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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父亲节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尚飨！ 小时候，家里缺衣少食，但年味很浓。所以，一进入冬天，我就会数着指头盼望过年。不在乎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就想放几天炮，图个高兴。腊八过了，小年过了，父亲就步行，去十五华里的集市上买年货，买了年货回来，我就赶紧问父亲：“买炮了吗？买炮了吗？”父亲故意卖关子，从包里一样一样地拿出各样东西来，有肉，有冻鱼，有萝卜白菜什么的，最后就把掏空的包翻过来，让我看，见我很失望，就从衣服兜里掏出炮来，笑着说：“看，十个大炮，五分钱一个，一响就是一个鸡蛋。”那时间，一个鸡蛋五分钱。 我喜欢大炮，放起来很气派，会让小伙伴们羡慕；但我更喜欢鞭炮，不是整串地放，那样太奢侈，而是拆开来，一百响，就是一百个炮，装进衣兜里，一个个地放，可以放好长时间。除夕与大年初一交界的零时一到，我就跑到院子里，和各家各户跑出来的小伙伴们比赛放炮。如果是小炮，就多放些；如果是大炮，就省着放。在我心里，过年就是放炮，放炮就是过年。 那时间也有烟花，但不受小伙伴们欢迎。那时间的烟花，光冒火花，没有炸响，我们就把它叫“出出炮”，意思是只会“出出”地冒烟，不响。对于我们来说，不响的炮就不是炮，没有热闹劲，提不起精神来。——因此，那时间，烟花那么凉，是因为备受冷落。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父母亲一直居住在老山沟里，燃放鞭炮不受限制，所以，每到春节，我们家都是要放炮的。先是我和弟弟妹妹们放，我有了儿子以后，就陪着儿子放。但依旧不放烟花，原因除了它没有响声之外，价格还很贵，比鞭炮价格高出好多倍。这时候，烟花依旧那么凉，原因还是不受消费者欢迎。 1991年的春节，是我父亲一生中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已经是癌症晚期，医院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我问父亲，要过年了，是不是要放炮？之所以有这么一问，是因为我们全家心情沉重，没有心思过年，不愿意出现喜庆气氛。但我父亲却说：“要放，不放炮，放烟花。”于是，这个春节，我们家破天荒，没有放炮，而是按照父亲的吩咐，放了烟花。但这时候出售的烟花有了响声，在地上炸响后，飞上天，又在天空中炸开花，在爆炸声中变幻出各式各种的花样。 我的父亲，让我小妹妹搀扶着，观看我们燃放烟花，我们燃放了好多好多的烟花，就是为了让父亲久久地看，久久地看，真希望就这么一直燃放下去，不要停歇，让那些美丽爆响的烟花能够驱除父亲的病苦。 然而，对于我来说，烟花依旧是那么凉。原因是，我的父亲在看过这次烟花之后，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心中，那烟花不仅是凉的，还透着彻骨的寒意，把我对我父亲的感情，永远地定格在了那灿烂的烟花之中。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七年了；而我的母亲，也离开我们一年零九个月了。尽管在许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也会依稀想起他们，但那也就像平淡的日子一样，只是一些平淡的追忆；而在父亲节即将到来的这几天，我的情思，便也像这夏日的天气一样，日渐地热烈了起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在人伦亲情方面，严父慈母，是一种固化了千百年的为人父母的形象标杆。所谓的严父慈母，实际上说的是做父母的本分。所以，古时候称自己的父母是家严家慈；称别人的父母是令严令慈。“严”和“慈”即概括了父母亲养育子女的家庭分工，又概括了父母亲养育子女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严父，《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更是强化了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主体作用。 父亲教育子女的法门，不外乎言传身教。言传，是谆谆的教诲；身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而，严父，既要对子女严格要求，又要自己以身作则，亦即严于律己。只有做到了“双严”，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严父。 记忆中，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严父”的形象。因为，他老人家很少板起面孔教导我们，基本上不会恶言恶语地呵斥我们，或者痛骂我们，更不使用体罚的方式教育我们。我自小到大，父亲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荒，父亲在地窖里冬藏萝卜，我在上边跳下去，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头上，他疼急了，扇了我一耳巴子；另一次是在南河林场，家属院新修了厕所，我钻坑洞，卡住了，上下不得，急得呼救，父亲赶来把我提了上来，给了我一耳巴子，说到哪里玩不好，偏要到这里来玩！ 在对待别人来家向我父母亲告状的事情上，我的父亲和母亲处理事情的方法截然不同。凡遇到有人前来告状，我母亲不问青红皂白，不听我们解释，操起家什，先是一顿暴打；而我父亲，却总是先仔细听完别人的说辞，继而进行分析，辨别事情的真伪，一时搞不清楚的，就认真地做调查，得出可靠的结论之后才做处理。使我们觉得，父亲在教育我们的同时，还在保护我们。因而，在我心目中，父亲不威自严，慈爱大于严厉。 我六岁那年，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捉迷藏，藏在一家做库房的屋子里。屋子里有一筐箩卜，被小伙伴们抢吃了。女主人回来时，小伙伴们一哄而散，我却被逮住了。女主人押着我，到了我家，向我父母告状。我母亲不分青红皂白，操起棍子就是一顿打。女主人还不肯罢休，数叨个没完。我父亲看不过啦，把我朝那女人一推，说：“你把他杀了吧，他这么小，能吃了你的一筐箩卜吗？”那女人这才讪讪离去。我很感激我的父亲，至今犹难忘记。 我弟弟参加工作时，还不满十六岁，就在单位的办公室当通信员。办公室里一位五十余岁的人，外号叫“小神子”，前来我家，向我父亲状告我弟弟骂他。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休，听了“小神子”的告状后对他说，等我把事情了解清楚再做处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好好教育我的孩子。我父亲认真询问了我弟弟，还专门找到办公室主任，问明了情况，结果相反，不是我弟弟骂了那人，而是那人骂了我弟弟，他时不时让我弟弟步行五华里去给他买东西，办公室主任对我弟弟说，不要随便听人指挥，只听领导的。临后，那人指挥不动我弟弟了，就骂了我弟弟，还恶人先告状。我父亲就对那人说：你也是老同志了，咋说话不负责任，颠倒是非！说得那人灰头土脸地跑了。 总体上来说，父亲对我们的言传，就是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不骄傲，不自满，不打人，不骂人，不媚上，不凌下；父亲对我们的身教，就是他从长期的革命部队里养成的良好习惯，早睡早起，任劳任怨地工作，艰苦朴素，乐观知足，先人后己，总和牺牲了的战友比，和穷困的人比，和老实憨厚的人比，等等。 当我们说起父亲，他的很大的贡献与他的低待遇不相对等时，他总是对我们说，比起那么多死在战场上的人，我是幸存者，有这样的待遇就很好了；当我们埋怨生活清苦时，他总是对我们说，比比那些农民吧，你们有供应粮吃，虽说衣裤上有补丁，但也有的穿，饿不着，冻不着，有啥埋怨的；当我们说到夹着尾巴做老实人，就会让人瞧不起时，他总是对我们说，老实人老吃小亏，但不吃大亏，奸猾的人老占便宜，一吃亏就得吃牢饭。 父亲文化不高，是在部队上的速成学校，其成绩在五分制里也就是三分四分，讲不出高深的道理，说的话，就和他的为人一样，实实在在，本本分分。 父亲一生与人为善，总是逢人先笑，以笑脸待人。弥勒佛是什么形象？最直观的就是我的父亲，善意的微笑，始终挂在他的脸上，从不对人恶意相向。然而，从来没有整过人的他，十年特殊时期却挨过别人的整。清理“三种人”的时候，上边到他那里来调查一个“造反”起家的整过他的人，他不计前嫌，说那人工作干得出色，有好多优点，是大环境造成他犯了一些错误。他老人家用以德报怨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的笑脸待人、表里如一的内涵。 我曾经问过父亲，是什么原因或者动机，促使他参加革命的？他老人家讲了这样一件事情，给了我一个答案：1940年，我父亲跟随我爷爷到了济南，在大街上，他看见两个日本人坐在两个趴在地上的中国人的脊背上长时间地聊天——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他那颗十九岁的心灵！两个被日本人当街拿来作为板凳来坐的中国人的耻辱，是那个时代全体中国人丧失了民族尊严的缩影！自此，父亲毅然决然地上了沂蒙山，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路，成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一名忠诚的战士。 我的父亲，曾经是林彪四野四十军最基层的一名干部，他老人家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西藏民主改革、开垦北大荒、支援大西北等革命和建设时期，曾荣获过解放奖章一枚、朝鲜国旗军功章一枚，大小记功若干次。在东北的四平战役中，他的右手被国军的炮弹片击穿，使他成了三等残废军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的，我的父亲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个身带残疾的老兵，是革命队伍里一位默默无闻却又立过多次战功的一份子，是大建设洪流里的一朵不起眼但却不平凡的浪花。 我的父亲1958年从部队转业时，为行政二十一级干部，直到1980年离休前才提到行政二十级，也就是说，二十二年只涨了一级工资——七块五角钱！离休四年后，中央下发文件规定抗战老干部离休后未达到行政十八级的提到行政十八级，按副县级对待，我父亲享受到了这个政策，但工资待遇依然仅在百元左右。 所以，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成长过程，是分不开的。 1991年年4月3日，父亲溘然长逝，4月5日火葬那天，恰好是清明节。从国家来说，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我们家来说，生活也刚刚好转，标志是我们家第一次买了彩电。而父亲却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切，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父亲都是战斗和工作在第一线，战斗和工作在最基层，落下了残疾，落下了病痛。父亲对国家和家庭的付出，远远大于索取；父亲受的罪、吃的苦，远远大于享受。父亲用两条腿，冒着枪林弹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和异国的三千里江山；父亲用一双手，参与了北大荒的黑土地开垦和大西北的林业、水电建设。他老人家既有功劳，也有苦劳，更有疲劳，但很少有牢骚。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房子、存款，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住进了城里。每年春节，放炮便变成了燃放烟花。这时候，烟花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取代了鞭炮，由鞭炮单纯的响声，变成了既有听觉刺激又有视觉享受的喜庆方式。然而，在我心里，烟花还是那么凉。每当烟花迸发开来，天女散花般地落下，我就会想起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观看烟花的情景。 今年春节，我的三岁的孙子，拒绝放鞭炮，但喜欢燃放烟花。看着那些五彩缤纷的烟花在空中绽开，他的小脸蛋上也就会绽开美丽的笑容。使我无比感慨——过年的快乐，永远属于儿童；永远属于富有童心的人！ 然而，烟花依旧是那么凉。 和父亲一起过的那些春节，无论穿的、吃的是什么，都富有浓浓的年味，贯穿着浓浓的亲情。如今的春节，穿的、吃的，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穿的、吃的，我们每一天都在过年。幸福的指数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了，年节的喜庆、美好、圆满，成了一种奢望。年味，离我们渐行渐远。 烟花那么美丽，烟花那么灿烂，烟花那么吉祥，我的确不应该再感到烟花那么凉。然而，当我年逾花甲之后却还是觉得，烟花那么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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