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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30日是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日子，一位当年的老战士回忆这难忘的一天： 北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整个大鹏沉浸在悲忿的气氛中，在街道上，在海岸边，人们用满含着泪水的悲愤的眼睛，送别可爱的战友！ 同样，即将踏上新战斗征途的人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挥手向可爱的战友告别！ 快要撤离的时候，一些同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突然像一股巨大的浪潮，猛烈地冲向海边，冲上了登陆艇上。 这个突然发生的问题，也使我们感到难以控制。出发的日期不容许我们再拖延，只好让他们随队北撤，而人数由此多增加两百人。 反动派的军队就在我们离去的一刹那间，开到海滩上。不久，黑夜就吞没了整个大鹏（半岛）……  东江纵队北撤是中共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1945年9月上旬，在国共重庆谈判中，伟人决定，中共可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出。 这一举动既是为了表明共产党谈判的诚意，也是考虑到这八个解放区孤悬国民党统治区腹心，国民党方面必不允许其存在。 如果主动撤出，可以避免这些地区的部队被各个击破。 然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想放走东江纵队。 国民党认为，东纵是中共在广东的火种，撤向北方是放虎归山，以后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只有彻底扑灭才是长久之计。 所以在日军投降后，他们以4个军11个师，其中包括五大王牌中的两个：新1军和新6军，围攻东江纵队。  新一军进入广州 东纵把部队分散在五岭及东江的40多个县，保存了骨干。 1946年1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 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鬼迷了心窍，在蒋介石指使下继续围攻东纵部队，拒不执行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 中共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军调”小组里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又郑重向国民党及广州方面交涉。 全国各种报刊大量发表东江纵队的抗战功绩，从广州到香港，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共。 国民党军事进攻又未能捕捉到东纵主力，这一切使张发奎陷入了窘境。  1946年3月，在周恩来安排下，东江纵队在重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散发抗战中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 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签订了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 于是，出现了前面所看到的动人的一幕。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以及粤中、南路各纵队的骨干胜利完成集结。 以上纵队总兵力为1.1万人，参与北撤的只有班长以上人员及家属。原定名额是2400人，实际上船北撤有2583人。 东纵北撤恰好赶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刻，6月26日国民党军已经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倘若稍有拖延，恐怕会另生事端。  协议规定，东纵北撤后，剩余战士和干部全部复员。国民党代表假惺惺地说：“中共人员若奉公守法，政府必予以保护。” 不过国民党没打算履行诺言，7月17日，广州行营发表公告，在全省公开搜捕复员战士。 东纵武装先后复员有近万人之多，基本溶入人海之中，杳无踪迹。国民党几经清剿，只抓到30余人，令广东当局尴尬不已，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东江纵队在各个根据地更是保留了一批武装骨干，分别组成若干小分队，作长期潜伏的打算。 据不完全统计，粤北200多人，东江100多人、雷州半岛700人、粤中100人。 主力撤走了，潜伏的小分队分别钻进了各地的山区、农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留在五岭南麓的翁源西部山区有何俊才，带领的12个同志，钻进了大山区，在一个偏僻山沟的破旧香菇棚里安下了家。 那是黎明时分，登上那座最险峻的山峰，面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晨曦的群山格外宁静， “那潺潺的泉水，唧唧的鸟鸣和那阵阵的清风，啊！这简直不是什么隐蔽待命，而是来到避暑胜地，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 ——这是其中一位战士40年后的回忆。刚摆脱搜剿的死亡阴影，就来到这世外桃源般的仙境，那种喜悦是可以想见的。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洗褪了战火硝烟之后，战士们的心情慢慢又变得沉甸甸的。 他们是共产党人，向往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打算当先秦遗民，因此也不追求避世隐居的“桃花源”生活。  上级布置潜伏任务时对他们说，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将不公开领导他们的斗争，应该怎样做靠自己。 留下坚持斗争的小分队，一律要停止一切公开活动，保证北撤部队安全到达目的地。 待北撤部队到山东登陆后，则根据形势变化，相机恢复活动。 当时，广东区党委对形势有个估计：广东可能会出现“十年黑暗”，要求游击队员长期潜伏。 身处深山，再听到大部队已经离开广东的消息，许多人都不禁感到前途的迷惘。 今后的斗争一定是艰苦的，对于这群经过考验的战士来说，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问题在于今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时有的同志这样说：艰苦没问题，生存下去也有办法，国民党一定会被消灭也没有疑问，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也有的同志这样说：打了这么多年，才发展到万把人的规模，现在复员的复员，北撤的北撤，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最令人难以忍耐的是这样一个前景：根据北撤协议，他们只能称为“复员人员”。 这些人不再被承认为共产党的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名义上已经取消了。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党组织可能还要公开否认他们的存在。 怎么行动，要由自己决定，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甚至牺牲了，也可能得不到党的承认。 想到这样一种“孤儿”的处境，最坚强的战士也会黯然失神。 有了这种种想法，寂寞的山林生活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 上级要求领导干部要隐姓埋名，领头的何俊才被称为老板。何“老板”深深感到，这种悲观情绪影响着大家。  何俊才 因此安下家后，立即部署学习任务，提高斗争能力，为重新恢复活动作好准备。 首先是形势教育，跳出五岭大山看全国，北方形势一片大好，重新恢复武装斗争为时不远，大家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了。 接下来是系统的学习，何“老板”把12个人分成两组，文化程度高的一组学习理论，文化程度低的学文化。 每天学习之余，还组织了唱歌。在这里，你尽可以引吭高歌，一解地下斗争时抑制的歌瘾。 这一带远离尘俗，禽鸟繁多，可以凭着一双手去摸鱼，把鱼剁成薄薄的鱼片，和上山椒大蒜，放在火锅滚烫的热汤里涮着吃。 大伙围着火锅“打边炉”（广东人对吃火锅的称呼），高兴起来，唱起山歌，又别有一番浪漫的情调。 日子很快地过去，内战规模一天天扩大，三个月后，游击队员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恢复斗争的时机到了。  “老板”派人下山把埋藏的武器挖起来，把在地方隐藏的东纵复员人员也调到山里来开办短期训练班。 1946年9月，稻熟季节，是收获的时候了，13位勇士分头下山，奔赴各区各乡去组织群众，去开展斗争。 临别时，大家依依惜别，留恋这破旧的香菇棚。 几十年过去了，还健在的战士，仍然是那么清晰地回忆起香菇棚里度过的难忘岁月。 广东各地不知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潜伏小分队，他们就像五岭山间常见的山稔子，春雨一催，一簇簇、一丛丛的小红花，在荒郊乡野探起了头，张开了脸，红遍了山山野野。 东江纵队骨干北撤、战士复员后，广东游击战争没多久就重新燃起，甚至比东江纵队鼎盛时期的规模还大。  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罗卓英 这与其说是东纵留守人员发动，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暴政压迫出来的。 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省份，常年要外粮输入，少说也要几十万石，1946年全省遭遇严重灾荒，71个县早稻失收。 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宣布恢复实行抗战时的“田赋征实”政策，即征收粮食实物。 广东本已缺粮，又遇灾荒，竟然还要定下高达五千万斤的征额。 据说，原定广东田赋征实额是七千万斤，后经各阶层哀求，减免了2000万斤，已算是“仁慈”之至了。 横征暴敛之下，灾民死亡人数日渐增多，仅广州一地，1946年全年掩埋饿死路尸计7000余具，平均每月超过580人。 省府一位地政科长出巡各地，大为慨叹：“农民多以杂粮为生，生活之苦，达于极点。” 1946年8月之后，广东当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征粮征兵上面，依然所得有限，全年仅征得400万斤，不到征额的1/10。  连蒋介石也为此发火了，发出了手令：“知本年度征粮，关乎国家军务，不得因循敷衍，贻误事机！” 广东当局这下暴跳如雷，一下撤了70多个县长，又订出“逾限罚息50%、捉人迫交”的严厉办法。 在种种毒辣手段凶狠掠夺下，1947年1月底，广东全省居然完成了五千万斤的指标。 粮食是到手了，但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贫苦农民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只有拼着一死去反抗，去寻找生路了。 征粮之外，还有征兵暴政，1946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恢复征兵，1946年度征集60万人，后增加至83万。 广东的征兵额是4万名，于是抗战时的军、师、团管区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立即恢复。 不愿当炮灰的人们只有极力规避，宁愿出钱申请免役、缓役和缓召。 国防部兵役局长徐恩平到广州视察，看到“广州适龄壮丁仅五千人，而申请免役者竟至五万！” 当时广东有所谓“志愿兵”的名堂，俗称“卖猪仔”，每名“志愿兵”发钱22万元法币。 换句话说，出22万元换一条命，买个“猪仔兵”来顶替兵役。 后来志愿“卖猪仔”的人也日见减少，受人钱财的兵役官又演出了强行拉壮丁的闹剧，由此抓丁勒索的惨事数不胜数。 征兵的结果，到1947年1月底，广东仅征集2.1万人，只及原额的一半。 兵役局长亲临督促，省府组织兵役视察组出发各地坐催，“严饬各师、团管区限二月底征足”。 截至3月，1946年度兵额尚未完成，国民政府又下令：1947年度征兵百万，提前到4月份开始。 除征兵征粮，人民还要负担繁多的捐税。政府有正税，还有“借征”，所谓“借”是白要、硬要。 农民还要负担许多莫名其妙的捐税，而杂捐又比正税普遍多10倍以上，仅是省府摊派，就比国府规定的加了五倍。 这一切都使岭南各地民怨沸腾，悲号之声随处可闻。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国民党本身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作了最好的动员。 这一时期，潜伏下来的中共武装骨干纷纷出山，以武力保护群众。 正是在反三征的群众性斗争中，人民武装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中共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并由此过渡到公开打岀共产党的旗号。 1947年是广东游击战争大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游击支队纷纷破土而出。 东江纵队北撤后，驻广东的国民党军也先后北调，1946年6月，广东总计有正规军11个师。到8月仅有整编64师三个旅，再加上八个保安团，和赣南的152旅。 这点兵力分散于全省，自然处处显得兵力不足，面对风起云涌的民变，本身就已感到束手无策。 一方面是国民党力量的空虚，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南方各省的领导。 位于粤北的翁江、五岭地区，是东江纵队北撤前以主力经营开拓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留下的武装力量较多，发展的势头也比较迅猛。 翁江地区的人民武装整编后，组建为粤赣湘边区，全面开展反三征、破仓分粮和收缴地方武器，仅新丰县一地就破仓56座，出谷120多万斤。 破仓分粮不仅使老百姓得以度过春荒，而且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游击队本身也大大地扩充了。 整编时，全支队拥有武装700多人，都是东江纵队复员人员，仅一个月发展，队伍扩大到3000人。 游击队接着主动出击，寻歼敌人，消灭联防队，镇压地方恶霸，袭击军用列车，策动民团起义，破坏敌交通线，取得很大的战果。 新丰县游击队在八里牌伏击歼敌一个连，活捉少将衔县长罗联辉，粉碎了敌人三县合剿计划，显示游击队已经成长到能成连地消灭敌军的水平。 从小战到大战，从山区到平原，游击队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粤赣湘纵队领导人合影 敌人惊恐万状，龟缩进碉堡、城镇不敢出来，游击区里建立了村乡一级的人民政权、农会和民兵。 到1947年年底，翁江两岸纵横数百里，游击战士大白天可以戴着五角红星帽，到处自由行走。 在湘赣边的南雄、始兴等县的五岭大山区，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军一直留置了较强的兵力。 但东江纵队留守人员改编的五岭总队同样发展迅速。 1947年4、5月间，五岭总队在粉碎了南雄、始兴、曲江、仁化四县联合进剿后，从山区冲向平原。 到8月，南雄22个乡，有20个成了解放区。中秋前夕，游击队又攻下了最顽固的堡垒新田墟。 原五岭总队战士解放后合影 南雄城虽驻有国民党99旅旅部，离城二里外的村庄就是游击队区。 1947年年底，五岭总队活动范围广及粤赣湘三省的30多个县，牵制了敌党69师13000多人的兵力。 闽粤赣边中共武装的前身是韩江纵队，1946年6月底，骨干随东江纵队北上，部分留守人员于1947年1月成立粤东支队。 初时，全队才31人，到1947年底，粤东支队已经成长为拥有1900多名战士的边区主力支队。 1947年冬，粤东支队在兴梅、潮汕、闽南、闽西、韩江等地区都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并且在闽粤边联成了一片。 1946年东纵北撤，在雷州半岛留下700多人的骨干，以武工队形式在16个县分散隐蔽。 1946年底，这些武工队重新恢复活动，逐渐站稳了脚。 粤桂边纵队成立时的合影 当时雷州半岛只有数量很少的县警队，这就给战争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1947年3月，游击队打死了南路著名的反动头子——遂溪县县长戴朝恩，南路大起义全面发动。 数月间顺利发展到4500多人的武装力量，控制纵220里、横120余里、人口60万的中心区，建立48个乡政权。 广东游击战争，声势浩大，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悲叹：“中共已成燎原之势！” 国民党广东当局不甘心失败，从外地调来大批兵力，策划新一轮围剿。 1948年元旦，位于翁源西部荒凉的山村太坪大大地风光了一回。作为北江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元旦这天举行了前所未有的万人联欢大会。 来自附近各游击区的民兵、农会会员自带粮食，扛着土枪土炮，打起锣鼓，舞着醒狮，沿着条条山间小道汇集到了这里。 村前平整好的地坪上搭起了戏台，这是大会的会场，两侧悬挂着对联，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加上屋顶上飘扬的红旗，营造着一个革命节日的气氛。 这是庆祝胜利的节日，一年来的斗争，翁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一派兴旺景象，这一天达到了最高潮。 村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一队队、一伙伙的民兵、武工队员走进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青干训练班及各个部门的屋棚去拜年。 人来人往的都是挎着枪、揣着匣炮，就连穿来钻去的小孩，腰上都插上个木条条，鞭炮不断、熙熙攘攘，使人感到像是个繁盛的墟市。 晚上演出了话剧《白毛女》，还扭起了北方解放区刚兴起的大秧歌舞，这真是偏远山区里破天荒的第一回。 从来没有看过新戏的山民眼睛瞪得核桃般的，端的是如痴如醉。 加上各村民兵以及游击大队互相拉歌，放声欢唱，整整喧闹了大半夜。 没有人会想到，死神会在第二天降临。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太坪仍是一派节日气氛，虽说也听到了敌人要清剿的消息，但都没想到来得那么突然，来得那么恐怖。 入夜，国民党整编69师99旅从曲江夜行军远途奔袭，夜空中突如其来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国民党军已经直扑到村边才被岗哨发现。 枪声一响，支队直属的主力大队（营）和保卫队的战士从住屋的茅棚冲出，就以身边能隐蔽的地方卧倒阻击，一边打一边退。 支队机关、干部训练班几乎都是徒手的，数百人乱哄哄地往后山上跑，只要上了山，就不会被敌人包围。 国民党军很快就冲进了村子，人是没抓到几个，电台、重要文件都及时转移带出来了，就是大批物资带不了，都落到敌人手里。 敌军跟着也往山上追，主力大队占据了山坡组织防御，掩护机关脱险。 敌军玩命地往上冲，游击队拼命地开枪，缓缓地后退，仗打得很凶。待机关的同志走得够远时，主力大队也及时摆脱了敌军，在夜色中融入山林，无影无踪。 混乱的突围中，一些伤员、有病的同志走动不方便，被敌军追上包围。 司令员何俊才的妻子、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陈玲因病行走困难，被敌人堵截在一个小山坡上。 她知道自己无法突围，立即把绝密文件嚼烂吞进肚子，然后拔出手枪同敌人拼杀，弹尽被俘，1949年被枪杀于韶关。 这就是宋子文发动的对广东中共游击队的第一期清剿的开始。 宋子文 宋子文是1947年9月以卸任行政院长之尊屈就广东省政府主席的，11月又兼任广州行辕主任。 1947年夏天，解放军移入外线作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胁长江，杀到国民党大后方。蒋介石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去巩固长江以南各省。 正好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魏德迈来中国考察，针对中国形势的恶化，寻求解救的办法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 7月16日至8月4日，魏德迈使团一行9人跑遍了中国内陆各大城市，在视察广东之后，使团对广东局势及官员的腐败无能给予猛烈的抨击。 经过全面考察后，魏德迈向国民政府提议，把中国分为六个大区域，实施不同的方针政策，这一意见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建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设立华南经济建设区。 魏德迈（左）访问广州 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当在华中、淮河及江南的心脏地带部署重兵，抵挡解放军攻势。 而美国则向华南地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以广州为重点形成一个中美合作的建设中心。 相持几年后，国民党可以依靠华南的经济资源加上华中的兵源，反攻中原和华北。 建设华南战略基地，自然需要一个受美国认可的人来领导。魏德迈瞩意有留美背景、又是著名亲美派的国舅宋子文。 正好宋子文也在觊觎广东，蒋介石曾想让他去负责台湾的复兴，宋子文不感兴趣。 他曾向美国司徒雷登大使谈到：新的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 另一方面，共产党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广东上层人物以至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指责罗卓英剿共不力。 司徒雷登 据说粤军老将李福林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见面就放炮：“主席还要不要广东？如果主席要广东，非要罗卓英下台不可！”换马已经势在必然， 就这样，战局的发展，美国的期望，蒋宋王朝的利益，把卸任后灰心丧气的宋子文又一次推到了前台。 宋子文勉为其难，担起了这个为党国建设战略基地的重任，回到了广东。 新官上任三把火，回到广东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剿共。不把游击战争镇压下去，什么经济建设都只能是空话，美国资本家也不敢来。 宋子文自视其个人地位、才干、资本都比前任的张发奎、罗卓英要高明得多。 他一到广东就整顿机构，调整人事；联络美国，争取外援；与邻省实行联防，笼络地方势力。 宋子文认为，游击队兵力不多，正规军大部队杀过去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又把国防部在广东整补的正规军强留下来，改编成十五个美式装备的保安团。 每个团人数均为3500人，配备相当数量的机枪和迫击炮，给萎靡不振的广东当局打了一剂强心针。 宋子文连续主持召开了六次有关绥靖的会议，首先在“匪患严重”的广东与邻省交界地区成立跨省区的统一指挥机构。 经国防部同意，设立了湘粤边、粤闽边、粤桂边等三个清剿联防指挥部。 粤北是清剿的重点，1947年11月至12月，敌军以正规军整编69师全师压向五岭主脉的南雄、始兴地区。 经过残酷扫荡，国民党军七天时间全部占领了平原，迫使游击队撤入山区。 国民党军又于元旦奔袭太坪，以69师99旅为核心，集中七个团在翁江发动全面清剿。北江支队和五岭总队受挫，被迫转向江西活动。 1948年2月，宋子文抽调四个保安团，配合正规军整92旅进攻南路游击队。 在敌军清剿面前，南路我军损失惨重，到1948年3月，游击区被搞垮，游击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48年3月23日，在最初的功势成功后，宋子文公开发表了他的“绥靖新策略”，采取“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方针，强调“不求急功，但求实效”。 游击战争步入了艰难岁月。平原被敌军占据，重建反共政权，组织联防联保；国民党军对山区则实行“三光”和经济封锁政策。 游击队员被迫藏入深山，露宿荆棘，冬夜寒风，烤一堆野火，霜雪交迫，打一双赤脚爬山。 春荒时候，山区老百姓也缺粮，游击队粮食越来越少，开始是分饭吃，然后是分粥吃，最后连米也见不到，只有上山挖竹笋、摘野菜。 虽然广东游击战争遭受了挫折，但是宋子文消灭中共武装的意图也没有实现。 1948年6月，敌军湘粤赣边联防总指挥叶肇估计，整个广东尚有“共军4200余”。 负责清剿游击队的叶肇 7月，进剿翁江的敌整编69师因北方吃紧调移湖南，敌军兵力减弱，粤北形势迅速好转。 我军大举进攻，先后取得多次伏击战胜利，恢复了大片根据地，使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中共武装手中。 面对着各地日趋活跃的游击队，宋子文于1948年8月发起第二期清剿，重点进攻东江、潮汕平原及粤西等地。 然而，清剿刚一开头，中共武装就从南路、东江展开了进攻，给了宋子文当头一棒。 敌军对东江南岸的重点进攻，使用了七个团的兵力，这是清剿以来使用兵力最集中，进攻范围却最狭小的一次。 东江南岸原是抗战时东江纵队的老根据地，是广东中共游击战争的发源地。 能否攻破这一牢固的战略基地，确实是检验宋子文清剿成败的关键之仗，国共双方都对这一仗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东江南岸地区的中共武装统一编成江南支队，司令员蓝造，政委王鲁明。 蓝造 支队下辖五个团，支队主力是第一团，拥有650人，其余地方团下辖三个游击大队和三个主力连。 1948年8月，江南支队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歼敌两个连300余人，迫使敌军将各处分散据点全部驻军撤出，打乱了进剿部署。 8月23日，当敌军四路合击时，江南支队阻其三路，设伏歼敌一路，仅40分钟战斗，就干脆利落击溃敌军一个营加一个保安大队，共600余人。 紧接着在红花岭固守阵地，大量杀伤进剿军，毙伤3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狼狈后撤。 然后江南支队以主力转岀外线出击，滞留于根据地内的进剿敌军既找不到游击队主力，又日夜担心受袭被歼，不得不黯然撤退。 江南支队三战三捷，合计歼灭敌正规军154师及省保安团1500余人。 粤中、粤北形势大好，而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更是创下了一个记录——攻占重镇湛江。 在敌军清剿造成严重困难的时候，香港分局指示南路武装转向外线寻求发展。 1948年4月南路游击队主力分为两股，一股700多人向广西十万大山进发，成为滇桂边纵队的主力。 另一股800余人编成三个营，组成东征支队，于4月5日挺进粤中。 东征支队冲破重重封锁线，历时一个月行程上千里，终于进入恩平，同粤中游击队会师。 主力出征调动了敌军，南路老区所受压力减少，为扭转军事上的被动，我军策划了袭击湛江的战斗。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通过地下党关系，亲自进人湛江市侦察，甚至大模大样地闯入驻军保安10团的营地探査。 1948年7月10日凌晨，游击队潜入市区，战斗一打响，就攻进保安10团营地，全歼营部和两个连。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 当时市内敌军只驻有保10团两个连和营部，这些人被歼灭后，游击队从凌晨3时到上午9时，控制市区达6个小时之久，然后从容撤退。 袭击湛江市的壮举迫使清剿军回防城市，南路游击队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整个南路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即使当局后来调来了正规军62军，也未能扭转颓势。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南路游击队歼敌3600多人，从一度受挫的艰难中打出了一个好形势。 如果说，东江、南路的反击标志着广东战局转折的话，接下来粤中的崛起，开拓则表明宋子文二期清剿的全面失败。 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珠江纵队。 1945年8月珠纵主力挺进粤北，编入东江纵队，1946年除部分指战员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外，大部分人员分别留在珠江三角洲坚持斗争。 1948年5月南路东征支队与粤中的游击队汇合，大大加强了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 解放军粤中游击队行军 粤中是广东国民党兵力最为薄弱的一区，以东征支队为主的粤中部队在一个多月间打下乡公所30余个，建立了以方圆百里的根据地。 宋子文调集两个保安团分进合击，围追堵截，东征支队及时分散，使清剿国民党军找不到作战目标，只落得疲于奔命。 8月—9月，粤中部队六战六捷，全歼敌精锐正规军三个营，粉碎了宋子文对粤中的扫荡。 到年底，珠江中共武装发展到正规军2340余人，不脱产的民兵10万人。 粤北和粤中处处鏖战，粤东却是另一番景象，1948年是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获得重大胜利的一年。 1948年从元月开始，闽粤赣各支队就主动岀击。粤东支队攻占蕉岭县城，打响头炮，这是边区第一次攻夺县城。 闽粤赣纵队与解放军48军会师时的合影 2月闽西支队在武平粉碎敌军福建三个保安团的分路进攻；3月活捉敌军清剿副司令张光全，到6月，游击队已控制韩江中游三四百里的地段。 山区打得出色，沿海平原也不甘落后。韩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即潮安、澄海、饶平三县，北有潮州，南有汕头，是粤东的腹心，也是国民党控制整个粤东的战略基地。 1948年4月当国民党兵力集中山区扫荡时，韩江支队14团横扫沿海平原，与闽南支队会师，初步建立粤闽边一条宽阔的游击走廊。 敌军四处碰壁，后院起火，新上任的“闽粤赣边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只好退保平原，撤出山区兵力。 1948年10月，喻英奇策划袭击潮汕支队及地委机关所在的大北山良田，以扭转整个粤东形势。 获知情报的潮汕支队严阵以待，把刚从平原外线作战归来的主力全部集结于良田附近待机。 喻英奇 秋收时节，敌军先以各县反共武装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入山区根据地抢粮、扫荡，主力则行踪飘忽。 潮汕支队判断敌军是声东击西，决定将计就计。派第1团明出河西亮相，故作反击扫荡之势，示形之后即隐蔽强行军赶回良田埋伏。 11月15日喻英奇果然岀动四个多营部队偷袭良田，落入潮汕支队伏击圈，激战一日被歼两个营，其余狼狈逃窜。 此战之后，敌军放弃了对山区的清剿，只能困守平原孤立据点。 整整一年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以宋子文彻底失败而告终。治安的失败又使其争取美援、建设华南反共基地的宏图无从谈起。 宋子文自己曾多次强调：“治安如有办法，一切均有办法，否则一切均无希望！” 确实，伴随着清剿失败的，是宋子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彻底破产。 从资源配备来看，在民国时期把广东建成独立经济基地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 当时的广东缺乏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更缺乏发展工业最基本资源：煤和铁。 广东没有任何钢铁工业，惟一为人们所知的是明清以来兴盛的佛山铸铁业。 凭着这点铸铜佛、铸铁锅的古老手艺，不可能为新式军事工业提供钢铁基础。 广东缺铁，只有海南石碌一地有铁矿，而作为工业、电力主要燃料的煤，广东几乎全靠北方南运。 广东那时惟一的大煤矿是粤北曲江的富国煤矿（今红工煤矿），储藏量少、矿点分散，开采岀来的还是不宜作工业用的无烟煤。 不过宋子文新官上任，干劲十足，而且算是找准了广东发展的路子——引进外资。 他先是与洛克菲勒商谈改造曲江煤矿，又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签约开釆海南铁矿。、 原定投资曲江煤矿的小洛克菲勒，后来还是毁约了 美联社1948年2月2日电讯更宣称：“使华南经济、政治安定，则美国对华之援助当自动实行。” 一时间，广东经济建设声浪腾喧。 然而，一年过去，清剿失败，美国援助迟迟不到，南京军费尚不足够，宋子文上京力争，也无钱拨下来。 不光军事上失败，经济上更是一事无成，宋子文和美国资本家签了一个又一个投资协定，却没得到一美元投资。 军事和经济双双受挫，即使是国舅爷这样的大手笔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宋子文绝望了，他向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对整个局势感到十分悲观。 纵观宋子文，他有拯救中国的远大志向，而且确实在政治、外交、经济上都有所作为。 宋子文在广东省府官邸 他曾坚持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起过重大作用。 他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希望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落后的中国，是国民党里较为开明的政治家。 但他经营华南反共基地，却以反人民的内战，写下了政治生涯中最为血腥的一页。 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的同一天，宋子文自请辞职也获蒋介石批准，两人同时下野。 宋子文做完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幕的“南天王”美梦。 1948年12月2日，军委批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成立，标志着游击战争进入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的新阶段。 在华南分局领导下，中共武装大举出击，迅猛发展。 1949年初，粤中解放军组建了主力“独立1团”，打下罗镜镇，这里是闸北抗日的英雄——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的故乡。 蔡廷锴 在香港的蔡廷锴将军捐献出了家中所有的武器，许多十九路军的旧部都踊跃要求参加游击队。 2月，敌军保安14、19两团由罗定县城开岀反击，独立1团迎头痛击，打垮了敌军。 解放军一个团打垮了敌人两个美械保安团，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国民党军大为惊恐，从此再也不敢出来扫荡，只能龟缩在县城。 再回过头来看粤东，这里岀现了渡江战役前，长江以南面积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1949年初，粤赣湘纵队在恢复了粤北等根据地后，在东江中下游展开攻势，控制海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广大地区，与粤东各根据地联结。 1949年1月10日攻克大埔县湖寮镇，这是原省主席罗卓英的老家，粤东的一个反动堡垒，此次被一举拔除。 闽粤两省边境120华里的敌军据点，从此被全部肃清，粤东、闽西联成一片。 闽粤赣解放区示意图 随后，边纵主力西渡韩江，3月上旬直逼梅县城郊。 到4月中旬，整个梅州地区，除兴宁、平远二县国民党还控制部分乡村外，其它各县均只能退守县城及少数据点。 至此，粤东之敌四面楚歌，困守孤城，汕头喻英奇只能退保汕头和少数重镇。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粤东爆发全区大起义，成为广东第一个全部获得解放的专区。 1949年的5月，一批决心反蒋起义的广东旧军官利用宋子文扩编保安部队的机会，掌握了两个驻守粤东的保安团。 这两个都是宋子文新建的美械保安团，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 其中保安12团、13团驻守粤东，都和中共方面发生联系。 保13团团长曾天节1926年曾加入过共青团，潜入第四军长期潜伏，1948年与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 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通过其族叔、老军人魏鉴贤与中共联系。 1949年3月同样主张起义的旧四军军官李洁之被任命为梅县专员兼保安司令。 5月3日，曾天节、魏鉴贤等发起闽西、梅县、汕头、惠州四专员秘密会议。 李洁之主张待解放军大军到达边境再同时发动起义，但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等待。 粤东、闽西条件已成熟，而汕头、惠州尚有大批敌军驻扎，显然不可能行动。 几天之后，由于保安12团内部矛盾的爆发，终于使粤东大起义不可遏止地发动了。 保安12团三个营15个连，实有3500多人，是敌军在梅县的主力，驻于粤东通闽西的要道口松口镇。 1948年9月，闽粤赣边清剿司令涂思宗被撤换，由驻潮安的专员、保安司令喻英奇接任。 涂思宗曾跟随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延安，中间讲话者即为涂思宗 11月喻撤保12团团长魏大杰职，派亲信刘永图接任。 喻英奇是军统系统的人，背后支持的是当时的省保安副司令黄镇球，更有整个中央系统。 余汉谋、薛岳回粤后，把特务系统深入广东的势力视为实现广东大团结的最大障碍，策划以老部下吴奇伟出任边区剿匪总指挥，削夺喻英奇的实权。 喻英奇不甘示弱，不给吴奇伟和新任潮汕专员莫希德入境，继而通电拥蒋总统复职，反对薛岳出任省主席。 薛岳十分气愤，双方竟相争夺粤东兵权。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串同该团五华籍营连长于4月7日扣押团长刘永图。 薛岳和喻英奇明争暗斗，客观上为粤东大起义提供了条件 事变后的第二天4月8日，魏鉴贤赶到松口团部，给魏汉新打气，并告诉他粤东大起义的准备情况，下属营连一大批人也积极赞成，保12团起义已不可拖延。 经过中共方面同意，5月14日蕉县保安独立营及老隆保安13团宣告起义，5月15日保安12团团长魏汉新带直属队及第3营从松口回到梅州城，17日宣告起义。 保安13团起义后配合东江二支队击溃保安第5团，占领老隆县城，5月17日保安5团在各方强大压力下也被迫起义，接受改编。 到月底，起义扩大到闽西，参加起义的有五个保安团、二个保安独立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共约20000余人。 乘粤东大起义的东风，两大纵队把其发展为强大的夏季攻势，一举攻占了粤东、东江中游的几乎所有城镇。 闽粤赣边纵队进入汕头 广东东部，敌军只能困守汕头附近及东江下游惠州，中共武装已经形成了从东面威胁广州的战略态势。 对于广东游击战争，1949年9月方方在赣州高干会议所作的《广东情况介绍》中作出了总结。一连串富有说服力的数字，掷地有声： 粤赣湘边纵：总兵力33000人，解放人口约400余万。 闽粤赣边纵：总兵力12700人，解放人口约400万。 粤桂南边纵队：总兵力8000人，解放人口100余万。 粤中纵队：总兵力7000人，解放人口250万。 粤桂湘边纵队：总兵力6000人，解放人口50万。 总计全省解放区人口共计1350万，占全省人口的40%，中共在全省1/3地区建立了政权，拥有解放武装6.7万人，人数是当年东江纵队的6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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