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钱颖一教授演讲内容,有删减,内容转自“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学学习和任教。我的学习经历从清华大学开始,之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今天,我想分享一些我在过去这些年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感悟。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 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 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文 | 钱颖一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和赫兹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来自乔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却在十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 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 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 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 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 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四任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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