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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读书计划·听伴读君说 阅世间百态，品百味人生 本文为公众号“绕梁说”的文章《用香港和全球数据预测Omicron致命性》，作者：梁建章 沙烨 何亚福。本文为核心观点梳理。原文详细内容可点击文章链接。梳理工作为凤凰FM自媒体号“聆音察理”投稿。文中言论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凤凰读书计划”公众号立场。 国家目前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但同时也需要对调整政策可能引起的死亡人数和医疗资源需求有比较准确的估计（意思是假设未来放开，需要对死亡人数和医疗资源进行科学的推算）。 世界上很多国家放松封控后，死亡人数并没有反弹，反而继续下降。比如香港，日本和新加坡。这三个地方的Omicron死亡人数从1月开始攀升，2月底3月初达到顶峰，到4月初已经只有高峰时期的1/4。 按WHO数据，新加坡在2022.1.1-4.14期间，死亡人数累计482人，占人口比例0.00823%；日本同期死亡人数累计10432人，占人口比例是0.00825%。但香港例外，其死亡人数比较高。根据中国香港卫生署的最新数据，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13日，累计死亡人数8735人，占人口比例0.12%。 如果简单地用香港这个比例去乘以内陆人口数，能得出内陆死亡人数达到167万人的结论。这个推导存在严重问题。 香港死亡人数较高主要原因是：第一、香港老人比例比中国内陆高很多；第二、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偏低，第三、香港对新冠死亡的定义非常宽松，只要阳性案例在收集日期的28日内死亡，就被列为新冠死亡案例，导致其中包括相当比例因其他基础疾病死亡的案例（这段意思是香港老人多，接种疫苗的少，统计上可能多算了，所以不能简单的用香港笼统的死亡率）。 因此，非常有必要按照年龄和疫苗接种来具体分析死亡率，再根据中国内陆的年龄结构和疫苗接种情况，来推算中国内陆有可能出现的新冠死亡人数，才能得出更加准确的预测结果（这段意思是，正确测算内陆死亡率应该要把内陆疫苗接种情况这个条件计算进去）。 作者们用表格形式划分出年龄和本年龄段接种几针疫苗的死亡人数。比如3-11岁，接种2针和三针的死亡人数是0 ，接种1针或者没接种的是6人。80岁以上，接种三针死亡人数是26人，接种二针死亡人数是493人，接种一针或者没接种的死亡人数是5628人。  香港80岁以上老人有40.18万，接种2针疫苗比例28%，所以接种2针疫苗人数11.2万。接种2针死亡人数是493人。用死亡人数除以打了2针疫苗的人数。就是香港80岁以上老人打了2针疫苗以后的死亡率0.0044。内陆80岁以上人口是3774万，所以得出假设内陆80岁以上老人全部接种2针可能死亡人数16.55万。按此方式计算，80岁以上老人如果打三针死亡人数会更低是29626人。 下图是作者们推算出内陆各年龄层打了几针疫苗后可能出现的死亡人数。  假设所有人都打了2针疫苗，预测死亡人数是32.3万，三针都打的话预测死亡人数是6.38万，都远远低于167万人。所有人三种都没打的情况根本不存在。内陆4月初的疫苗普及率是两针超过88%，三针超过50%。未来应该较快可以达到两针95%和三针60%的水平。 而且这个推测是依照香港宽松死亡统计推算的，如果是按世卫组织定义的50%计算，预测人数是15.3万。 如果按照日本分年龄的死亡数，按照人口比例放大，那么中国的死亡人数只有3.77万，按照新加坡的数据进行推算，预测中国的死亡人数为14.3万。当然中国医疗条件和日本和新加坡不同，打的疫苗有所不同，所以这个预测应该只是一个近似值。 有人可能会说，日本和新加坡的医疗条件比中国好，直接套用他们的数据可能导致低估风险。那就继续用越南的数据来验证，预测中国的死亡人数为15.5万。 上海已经有30多万人感染，但是重症率不到万分之一，死亡率不到十万分之一。吉林长春感染人数1万6千多，重症率不到千分之三，死亡率是零。上海的死亡率这么低，有可能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和医疗水平高，也可能因为其他基础病症没有统计在新冠死亡人数里。根据其他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数据，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的确占了死亡人数中的绝大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迄今为止的极低死亡率，可能预示15.3万这个对于死亡人数的预测也已属偏悲观。 有人担心调整防疫政策会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如今随着Omicron的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了很多之后，已经很少发生医疗挤兑的情况。香港地区在Omicron爆发初期曾发生短暂的挤兑，那是因为很多轻症患者基于对过去毒株的恐惧，相对无效地占用了大量医疗资源。后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轻症患者普遍选择在家自我康复，医疗资源也就逐步恢复了正常（实际上轻症在家不挤占医疗资源才是对老年人的保护）。  香港疫情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刻，对于ICU的占用都没有超过300个。如果推算出中国内陆的死亡人数是15.3万，是香港地区实际死亡人数的17.5倍，同比例放大就会需要5240个左右的ICU床位。我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为4.37张，即中国的ICU床位数量大约是61700张左右，所以最多也只需要用到现有ICU数量的8.5%，应该不会发生挤兑的情况。根据上海本轮疫情数据，截止到4月初，Omicron的重症患者只有9例，长春的重症患者也只有42例，无论重症率和死亡率都远远低于香港的水平。所以中国实际需要的ICU数量，也可能低于5240这个推算的数字。 Omicron感染从无症状转为确诊肺炎病例（不是重症）的比例大约在13.05%（上海的确诊就是有肺炎症状），这和流感转肺炎的比例差不多（根据世卫组织流感转肺炎的数据比例也在7-20%）。对此，现有的医疗资源应当可以基本满足治疗需求（尤其还可以用到已经建好的方舱医院）。当然，上述结论的前提，是我们不再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用于治疗轻症或者是高频次重复的大面积核酸检测。 有人说，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是再低的死亡率，也会导致庞大的死亡人数，所以必须要采取防感染策略。但这个逻辑其实并不成立，正因为人多，就意味着因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也会很多。例如中国每年因癌症死亡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457万。因封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次生灾害所造成的生命损失也就越大。人口多并非应该采取防感染策略的理由，恰恰相反，正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能实现统一调配全国的医疗资源，从而避免医疗挤兑，更有能力救治每一位重症患者，从而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降低死亡率。这原本就是人口大国的优势所在。 建议： 1、尽快提升老年人第二、第三针的接种率，适时切换到防死亡政策，避免经济长期停摆。 2、引导轻症在家康复，集中资源治疗重症——即“防死亡策略”；引导国民降低对Omicron病毒的恐惧，为无症状和轻症居家隔离提供完整规范。 3、利用人口大国的优势，统一协调医疗资源，来弥补局部的医疗资源的不足。 4、可考虑引进mRNA疫苗用于老年人的加强针接种。 5、密切关注病毒新变异的情况，根据不同情况及时切换防疫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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