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大明湖南岸的奎虚书藏。图/郑曙光 “山左”旧时是指山东，因在太行山左（东）而得名。山左名贤，顾名思义便是山东的名人贤士。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历史上的济南名贤辈出。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益于旧书肆繁荣的独特环境，济南学界出现了“山左三杰”，他们便是国学大师栾调甫，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以及“罕见学者”王献唐。3位名贤高举朴素求真的「齐鲁学派」大旗，就学术成就与私人交往而言，被人们称为“山左三杰”。 国学大师栾调甫 栾调甫，名廷梅，字调甫，以字行，号山东侉子，书斋曰“三经堂”。先后担任齐鲁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工作，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栾调甫先生以研究墨学闻名于世，号称当代四大墨师之一，同时又精于经学、文字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农学等领域。 1889年5月1日，栾调甫出生于上海租界三马路“格致书室”，由于父亲的薪水无法供养九口之家，他满月便被送回了蓬莱老家。1895年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栾调甫一直辗转于上海与蓬莱两地求学，时辍时读，可谓颠沛流离。直至1902年，迫于家境贫寒，栾调甫彻底辍学成为上海“格致书室”的一名小伙计，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求知之心，书店的生活让他沉入书海。因为用功极深，导致双耳几近失聪，又贫困交加，先后失妻夭女，自己也因营养不良和瘟疫九死一生。其学习的勤苦，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经历，使他虽然没能接受正规教育，却在无形中开阔了眼界。 栾调甫是一位在逆境中靠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成为一代墨学大师。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栾调甫对墨学的研究之深。 1922年，梁启超集20年研究《墨经》的心得，写成《墨经校释》一书，轰动学术界。栾调甫阅读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南关山水沟的茅屋里写了《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就连梁启超本人读了这篇文章，都大为震惊，一是过去从未有人敢这样评批他的著作；二是海内治墨界中，竟有超越他的“小人物”，梁启超下定决心要找到这个栾调甫，一睹其人，探个究竟。 1925年10月，梁启超先生亲往济南齐鲁大学拜访他，校方竟不知有栾调甫其人。几经查询，方知栾调甫此时是在中文系代课，曾兼管过校大门职事。梁启超千里迢迢来拜访这位“把门大将军”，虚心请教，赞誉栾调甫的这篇文章：“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一时全校为之震惊。 其后，栾调甫先生又接连发表了《平章胡墨辩之争》等9篇文章，编辑《墨子讲义》18篇和《墨子讨论》一书，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当然，先生的学术远不止墨学，他先后写成《论语讲义》《论语研究》等儒学著作，文学著作更是不胜枚举，并自成体系。除此之外，先生开《齐民要术》之先河，后辑《齐民要术考证》一书，为农学界所盛赞，被称为“《齐民要术》研究开创之人”“贾学第一功臣”等。然而，栾调甫秉承齐鲁学人的著述严谨，不求人知的学风，许多手稿都未成刊行。以至于王献唐先生叹道：“治墨四十年，发表太少，深以为憾！” 在齐鲁大学期间，先生不仅教书育人，还慧眼识金，发现和引荐了许多日后的学术大家。1930年，在栾调甫倡议下，筹建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他担任主任，聘请老舍、郝立权、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学者执教兼从事研究，一时人才济济，为国学研究所的极盛时期。 1972年，这位世纪学人逝世。栾调甫子女根据先生遗嘱，整理遭劫后藏书1030种、4750册、捐献给国家，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其中颇多珍本善本。  〇许多山左名贤与山东大学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图/王啸 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 路大荒，原名鸿藻，字笠生、笠僧、丽生，曾用名路爱范，号大荒，别号大荒山人、大荒堂主人、留仙同里人等。先后担任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和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务。他一生精于书画、金石、版本目录之学，同时坎坷矢志，访书辑书，号称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  〇路大荒。图片由山东省图书馆提供 1895年，路大荒出生于蒲松龄故里附近菜园村的一户人家。虽然蒲松龄已经逝世了200多年，但是这一时期的淄川，依然有许多关于蒲氏的异闻趣事和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从小的耳濡目染，让路大荒对《聊斋》中的“仙狐鬼怪”产生了极大兴趣。路大荒7岁时上过4年私塾，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蒲松龄后裔蒲国政。后来，他又转投名儒王东生。无论是启蒙老师蒲国政还是王东生，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而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1929年开始，路大荒担任淄川体育场长，也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搜集研究蒲氏著作，先后获得《聊斋遗文》《聊斋制艺》等珍本书籍。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见到此书，不由得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 路大荒在搜求蒲松龄遗书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蒲学”的研究，并相继取得了三方面早期成果：一是1932年编撰了《蒲柳泉先生年谱》；二是1935年在日本出版了《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并对其中的淄川方言作出了注解；三是1936年，在好友、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帮助下，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划时代著作《聊斋全集》，并引起一时轰动，该书成为自1893年耿士伟《聊斋先生遗集》之后最全面的蒲松龄作品集。 路大荒是20世纪国内外搜集和整理蒲松龄著作的权威。据路大荒后人回忆说：当年搞蒲松龄研究很不容易，首先要有研究的资料，而大部分资料在蒲氏后人手中秘不示人，父亲为了见到蒲松龄的轶文轶诗，必须千方百计接近蒲氏后人，为了表达对蒲松龄的尊重，有时侯还要跟随蒲氏后人给他们的先祖上坟。精诚所至，人家才肯把先人遗物拿给他看。 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路大荒必定积极谋求。他为了搜辑遗稿，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因此越来越多。他还曾经从蒲氏后人那花高价购买蒲松龄的手稿，自己则节衣缩食。1936年秋，路大荒为一册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卷七祭文）省吃俭用，不顾别人讥笑典当衣服贷钱购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为避免文稿落入敌手，路大荒辗转护书，将一部分书藏于博山表弟高金庸家的墙壁之中，把另外一些手抄本藏在其学生的岳父田明广老人的家中，把聊斋文集手稿背在自己身上，只身一人逃亡到了济南。日军缉捕不到路大荒，便放火烧了路家宅院，其来不及带走的字画书籍全部损失殆尽。 1938年，路大荒改名路爱范，隐居于大明湖秋柳园街15号。有一次他在曲水亭畔的一家书店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稿本，因为囊中羞涩，在朋友作保后，路大荒将书借阅一天，连夜抄录，抄录完已经到了次日傍晚。因为生活拮据，路大荒不得已又以卖画和贩卖古董为生。1951年，路大荒搬到曲水亭街，并将这里变成了一座“曲水书巢”。 1962年，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在路大荒先生手中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汇集了先生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蒲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先生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又先后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蒲学人生。 1972年6月6日，路大荒先生在济南逝世，葬于郎茂山下。梁漱溟则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盛赞他为“留仙知己，永垂竹帛”。  〇位于曲水亭街8号的路大荒故居。图/刘悦琛 “罕见学者”王献唐 王献唐，字献堂，号风笙，以字行，曾先后任编辑、记者、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大学教授、中央国史馆副总纂修、山东省文管会副主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等职务。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献学家。其研究涉及历史、考古、金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学等多个领域，成果丰硕，卓有建树。 1929年，中国时局动乱，处处风声鹤唳。此时王献唐先生受委派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今日仍屹立于大明湖之中的著名藏书楼“奎虚楼”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主持图书馆工作后，王献唐先生注重广搜典籍，扩充馆藏。同时，制定馆章，点查馆物，分门别类；此外，还开辟出儿童图书阅览室和古物美术展览室等专门阅览室。 1930年1月1日，省立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向读者开放。其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日臻丰富的馆藏，得到社会各界交口称赞，阅览人数比以前增加了数百倍。在其苦心经营下，馆内藏书大富，由其任职前的6万余册，增至“七七事变”前的近22万册。其中，山左先贤著作700余种，善本书达36000册，一举奠定了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成为蜚声海内外，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重镇。 任职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同时，王献唐先生还兼理山东金石保存所事务。山东金石保存所成立于1909年，以征集收藏社会流散文物为主，其建立是公家保护收藏文物之始。此时的山东金石保存所，实际上是山东省博物馆的前身。 1930年1月，王献唐组织发起了“山东省名胜古迹古物保存委员会”，并参与山东省地下文物考古发掘。他与李济一起全程主持参与了城子崖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在王献唐先生的关注下，泰山、灵岩寺、曲阜少昊氏茔庙等古迹得到及时修葺。同时，他还是利用实地考察结合文献典籍记载对齐长城进行全面研究的第一人。除此之外，王献唐还发现了日照“两城遗址”和崂山“李家宅遗址”等著名文化遗存。“两城遗址”证明了日照曾是亚洲大港，“李家宅遗址”则开辟了青岛地区的考古先声。 “七七事变”后，济南成为危城。王献唐为使馆藏珍贵文物免遭战火或落于敌手，毅然决定将其移至大后方保存，他变卖家产，自筹运费，抛妻别子，只身率领典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人李义贵，辗转万里，运至四川乐山，存入大佛寺天后宫中。在川期间，由于经费来源断绝，他就去大学兼课贴补日常开销，他常年流离于崖洞佛寺，抱定书与人共存亡的决心。1945年8月，抗战胜利。王献唐亲自押运图书和文物返回济南，重建山东省立图书馆，继续担任馆长。这次南迁文物多属稀世之宝，是齐鲁文化的瑰宝，也是今天山东省博物馆的精华。今天我们能再次观赏到这批文物，全靠着王献唐等不畏艰险的义举。 王献唐先生家学深厚，一生与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藏书多达十万卷。作为文物收藏家，王献唐先生一生多次将其珍藏捐献给国家。王献唐不仅自己向国家“献宝”，还鼓励其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与机构向国家捐献。1930年11月，王献唐的伯父王廷橒将日照出土的“汉大吉昌砖”两块并拓片捐赠给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1960年王献唐辞世后，其子王国华遵其遗愿，又将大量藏品捐献给山东省博物馆，将先生一生秉承的“向国家捐献藏品是社会福祉”的理念继承并发扬光大。 王献唐对近代山东文博事业的贡献也集中体现在他对齐鲁文化的研究上。王献唐热爱齐鲁文化，更醉心于研究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20世纪30年代，王献唐率先对清代山东先贤遗存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整理、刊刻，先后刊刻了《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穆天子传》等古籍。 1949年后，王献唐担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参与筹建山东省博物馆。此时，他已经身染重疾，但仍然拖着病躯，坚持工作。王献唐平生治学严谨，每当完成一本著述，多次修改，绝不轻易付梓，所以他留下来的稿件多半没有刊行。他一生的著述多达千万字以上，在上古史、古文字、古钱币、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都有大量高水平的著述。著名学者张政烺、夏鼐两位先生曾评价王献唐是“罕见的学者”。1960年11月，王献唐病逝于济南。  〇王献唐与李济一起全程主持参与了城子崖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图片由中共章丘区委宣传部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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