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刘遥、吴建南等：经济增长能否降低公众不满？来自中国城市面板门槛模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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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遥，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吴建南(通讯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齐佳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

邓玉玲，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阿力米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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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对经济增长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了解得很多，而对经济增长和不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却知之甚少。本研究利用官方在线留言平台的数据，衡量了2011年至2018年中国36个城市的公众不满程度。我们构建了面板数据，分析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对公众不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对公众不满意度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但只有在人均收入超过一个阈值后才会出现。在扩展讨论中，收入和公众不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被描述为一个阶梯形的曲线。这些结果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坚持基于收入最大化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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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对''金钱可以买到满意''的程度了解很多（Ngoo, Tey, and Tan 2015; Zhou and Xie 2015; Piao et al. 2021; Masuda, Williams, and Tallis 2021），但对金钱可以减少不满意的程度却知之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因为不满意的破坏性后果更加严重。学者们发现，公众的不满会严重损害对政府的信任程度（Kumlin 2009），成为退出倾向的先决条件（Salucci和Bickers 2011），并激发经济和政治抗议（Gofen 2012）。对经济增长和公众不满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增加公民收入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进步。

    阻碍不满意度研究进展的一个实际困难，是无法对不满意度进行实质和独立的测量。以往使用问卷调查来衡量不满的方法（Kumlin 2009；Salucci and Bickers 2011；Dowding and John 2011），不满和满意源于同一个问题项，并不能实质性地提取不满成分。即使使用两个独立的项目来测量满意度和不满意度（Boes和Winkelmann 2010），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严重的同源偏误。因此，使用传统调查很难区分不满和满意。然而，大数据方法提供了契机，使我们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基于海量在线投诉数据来独立测量不满意度。

    本研究对已有文献有以下贡献。

    首先，我们确定了人均收入和公众不满之间的门槛效应，并将这种关系总结为一条“阶梯形”曲线。以往研究考察的是积极情绪（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幸福感），与这些对经济增长和公众情绪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关注的是消极情绪（不满意），我们为这一经典话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非线性模型。

    其次，使用由居民投诉组成的数据集，将机器学习方法用于独立测量公众的不满意度。因此，我们验证了在线投诉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的作用，它们可以取代问卷调查方法，来独立测量公众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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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中国城市的人均GDP与公众不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公众不满意度显著下降。

H2：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与公众不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公众不满意度显著下降。

H3: 在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对不满意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具体来说，有两个门槛，在这两个门槛之间，经济增长对公众不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第一个门槛的左侧和第二个门槛的右侧，经济增长对公众不满意度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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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我们的样本由中国大陆的36个主要城市组成，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

    我们选择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作为核心数据源，数据集为2011年至2018年期间关于36个主要城市的251,869条留言。我们利用“领导留言板”数据衡量每个城市的公众不满意度，而GDP、收入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则来自统计年鉴。据此，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中国36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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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静态面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人均收入对公众不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门槛分析中，只考虑将人均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和门槛变量。

    单门槛的F统计量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P值为0.08。然而，双门槛的检验结果是不显著的。这些结果表明，在人均收入和公众不满的关系中存在一个门槛。单一门槛的门槛估计值约为63820元人民币，将人均收入分为两个范围。

    表1所示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在门槛的两侧是不同的。当人均收入低于门槛值时，人均收入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当人均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负值。这表明，人均收入和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其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负向。

Table 1 The estimated results based on panel threshold model

Not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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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我们将收入对公众不满意度的门槛效应概括为一条“有两个拐点的下行阶梯形”曲线，如图1所示。中国主要城市的经验证据证实了阶梯形曲线的前半部分，其后半部分没有被本文的数据证实，但是可以预测到。

Figure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income on public dissatisfaction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目的是为实现公民的主观幸福感而改进公共政策（Antolini and Simonetti 2019）。公众不满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各国的门槛值会有所不同，但图1中的下限门槛和上限门槛可以为每个国家标记出城市的相对位置。一个城市应该采取的公共政策，取决于它的位置。

    首先，在一个城市达到低门槛之前，有一个 '准备期'。在这个阶段，增加居民的收入可能不会对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但这是进入下一阶段的必要准备。

    第二，当一个城市处于下限和上限之间时，它处于通过收入最大化政策减少公众不满意度的窗口期。城市政策制定者应该抓住这个时期，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社会的稳定性。

    最后，当一个城市达到上限门槛后，它就进入了 '转型期'，此时仅通过提高收入来减少公众不满的机会已经消失了。这时，必须关注全面的政策，以满足公众的非货币需求。

    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居民收入是减少民众不满意度的必要步骤。确定的基线（图1中的下限）告诉城市政策制定者，在人均收入上升到某一门槛之前，其增加不会带来公众不满意度的减少。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政策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需要前期的投资。

如果原来的人均收入处于很低的水平，人均收入的增加最终会带来公众不满意度的降低，但不应该期望这种情况立即发生。这里还会有一个上限（图1中的上限），在未来可能会达到，当超过这个上限之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将不会减少公众的不满；但是，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还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增加居民的个人收入仍将是城市政策制定者寻求增加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文章来源与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Liu, Y., Wu, J., Qi, J., Deng, Y., & Tuerhong, A. (2022). Can Economic Growth Reduc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in Chinese Cities. Urban Affairs Review. https:///10.1177/10780874221091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