰头喊了一声：“公公好！”蒋介石好高兴，摸了摸胡为真的小脑袋，连声称赞他：“好！好！”

事后，叶霞翟把领着儿子上居正家见蒋介石一事，写信告诉在西昌的胡宗南。

胡宗南回寄一信，写道：“广儿初见领袖，态度大方，应对得体，殊为欣慰。”叶霞翟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1950年3月开始，解放军从南北两路围攻西昌、康定地区。

3月20日，南路解放军第44师一个团进入巧家地区，首先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歼灭前来阻击的第1师一个营。3月23日，解放军西渡金沙江，进入宁南地区。

正当胡宗南请调邓德亮彝兵一个团前往宁南增援时，3月21、22日，解放军南线主力全部北渡金沙江，3月23日攻克会理，歼灭胡宗南部苏少章师部及两个团；

解放军向西昌挺进

前来增援的顾葆裕第124军和张桐森第76师吓得逃往滇西，最后直奔国外。

3月25日，形势更危急。解放军抢渡大渡河，抢占大树堡。王伯骅第335师被迫南撤。驻防大渡河的胡长青也退到平坝镇。

接着，南线解放军从德昌南面迂回进攻德昌，并向西昌急进。

在最后的危急关头，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部队交给可靠的高级将领，然后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和贺国光等人飞往海口。

但将部队交给谁呢？最适当的人选当然是正在北线作战的胡长青。但胡长青一时赶不来西昌。

3月26日，胡宗南召集罗列、赵龙文等极少数亲信密商撤逃方案，胡表示自己要留在西昌，与官兵同进退，撤向滇西或西藏、并拿出自己十年来的日记，交赵龙文，说：

“龙文兄，你是不应该留在此地的，得乘飞机走。这是我十年来的日记，请你带到台湾，有空整理一下。”

赵龙文等人连忙劝他快撤离西昌，说，“第一，这是总裁的命令；第二，解放军声称要活捉胡宗南，我们不能上当；第三，反共不是一天完成，真正的斗争要从今天开始，”等等。

最后，罗列义不容辞地说：“当年汉高祖荥阳被围，假若没有纪信代死，以后的历史，可能全变了。”

“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对于历史，没有丝毫影响；胡先生牺牲了，将来7万多的学生，3万多的干部，谁能号召起来，领导起来，再与解放军作殊死战呢？”

罗列

“所以我筹思至再，决定我来做一个纪信。”

如此危难之际，很多人自顾逃命尚来不及，而罗列居然主动替他分忧赴难，留守危城，胡宗南感慨万千，真是患难见真情。

1950年3月26日深夜，胡宗南与贺国光、赵龙文一行乘机飞离西昌。从此，胡宗南这位“西北王”与“西南王”，就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胡宗南一撤离西昌，余部很快就被解放军全歼，西昌反攻基地顿时灰飞烟灭了。

胡中南到台湾后，除了昔日的军中同事外，举目无亲。幸好汤恩伯为他在花莲租了一幢房子，胡宗南举家迁往花莲。

当时，台湾“”正在开展“整肃失职军政官员”运动，一时间，台湾岛上风声鹤唳，杀气腾腾。

胡宗南虎落平阳，心力交瘁，但是，台北也有人不愿放过他。他们认为，胡宗南是丟失西北、又丟失西南的罪魁祸首，要追究他的失职责任。

1950年5月上旬，“伪监察院”委员李梦彪联合46名“监察委员”，联名向“伪监察院”提出弹劾胡宗南议案。

同时，李梦彪等将弹劾文投寄报刊，一时舆论沸沸扬扬。

李梦彪指责胡宗南在西北十七八年，平时养兵45万，新式武器占全国1/3，却不战弃守西安、仓皇逃离陕南、坐视川西覆灭，挣扎西昌败北。

胡宗南和夫人在台湾花莲寓所，肉眼可见胡宗南憔悴了很多

平心而论，弹劾案中提及胡宗南拥有几十万大军，却全军覆没，丢了西北丢西南，基本属实。

不过追究国民党与在西北、西南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整个国民党的责任与失败。

要追究责任，惩处祸首，首先要追究与惩处最高统帅蒋介石，而胡宗南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马前卒”罢了。

1950年5月26日，弹劾胡宗南文正式提交“伪监察院”院会，经11位监察委员审査，此案宣告成立。

“伪监察院”旋将此案转“伪行政院”，再由“伪行政院”发交“伪国防部”审办。

8月16日，“伪国防部”军法处例行就胡案展开调査，调査侦讯历时6个月结束。

期间，传讯若干在台的胡宗南旧部与陕、甘、川等地来台湾的官吏士绅。这些人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

当然，决定胡宗南最终命运的，却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心欲借“伪监察院”弹劾胡宗南之机来惩处胡宗南。

蒋介石一向特别宠信胡宗南，但也恼恨他在西北和川康地区全军覆没。最后，蒋介石看在胡宗南的绝对忠诚上，决定放他一马。

1950年底，“伪国防部”军法处宣布：监委弹劾胡宗南诸事，均与事实相悖，认定胡宗南“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所以，不予“付军法会审”。

“伪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也认为，胡宗南率部从陕西撤到川康，“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台湾一时的弹劾胡宗南案落幕，胡宗南又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获悉江浙沿海尚有一些国民党残兵败将活动，以为可资利用。

原来，自1949年下半年国军相继从苏、浙、闽等地败逃后，不少残兵败将与地方武装撤逃到东南沿海各岛屿上。

其中浙江省大陈海域，约15平方公里，有大小岛屿90余座，北起南田、渔山，南至沙堤附近南北鹿、洞头各岛，约长170海里。

国军各路残兵败将逃到这群海岛上后，各自占岛为王，共有6支，14个纵队番号，约2.3万余人。

于是，美国派代表与台湾商定，由美、台双方共同收编东南沿海游击部队，美方提供装备。

美方成立主持工作的机构“西方公司”；台方则成立“大陆工作处”来负责。

大陈岛上的蒋军士兵

派谁去大陈地区收编、指挥这些游击部队呢？蒋介石想到了胡宗南。

胡宗南是浙江人，熟悉东南沿海风土人情；胡宗南是军事将领，整军经武的经验丰富；

还有，来台湾一年，胡宗南遭弹劾，坐冷板凳，一直无实职。

1951年3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总指挥，前往大陈岛地区组建“江浙救国军”。

当时，台湾官场有人认为，要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去荒凉的大陈海屿屈就总指挥，恐怕他未必肯去。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胡宗南欣然接受任命。

随后，胡宗南向蒋介石荐调刚刚从大陆逃脱的罗列、钟松为助手，自己则化名“秦东昌”，率钟松、沈之岳、冯龙等随员到达下大陈。

胡宗南到下大陈后，就住在第36纵队司令王相义家中，草草布置的两间厢房，就成了胡宗南的“总指挥部”。

钟松

直至1951年11月中旬，胡宗南才将总指挥部迁到比较荒凉的上大陈岛上。

胡宗南首先调査整顿驻守各岛的游击部队，申明纪律。接着，向各部供应粮食、武器和装备，派员到各部担任教官，逐步控制了各部的指挥权。

胡宗南在上大陈安顿下来后，一本正经地报请“伪国防部”核定，正式组建“江浙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胡宗南，副总指挥钟松，总参议兼代总参谋长冯龙，秘书长赵才标，政治部主任沈之岳。

他先后从台湾调来4个“战斗团”的编余军官充实各部。

同时，美国“西方公司”也派员到上大陈建立机构。胡宗南派遣钟松与美国人蓝浦森组建联合办公室，共同对内陆展开军事侦察与特务活动。

驻防大陈的蒋军海军官兵

经过半年时间的整编，轮训，“江浙反共救国军”基本上军制划一，初具规模了，胡宗南就想一试战力。

1952年5月14日夜，胡宗南率部进攻浙江省黄礁岛。攻击船队由军舰、炮艇、机动船、舢板与小渔船共同组成。

是夜一点，胡宗南岀海，登上指挥舰——海军永寿舰。船队在海上行驶5个小时，15日拂晓抵达黄焦岛。

胡宗南下令永寿舰先炮轰黄礁岛，掩护部队登陆。战斗激烈时，黄焦岛上解放军炮击永寿舰，炮弹在舰四周不断爆炸。

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进攻失败，胡宗南下令登陆的300多名部属返回船队撤离黄礁岛。此战役被台湾方面称为“黄礁战役”。

之后，胡宗南利用沿海岛屿解放军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动了数次偷袭，频频得手。

10月8日，胡宗南令冯龙为前线指挥官，率部攻击披山岛南面的寨头、鸡冠山、羊屿等岛，激战一昼夜，次晚撤退。

战后，胡宗南向台湾当局报捷，冯龙被授予“五等宝鼎奖章”，还有45个官兵获选“战斗英雄”。

似乎战果辉煌，胡宗南加官晋爵。1952年10月，胡在国民党“七大”上被任为中央评议委员；年底，被任命为“伪浙江省政府主席”。

但他的“省政府”只辖几个渔岛，胡宗南以这些渔岛成立两个县政府：温岭县和玉环县。

随着朝鲜战争的沉寂，1953年初，解放军重新占领鸡冠山，在大小鹿山设炮兵阵地，日日轰击披山岛。

大鹿岛

胡宗南部在披山岛无炮兵，无还手之力。为了解除威胁，胡宗南决定发起“鹿羊之战”。

在进攻前，胡宗南令各参战部队与舟艇先行在披山海域集结，攻击目标位为大小廃山及其北面的羊屿岛解放军。

同时，为此战役，台湾海军在大陈岛专设“任务舰队”，4艘军舰由胡宗南指挥。

1953年6月19日晚，胡宗南指挥各部登陆进攻大鹿山岛。可是，驻守大鹿山的解放军第62师，工事坚固，战斗力强，火力猛，激战整晚。

6月20日凌晨，蒋军登陆，胡宗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偷袭部队没带山炮等重武器，导致攻坚无望。

双方激战从早到晚。驶近大鹿山岛的永寿舰舰尾的土兵舱被击中，迫使各舰后移。

当日傍晚，胡宗南下令后撤回航，攻击大鹿山岛失败。永寿舰军官回忆称：这次登陆作战，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形同夭折。

1953年6月24日下午两点，解放军猛烈炮击距大陈南口14 公里远的积谷山岛，摧毁山上工事与有线申话。是夜，解放军占领积谷山岛。

积谷山岛失守，台湾先派员来大陈详细研究大陈地区的防守事宜。最后撤销“江浙救国军总指挥部”，调胡宗南回任“伪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

1953年8月，58岁的胡宗南奉命入台北“伪国防大学”学习，到1954年2月才结束，历时约半年。

胡宗南在国防大学里倒是抓紧时间学习，读了不少书，还与其他入校读书的将领一道研究探讨。

1954年2月，胡宗南毕业，成绩名列“高等”。这时他仍没有实际军政职务，只以“伪战略顾问”的名义寓居台北。

于是，他继续在国防大学学习，读书，与专家学者和旧日僚属切磋学问；闲暇时陪妻逗子，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2月，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陈岛与浙江沿海岛屿，台湾当局宣布集中力量防守台、澎、金、马地区。

澎湖列岛位于台湾海峡中，东距台湾岛50公里左右，西离内陆约200公里，孤悬台湾海峡中心，地扼南北交通海道，是台湾连接前哨阵地金门、马祖的中转站，战略地位重要。

1955年8月，蒋介石数次传见年届花甲的胡宗南，准备派他当澎湖“防守司令官”。1955年9月，胡宗南登上澎湖岛就职。

胡宗南在澎湖

上任不久，就有件“小事”在台湾军界传为“美谈”，从中可见胡宗南为人处事有豁达与超然的一面：

一日，“伪国防部”参谋总长彭孟辑巡视澎湖，胡宗南一身戎装，亲临马公机场恭迎。

彭孟辑虽任“伪参谋总长”，是胡宗南上司，但在上将胡宗南面前，还是小字辈。

彭孟辑正欲下机，忽然得报胡宗南上将站在飞机舷梯下迎接，自认为不敢受此大礼，跨出机舱门的脚忙缩了回去，让随员先下去劝请胡宗南回去。

胡宗南却说：“我是以澎湖防守司令长官的身份，来迎接参谋总长的，不必客气和谦让，这是应该的！”

但彭怎么也不肯下飞机，僵持了很久。最后，彭孟辑感动得流着眼泪紧紧地拥抱着胡宗南。

彭孟辑

胡宗南到澎湖就任时，台海地区形势仍很紧张。胡宗南在澎湖的4年中，主要做了几件事。

加强澎湖战备防守，在澎湖的外围岛增强了兵力火力；在澎湖岛马公拱北山构筑坚固的核心阵地；加紧督训防守部队；改造驻军营房。

注重对官兵的思想教育与灌输，大力提倡对蒋介石的忠诚。

他给官兵训话：“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局促在台澎，风云变幻，波涛险恶。必先与领袖共患难，然后才能讲到效忠领袖。”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炮轰金门，持续多日，国共海空战也接连不断，台海地区硝烟弥漫。

澎湖是台湾到金门、马祖的中转站，后勤军用物资都需从澎湖中转金马地区。

胡宗南指挥澎湖驻军日夜转运从台湾发往金、马的武器弹药与补充兵员，回运从金、马撤下来的国军伤病员与战死官兵遗体，有一个月寝食失常。

期间，蒋介石巡视沿海补给线，胡宗南鞍前马后，陪同蒋介石乘船巡视。

1959年10月，胡宗南澎湖“防守司令官”第二任期届满，回到台北，重任“伪战略顾问”。12月到“伪国防研究院”担任首期研究员。

“伪国防研究院”是台湾地方当局新设的蒋介石兼任院长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军事科研机构，为台湾地方当局培训党政军高级干部。

胡宗南在“伪国防研究院”学习时，勤奋认真，保持着书生习气与军人作风，听讲时常作笔记，非常用功。

70年代台湾“伪国防研究院”大楼

I960年6月，胡宗南毕业，毕业论文为《论人才与建国建军之关系》，宣称：“建国建军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而造就人才的根本，主要在于培育。”

毕业后，胡宗南曾向蒋介石要求担任实职，“求得一个死所”。蒋介石仍然只给他一些挂名的闲职。此后，胡宗南闲居在家，交游读书。

1961年，胡宗南66岁了，渐感身体不适，咳嗽不止，疲乏无力。后来病势加重，才延医诊治。发现他有高血压、糖尿病症状。

到这时，胡宗南遵循忌糖肉类食物的医嘱，日日只吃蔬菜水果。几个月下来，越发消瘦，但精神看上去仍健。谁知到了1961年冬天，胡宗南日益衰弱，渐感体力不支。

胡宗南晚年与妻子在户外散步，依然保持军人装束

当年11月的一天，胡宗南去参加在台北介寿馆四楼召开的“伪战略顾问委员会”，爬上二楼就上不去了。

196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胡宗南感到有些不适，请来医生到家里诊治，发现心脏稍欠正常，当日下午即住进荣民总医院。

胡宗南住院数日，经大力抢救，病情似有好转，医生査验报告，说他的身体确在恢复之中，数日后即可出院。

然而，胡宗南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一时的好转，其实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1962年2月13日，胡宗南白日饮食如常，晚上九点睡觉。这天，叶霞翟因长子生病发烧，回家照顾，只有老部下袁学善留院看护。

当夜十一点左右，胡宗南从睡眠中醒来，一见袁学善还在一旁服侍，就催他快去休息。

到2月14日凌晨三点，睡梦中的胡宗南突然惊叫数声，一手高举，遂昏迷不醒。

袁学善呼喊无应答，急召医生，医生赶来后马上打强心针，用氧气罩。

妻子叶霞翟闻讯赶到医院，此时胡已在弥留之际，终无一言。到三点五十，胡宗南的传奇人生就落幕了。

1962年2月14日，蒋介石知悉胡宗南去世，想到这位由他一手栽培与重用、为他出生入死二十多年的黄埔系首席将领如今离他而去了，不禁倍感沉痛。

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台湾隆重追悼胡宗南。2月16日下午，“胡宗南治丧委员会”组成，何应钦、顾祝同分别担任治丧委员会的正、副主任。

台北各界一片褒词。蒋介石颁赐“功著游常”挽额，追赠胡为一级上将，又指令“伪行政院长”陈诚颁发第1458号旌忠状。

叶霞翟与罗列、赵龙文、盛文等人商议，选定台北近郊阳明山竹子湖下北投纱帽山营葬胡宗南。

筑墓期间，蒋介石亲临视察。1962年6月9日上午十一点，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台北军政大员、亲友部属等人护送胡宗南灵柩入墓。

盖棺论定，对胡宗南这个民国风云人物的一生与千秋功过，历史迟早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笔者认为，作为职业军人，胡宗南有许多优点，如忠诚服从，注意律己，生活俭朴，待人谦和，宽厚有情等。

但作为高级将领，他的指挥能力可以说是负数。

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当参谋的于达回忆：“行军时，师部往往只与一个团同行，胡先生则与官兵一起步行。”

而长期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王微，晚年曾比较中肯地评价：“胡先生忠于领袖，没有抱负。”

对自己在大陆屡战屡败，胡宗南本人是怎么看呢？

晚年他在“伪国防研究院”当研究员时，和导师谈起过去打仗的经历，曾自嘲：“我最好当一名团长，顶多做一名师长。”

胡宗南谈起从军经历时，经常以1927年初指挥第2团在富阳大败北洋一个师作为话题，认为他当团长时指挥最得手，部队再大了指挥就不如意了。

而历史竟将他推上了战区统帅、“陕西王”、“西北王”、“西南王”等地方诸侯地位，以至于在瞬息万变、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计穷力竭，最终误“党”误“国”，误人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