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认知偏差是如何干扰我们的？

假如我们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将会绝对基于逻辑和客观证据。然而，信念的形成过程总会掺杂一些难以察觉的人类固有的心理因素。心理学家把这些时常难以预见的心理因素称作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扭曲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干扰我们清晰、精确、客观思考的能力。

举个例子，在判断某人提出的一个观点时，我们的思维更倾向于“我是否赞同这个观点”而非“此观点是否合乎逻辑”。比如以下这段推断，它是否遵循严谨的逻辑呢？

所有的狗都是动物，

德国牧羊犬是动物，

因此，德国牧羊犬是狗。

很显然，这段话的逻辑是错误的。依照这段话的思路，你也可以得出“猫是狗”这样的谬论。毕竟所有的狗都是动物，而猫也是动物。然而，你真的一眼就看出以上那段话是错误的吗？如果你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其中的逻辑谬误，这是因为这段话的结论在主观上是正确的，而你更习惯于通过经验和主观标准做判断。

通过结论的可信度来判断一个推论的正确与否被称作信念偏差（belief bias）。就像其他的认知偏差一样，信念偏差也在无形中干扰着我们。从刚才的例子就能看出信念偏差是如何降低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更糟的是，当我们遇到一段更加复杂且充斥着各种修辞手法的推断时，这种偏差对我们的干扰会大大增加。如果一篇赞成限制枪支或对非法移民做出评论的文章和我们的想法相当吻合，那么他的论证会看起来比它实际上更有说服力。

有些认知偏见会掺杂着启发（heuristics），也就是我们下意识锁定某些情况来预测事件的可能性。下例就是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s），人们无意识地依据刚提及的事件的频率来判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当看完很多起地震、坠机或者虐童的新闻后，你会整天想着这些事。也正因如此，你很可能高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坠机率真地上升了，你也理所应当更频繁地听到关于坠机的信息，这没错。但是这并不说明你想得越多，某事事发的概率就越大。

从可得性启发中可以看出像轶事概括这样的错误是多么容易发生。可得性启发法甚至还跟错误共识效应有关，错误共识效应指人们的默认自己和周围人的观点与整个社会的观点一致的倾向有联系。

另外一个扭曲的认知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它指的是人在下意识让自己的想法向大多数人的想法靠拢的倾向。从众效应是我们认知扭曲背后威力最强的罪魁祸首之一。在一项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发现其他人说的他们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让学生用智能手机和遥控器来选择或投票。这使得班内学生的选项或投票分布一柱状图的方式立刻显示在大屏幕上。结果常常是当一个选项获得一些投票后，几乎所有人都改变了他们原本的选择并相信这一项才是对的，就选这个选项明显不符合逻辑。

如果你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品总是千篇一律地做自己是销量第一的广告，现在答案已经在你脑中。市场营销人员懂得从众效应。他们知道只要让顾客相信很多人都在买他们的产品，销量就会增加。

政客们同样也知道我们常常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想法靠向大众观点。因此，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宣传者们在演讲中宣称每个人都支持他们。有时他们甚至会用更加有效的办法——断言没人支持他们对手。“没人会喜欢X的！”比“大家都喜欢Y”更加能让人们支持Y。是消极偏见（negativity bias）——人们相信消极信息多于积极信息的倾向——使然。消极偏见在我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我们的大脑神经对负面信息比对正面信息更敏感活跃。在经济学中有着消极偏见的一个推论，它讲到人们往往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是积累收入，即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

当遇到下述现象时不必大惊小怪：对于隶属于与自己不同的社团、教派、党派或国籍不同的人，人们更容易形成负面意见。这是圈内偏见（in-group bias）的一种表现，它是又一个可能扭曲和误导我们认知和判断的因素。我们时常认为自己的圈内人员组成非常多元化、有个性，而圈外人则都是蝼蚁一般相互之间毫无区别的人。同样地，我们常常把圈内人的成功归结于勤奋努力，把失败归结于天公不作美。对于我们圈子以外的人，他们的失败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缺陷，而他们的收获多半是好运而已。这种认为只有自己才会被意外和现实所制约而外人不会的倾向叫做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实验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并不需要多少共同点就能构建出一个族群的身份和归属感。就算是通过扔硬币的方式被分到同一组的人们也会立刻对组内的人产生归因偏见。在著名社会心理学实验“罗博的洞穴”中，22个互不相识的12岁男孩被随意分成两组。当两组产生竞争关系时，各组的组员们都展现出对对方的敌意，很多其他举动也都表明他们已经被圈内偏见所控制。

人们对于一个人是圈内还是圈外的判断很难判断。高中的转校生立刻就会被新学校的学生贴上“外来者”的标签。有一次，本书作者之一和他的夫人在加州繁华富裕的小镇卡梅尔（Carmel）的海岸线上遛狗，一条并不名贵的狗。因为停下来系鞋带，作者落在牵着狗继续向前走的夫人的身后。这时，一位穿戴时尚的女士路过并用略带蔑视的目光瞟了一眼作者蹦蹦跳跳、傻里傻气的狗。

可能因为她觉得这只狗并非符合当地气质的纯种贵妇犬，她撅起了下巴，做出一副高傲的姿态。过了一小会儿，那个女士走到因系鞋带被落在后面的作者的面前，她并不知道刚才路遇的那位妇人是这位男士的妻子。她继续撅着下巴、愤怒地说道：“看见前面那个女人了吗？她一看就不是咱们镇上的人。”仅仅因为作者没有牵着那条品种一般的狗，这个女人便认为作者跟她一样是这个高贵地段的一员，而与作者的夫人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lgram）安排穿着白大褂的实验人员让普通男人和女人对无辜的人实施足以致命的电击；愿意听命的人的百分比高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结果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人们有无条件听命于权威的倾向这一点已无需其他实验来进一步确证了。我们最近听说了法国的一个假冒电视娱乐节目的测试，它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类似。在这项测试中，主持人让选手们对另一位假扮的选手施以电击。这些选手都立刻照做了，完全没有考虑他们有没有可能杀死对方。我们并不能清晰地断定人们到底是仅仅因为在盲目服从权威还是因为一些其他的本能而做出这些举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过激举动绝对不可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