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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200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p. 693-721. 【编译】 何俊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90页。 莫里哀的戏剧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他终生用散文说话却不知散文为何物。当代的政治科学家们对待历史制度主义的态度就与此极为类似：他们极为熟稔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主导性范例，但是却并不必然会知道，他们自己就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某种研究途径的极好例证——这种处境就好像他们在对待其他两个以经验为基础的主要研究途径，即以统计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所作所为一样。 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著的《总统产生出的政治》（1997）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研究这一分支学科内的议程设置研究；约翰·马克·汉森（John Mark Hansen）所著的《获得接近的机会：国会与农场游说，1919-1981》（1991）是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的一部杰作。彼得·豪尔所著的《管理经济：英法两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1986）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未来国家经济决策的所有方面。最近出版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所著的《利维坦的诞生：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与政体构建》（1997）和阿龙·弗雷德伯格的《笼罩在驻防国家的阴影下》（2000）标志着军队动力与民族国家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知识累积已经达到了能够对民主转型、福利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政治中的社会认同，以及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原因与结果等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理解。尽管我们在这里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当代政治科学中的三个主要研究取向之一来予以讨论，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相关的文献可能还包括有一些政治社会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的著作。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性研究途径一直有跨越学科边界，而将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凝聚在这一途径之下的现象；并且，每个流派的政治科学家们，也一直在分享着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兄弟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那么，用一张简单的标签来囊括这些高度分化的著作又是否有意义呢？很明显，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在一些重要的路向上都存在着差异。有些人明显在使用比较方法，而另外一些人则只研究某一具体案例。有些人致力于解释（Hart, 1994），而另外一些人则致力于提出带有普遍性的模式（Hansen, 1991）。有些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研究建立在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Gamm, 1999），而另外一些人则从大量的二手出版物中进行综合（Skocpol, 1979; Downing, 1999）。有些人执著于理性选择的主张（Immergut, 1979; Pierson, 1994），而另外一些人则采用了文化解释的模式（Hattam, 1993）。任何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研究传统都必然会通过内部争论而将研究引向多元和繁荣，历史制度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在几个主要的维度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和变化，但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毕竟还是在构建研究框架和提出解释方面，分享着独特而相互补充的研究策略。在不否认差异的前提下，本论文拟将其独有的核心研究策略突出出来。 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所集中关注的是一些重大结果或复杂的难题，而这些重大的结果或复杂难题又不仅仅关系到学界同仁。他们严格地用宏观背景来分析社会或政治过程所得以展开的中观或微观层面上的组织与制度构造。并且，他们以追寻这些历时性进程之轨迹的方式来提出解释。总而言之，这三个特征加起来就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政治与公共政策。为了这一主张，我们将依次讨论历史制度主义的这三个特征，并且通过与其他政治科学研究途径的比较，来解释每一个特征所显示出的智识上的优势。
学术研究由问题所驱使。常常有人认为，问题的提出仅仅是事关学者个人口味的主观性问题。当然，正如我们在论文开始的时候所列举的那样，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也研究不同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就个体还是群体而言，所有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们都在以一种相互认可的独特方式来设置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的研究都始于探求那些在一定历史基础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后果；并且也许还会提出这样一些疑问：即为什么说有些本该发生的重要事情却并没有明显地发生，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生；为什么说革命会在此时此地发生，而不是在彼时彼地发生；美国的国家及其具体的制度模式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并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为什么说有些欧洲国家能够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而另外一些却没有；他们分析的焦点是重大而令人迷惑的事件或安排，而不是去解释整个人类的行为或提出能够普遍适用的过程模式。 如果单从学术市场的观点来看，历史制度主义的这种由重大或复杂难题所驱使的研究或许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他们的著作倾向于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分享着各种理论和方法论倾向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也许不容易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这似乎有损于他们稳定地建立起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使用其他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也许看不到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理论上具有某种共性，因为他们研究了如此之多的相互区别的主题和问题。他们的学生也许不可能，总是会理解他们，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将其方法和分析原则传给下一代。有些方法论学者（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也许还会担心，倾向于处理重大问题的做法，有可能将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导向在进行研究时“从因变量进行选择”的倾向。确实如此，例如说，某位希望理解革命的学者，就不太可能从一个纯粹随机的时间和地点出发，来展开他的研究；在他想从事这项研究时，革命就已经包括在其研究之中。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去详细讨论在研究设计和程序上“从因变量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只需说明的是，我们在下面将要涉及到的一些分析策略将有助于保证，在非随机性案例的选取中不会出现错误的参数。不管存在着缺陷还是风险，将研究议程集中于重大而有吸引力的结果和安排上，提出有关为什么令人奇怪的一些人类的重大事件会发生或并未发生的这种做法，都有着某些智识上和实践上的优势。在实践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很少会为断定研究问题的正当性而担忧。在处理如何理解社会运动、现代国家的发展、民主体制下公民参与的沉浮、政治经济体制的起源与动力、政体转型、公共政策的模式等问题时，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能够轻易地避免学术上的视野狭小。他们强调用真实世界中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来教育公众和大学生——更不用说这些主题对于出版商所产生的吸引力。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也是架通政治科学各个分支领域的桥梁。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经常会处理那些与规范理论紧密相关的问题，而他们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则又至少会引起形式主义理论家和行为主义者的关注。由于其理论建基于严格的科学基础之上，结果表明，由那些重大而引人注目的问题所驱使的研究议程，极其有利于智识的累积，这种累积使得这一研究群体能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取得明显的进步。因为，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处理那些重大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相当重要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就能够不时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随着每一代学者中的聪明者的加入，他们将会提出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框架来界定问题并提出值得解释的模式，其实这就如同在提出和检验假设。人们不断地检验着案例和假设，并随着新案例的出现而不断地扩大假设。因为人们被鼓励去处理那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又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特殊的学术群体而言的——数代学术研究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就能通过累积而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成果，包括证伪和提出新的重要观点。历史制度主义的批评者曾经用一些抽象的言词来表明，案例研究和小规模的比较历史研究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的知识，因为案例在这里不是随机选取的，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这里还不存在充分的“随机度”来严格地检验可信的假设（Geddes, 1990; Goldthorpe, 1991; Lieberson, 1991）。某些单个的历史制度主义著作和论文曾经一度被以这种方式指斥，如果其他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被用于孤立对象的研究的话，肯定会被人一笑置之。历史制度主义当然有着引人注目的方法论答案来回应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历史制度主义完全可以证明何时和为什么说案例研究和小规模的调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理想的（Munk, 1998; Ragin, 1987; Rueschemeyer and Stephens, 1997）。但是更为令人信服的回答也许是，等一等，请你先看一下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制度主义著作是如何解决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 1975）曾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即社会科学的最高检测标准是：它是否对于理解我们被网结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我们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有实质性的启示。正如吉姆·马奥尼（Jim Mahoney, 2000）在对前几年有关民主与权威政体的研究进行检视之后所详细阐明的那样，历史制度主义的学者完全能够满足这一检验。由于他们的研究是从前人所开创的研究议程出发（i. e., Moore, 1966; O'Donnel, 1973; Linz, 1978），通过后代学者不断进行历史和比较历史研究，就可以达到驳斥某些观点、精炼另外一些观点、发现新的因果证据的排列，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而不断扩展出新发现。马奥尼简洁而清楚地阐明了，学者们从整体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检视案例与假设，将会产生出集体知识的结晶，这些成果加在一起就会形成有关不同类型的政体在现代史上的各个大陆上是何时、为何和如何出现的清晰画面。“即使用严格的社会科学知识累积标准来看，……比较历史分析也能够满足科塞的是否有实质性启发的挑战。”“首先，在假设的重复检验方面，……有关现代民主与权威政体出现的主要命题不时地受到学者们的分别检验，有时使用的是……（重复出现的）案例和证据，有时又带来了新的数据和证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假设的证伪是政体变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假设的建立将会导向在已有假设基础上超越原有假设的新解释扩展。我们有关民主与其他变量（社会阶级、国际背景、精英行为）相互关系的大多数知识都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步步积累……简言之，如果有人将所有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从记录中清除的话，目前我们所知的有关民主与权威政体出现原因的大多数知识都将会丢失。” 马奥尼有关民主与权威政体研究文献所得出的结论也适用于有关革命、福利国家、公共政策变化的研究，而这几个领域正是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取得明显进步的领域。在这每一个研究领域之内，历史制度主义都为我们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持续进步。 当然，其他主要传统之下的学者也会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社会科学知识累积的精明参与者。我们当然也并不认为，稳定的进步只能发生在历史制度主义者所主导的领域之内。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这样一群学者，他们以一种在理论上正统的术语来进行知识的累积，或者说他们被自己的方法论工具所俘虏，从而不能够满足刘易斯·科塞所说的“是否有实质性启示”的检验。 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就常常从普适性理论所产生出的问题出发来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理性选择理论的卓越研究成果，包括对投票模式和国会投票活动中阿罗循环动力的相对缺乏的研究。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产生出了大量的出版物，并且，毫无疑问，他们所提供的答案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精深。但是，有点不太明确的是，他们的这种研究是否为回答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知识，或者说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那些并不热心于理性选择理论的人来说是否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用詹姆斯·努尔（James Rule, 1997）所提出的评价一项研究规划的标准来考查理性选择理论的话，它又取得了多大进步呢，即不在你这个研究群体之内的人是否会受益于你所提供的知识。因其自身原因而在理论上受到困扰，并不是在累积知识时出错的唯一原因。另外一种危险是，被自己的研究技术或者过分依赖于某一种单一的数据所俘虏。行为主义者就一直非常迷恋于能够为随机事件提供答案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操作，以至于他们有可能丧失对居于研究议程核心地位的重大问题提供有效答案。例如，这种研究倾向就模糊了目前有关对公众参与所做的研究。确实，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统计资料中，是可以看出有关志愿协会参与情况的大量资料。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除非我们知道是哪些集团在沉浮，知道集团之间在制度性的决策中心是如何互动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自愿群体中个体成员聚合状况的沉浮所产生出的影响。在涉及有关公民参与和民主等重大主题的问题上，很少能够仅通过某一类的数据或某一种经验分析技术就得到确切的回答。方法问题在塑造理性选择的研究议程中也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博弈论所提供的核心分析工具，理性选择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微观层面上的策略性行动的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尤其关注的是，有内在一致策略的行动者存在的政治背景，尤其是那些个体选择非常清楚且回报相对明确的背景。理性选择理论常常不会去处理那些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参与，不管是组织还是松散的社会群体参与的问题，或者说，即使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的时候，也是将这些集团看成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策略的行动者——无论背景明确还是不明确行动者都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很有问题的。而且，理性选择的研究都典型地假设所有的行动者和他们的偏好都外在于分析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最后一个阶段上往往都会有新的行动者加入其中，并且原有的偏好也可能发生变化。还有一种使用在理论上比较反常，或者说在方法论上比较舒适的框架来设置研究规划的做法，常常被称作，至少可以含蓄地被称作“放手策略”。放手策略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家们应该集中精力来建立起具有大量坚实基础的证据，而不管这些证据是多么微不足道或者是否会引起社会的兴趣，因为只要将这些具有坚实基础的证据串在一起，就会产生出能够回答重大问题的生动答案。如果琐屑的事项有助于坚实基础的构建，再琐屑的事项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理论上有相当充足的理由来怀疑这种放手策略的有效性。首先，正如理性选择理论也应该知道的那样，部分的行动的加总并不总是会产生出最优结果。而且，还没有证据表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放手策略研究到底产生出了哪些广泛的证据。在某些领域中，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放手策略所面临的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面临的智力挑战过大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在放手策略那里变成了一些用微小的术语来进行详察的问题：美国政治研究在他们那里变成了美国国会研究（至多可以扩展为美国国会与行政机构研究）；比较政治学变成了国会与政府联盟的研究。在避免被自己的研究理论、技术和单一的数据所俘虏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走在了其他传统下的学者们的前面。因为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是如此迷恋于那些现实世界中重大而引人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学界同仁，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即始终将自己的目光置于重大而复杂的难题之上——这对于理解现实世界中的重要现象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直是实现重大学术成果的必经之路。因为，处于紧急关头的重大问题具有天然重要性，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常常愿意联合运用各种理论上的洞察力，去探测和使用各种数据来源，并突破了方法论创新上的限制，从而获得对这些问题的轻易理解。每一位学者也都知道，他所提出的暂时性的答案，很快就会经受其他学者或那些受过教育但只关心解释结果或解决难题的观众的再思考。如果放手策略不愿意联合起来，提出至少是一些有利于建立优美结构的基础性资料，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将永远不会和他们联手。社会分析家们强烈地受到了他们关于社会进程如何展开这种假设的影响；并且，他们也倾向于使用那些适合于这种假设的分析方法（Abbott, 1988; Hall, 2002）。例如，行为主义者们就热心于使用统计技术，来从尽可能多的案例中分析数据——这些数据常常来自于对成千上万的个别案例的调查——因为他们倾向于假设，独立运行的各种变量加在一起就能够说明他们要加以解释的行为模式。相反，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则倾向于假定，相互作用的各种变量间根本不是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因果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常常是捆在一起的；也有可能存在着通向类似结果的替代性路径（Ragin, 1987; Shalev, 1998）。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也倾向于怀疑这种做法：即从一开始就假定相关变量将受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制度和／或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Abbott, 1994）。正是在这种期望之下，在这一传统之下的研究倾向于突出相对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背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是在一片森林的背景下来看待树木的。他们总是寻求发现并解析组织与制度序列对于相关结果所产生的影响（Katznelson, 1997）。 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都采用了中观视角，例如，其集中关注的就是政策发展／不发展（Hacker, 1998; lmmergut, 1992; Weir, 1992）或组织领域之内的变化（Skocpol, Ganz and Munson, 2000）。在另外一个极端上，历史制度主义也处理一些最为宏观的问题，如现代智识的转型（Wuthnow, 1989）或国家形成等（Tilly, 1978; Downing, 1992; Ertman, 1997; Skowronek, 1982）。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都倾向于突出并探测自变量的序列，这常常是在组织或制度之间来具体展开的。确实，历史制度主义是接受了这样一条基本原理，即原因基本上由个人的动机和行为所构成（Little, 1991）。但是他们同时也相信，个体会发现他们自身受到了其所置身其中的资源和关系模式的引导和限制。所以，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使这种模式变得更为清晰，并追寻其产生出的因果性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并不像理性选择那样，主要集中于只有单一制度或组织的政治场所，他们要研究的是大量的组织与制度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并且这种相互关联的组织与制度又是如何反过来形塑着相关过程和结果的。 历史制度主义的这一特征明显地与他们关注重大结果和复杂难题的问题意识有关。因为他们的分析始于对重大结果的探测，所以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就立即会被推向讨论相关政体下的有关潜在的自变量因素。例如，对美国政策发展的研究，就典型地在多个制度背景下集中于多个组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研究。除了假定并集中关注组织与制度层次上的因果变量的序列之外，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还有另外一种突出相互作用及其影响的分析方式。他们的这种分析方式常常是强调起支配性作用的背景——政体的类型、时代、地域和文化——正是这些因素设定了某项研究的边界。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很少去通过全球史的描述而将整个人类当作写作对象。例如，只要我们对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著作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都会用固有的地域名称或起始时代，来突出论点将要涉及到的具体时空。他们这样做，并不表明作为政治科学家的历史制度主义者想要成为历史学家；他们并不想去“覆盖”一切事物，或者说仅仅是想讲述在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个故事。时代的给定也不只是为了去揭示分析者要加以解释的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关节点（Clemens, 1997; Skowronek, 1997）。对时代和地域的关注除了是因为上述明显的用途之外，还因为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为他们因果性主张的应用设置了限制，即他们要从理论上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些变量会在此时此刻出现并联结在一起，而并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在彼时彼刻中出现并联合在一起。 例如，在一本有关游击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增减和成败的著作中，蒂莫西·威克汉姆一克罗利（Timothy Wickham-Cromley, 1992）对革命做了非常生动的因果分析，并且在结论中提出，他的这一模式能够从理论上解释一些地区和时代的革命运动。但是他同时也小心地将自己的主张严格限定在1956 年以后的拉丁美洲。他为此而解释说，某种独特的变化或事件，为某些以类似目的和方式出现的革命运动创设了背景条件，由此，这些背景因素，也就为他要解释的革命运动的增长和成败设置了活动舞台。最后，威克汉姆一克罗利小心地描绘并解释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背景，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他的这种以变量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运用才强化了自身在理论上的力量。当我们将目光移向其他大陆和其他时期之时，我们就可以询问可能会影响变量的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他们之间可能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突出背景分析的另一种方式是，并列提出两个或者更多的背景，以表明当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背景发生变化时，已经（从多个案例中）分析出来的变量序列会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在有关革命研究的文献中，古德温（Goodwin）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突出背景分析的，首先，他对中美洲与东亚的革命成败问题进行了解释，接下来，他就突出分析了在两个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发生作用的不同的角色和背景。在处理极为不同的问题时，皮尔逊（1994）鉴别了有关制度变量，并建立起了一套政策特性来解释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在一些社会政策上推行削减策略的成败。但是同时，他又退后了一步，作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判断，即强调在当前的紧缩时期，影响和制约着政策决断的主要因果关系已经非常不同于福利国家膨胀的初期阶段。政治科学其他传统中的学者们之所以不像历史制度主义者们那样，去关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背景，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更愿意集中关注个体层次上的行为或微观过程，同时也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像历史学家那样”去写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更少具有理论上的力量。行为学家们迷恋于依赖某一具体时刻下的数据类型，或者只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处理他们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思考这些数据的意义。其结果是，重大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背景往往被忽视而没有被概念化。例如，行为主义学家们有时候就不会注意到在个体层次上非常类似的模式——人们参加或多或少的自愿组织，各种不同的自愿组织的投票率也并不一样——这可能在结果上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到底意味着什么，则依赖于在既定国家内居支配地位的组织或制度。但是，在行为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中却远远没有指明这些。与此同时，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在进行著述时，就好像是在对他们所提供的模式进行无限制的概括——即使在他们将各种各样的制度、文化或时代的具体情景偷运进他们的经验研究之中时也是这样。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提供某种主张的最佳方式。社会科学是否已经被假定为这是在进行概括？但是在实践中，这一途径又意味着，我们含蓄地舍弃了重要变量，我们也看不到背景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同一组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而且，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背景下要加以检验的偏好又强烈地强化了这种倾向。由于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主要分析策略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一再暗示了这一研究途径的最大独特之处。不管某一具体的分析是否使用比较方法，或者只集中于某一特定的案例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研究都是在观察一些历时性的模式。为了能够理解某一令人感兴趣的结果或某一套制度安排，对历史制度主义者们来说，就意味着要去分析某一历经数年的运作过程，有时甚至是数十年或数百年的过程。在这一研究传统之中的学者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吸引力的方法论和理论原理，来进行具有历史基础的研究。通过这些方法和理论，他们在进行研究时就不仅仅是在观察过去，而是在观察一套历时性的过程。 这一方法论原理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社会调研时间框架的延展，扩大了可能要加以研究的社会经历的范围。这就自然会有可能产生出更多的数据和对结果有影响的变量。这种经验领域内的扩展对政治科学家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有不少重大结果，尤其是那些宏观领域内的重大结果（例如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福利国家的建立），都是一些很少发生的罕见现象，或者说是一些只有可能在某些时代才会部分再现的现象。第二，检视历史发展顺序对于揭示因果关系的效用。社会科学家们希望肯定因果关系的产生不仅仅是两组变量间的简单关联，而且还希望从理论上来解释，为什么这两组变量间的关联会以这种方式存在，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理论上的联结。接下来，以这种理论为基础而对因果关系所下的断言就意味着，变量之间的某种特定时间关系——某一变量先于另一个，或者两个变量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系统追寻社会进程的努力，常常就会引出对重大历史构成的了解，这就能够提出某种有助于支持或挑战有关社会因果关系的断言。第三，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优势是，在有关因果关系的论证中，提高了对时间界限或期间效果的敏感性。这代表着历史制度主义者们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背景的关注和强调。因为重要的背景条件也许变化得非常缓慢，分析者在一个狭窄的时间框架下进行研究时，常常倾向于将其视为固定的，并因此而将其视为与其因果解释无关（Rueschemeyer, Stephensand Stephens, 1992）。在这种情况下，期间效果常常就被忽视掉。除了方法论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理论上的理由来认为，政治过程的主要因素有着独特的时间维度。如果不对历时性的政治现象进行具体研究，这些维度就常常显得不那么明显。重大的结果也许就不会被观察到，因果关系也有可能被曲解，在没有关注到历史过程的情况下，有价值的假设也许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仔细考虑。第一，历史制度主义者们一般都坚持有路径依赖主张，为追寻历史进程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核心范例。路径依赖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是常常缺乏清晰的界定。但是这一流派中的大多数文献所使用的路径依赖都意味着自我强化机制或政治系统的正反馈过程——这在经济学家那里常常被称作是“报酬递增”过程（Pierson, 2000; Mahoney, 2000）。这一过程有着十分有趣的特征。他们在早期阶段可能会受到相关因素的某种扰乱。但是一旦行动者深深地陷入了某一路径，他们就常常会发现很难改变他们的道路。原本可能的政治替代方案也许就会完全失去实现的可能性。由此，这一过程就有可能产生出多样化的结果，在“关节点”上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有充分的理论根据表明，自我强化过程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一旦某种模式建立之后，政治动员的模式、制度性的“游戏规则”，甚至公民对于政治世界的思维方式都常常会产生出自我强化机制。除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关节点”或成长期外，有关路径依赖的主张，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所表现的强烈惯性。这些主张还能够复兴社会关系研究中的权力分析，其方式是表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许在一开始还不那么严重，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得到强化，并深深嵌入组织和制度之中，而成为政治理解的支配模式的（Gaventa, 1980）。路径依赖的主张，还对那些用功能主义来解释重大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做法进行了有效的矫正。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对于路径依赖这一流行词汇的理解，使我们注意到了政治过程中的时间维度。它突出了亚瑟·斯汀奇康比（Arthur Stinchcombe）所说的“历史因果性”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历史因果性的作用下，在某一时间点上由某一事件或过程引发的这种机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复制和再生，即使在早先起引发作用的事件和过程不会重现的情况下也是这样（Stinchcombe, 1968 ）。第二，对报酬递增机制的理解也引出了对时间顺序的关注，因为事件的顺序在路径依赖过程的作用下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制度主义者们通过数个国家来追寻政治发展的广泛模式，常常产生出这样的主张，即某些事件或过程的时间顺序具有相当大的重要作用（Gerschenkron, 1962; Kurth, 1979; Shefter, 1977; Ertman, 1997）。例如，在埃特曼（Ertman）的分析之中，文化普及和军人竞争出现的时间顺序对于决定多样化的国家建设道路就有着重要作用。在文化普及展开前就出现紧张的军人挑战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机构和职能就很可能不同于那些文化普及先于军人挑战的国家。在许多研究中，包括埃特曼在内，时间顺序的主张往往成为自我强化或报酬递增过程的基础（Pierson, 2000）。在这里，时间顺序的重要性是因为自我强化的过程影响到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特定方面，从而就有可能以此改变下一阶段的结果。有关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主张解释了为何和何时时间顺序会变得重要——因为发生在某一时间段上的报酬递增过程，会从可能出现的政治菜单中改变某些选择方案。与此同时，对顺序的关注也阐明了，有关路径依赖的主张，是如何能够被整合进政治变迁和政治惯性的有关主张中的。例如，路径依赖过程也许会将某一具体的政治安排制度化，而这些政治安排本来对于随后出现的事件和过程是具有某种敏感性的（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Luebbert, 1991）。将这些有关路径依赖顺序的主张，与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在高度制度化的背景下所提出的顺序主张进行对比是非常有意义的（Shepsle, 1979）。理性选择理论从阿罗不可能定理出发，认为集体选择很可能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循环；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曾经令人信服地证明，支配着议程控制和决策程序的制度安排将会产生出稳定的结果。这些主张也表明了顺序将有可能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则依赖于路径依赖机制的平衡状况：一旦走入某种顺序之后将是不可回撤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失去了替代方案也就失去了可能的选择范围。然而，通过表明这种不可回撤性是如何在一个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就很可能将这些重要证据扩展至一些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而这些广泛的社会现象又是从阿罗不可能定理推出的理性选择理论所不能覆盖的。顺序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对于立法机关的集体决策来说是这样，而有可能对任何社会现象来说都具有重要性，在这里，自我强化意味着被抛弃的替代方案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得更加不可能实现。在比较历史分析中，这些主张常常被用于分析像民主化（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Berins Collier, 1999）、工业化（Gerschenkron, 1962）或国家建设（Ertman, 1997; Shefter, 1977）等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使用时间顺序时，常常集中关注关键节点——具有特定顺序的因果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在某一具体时刻的这一点上结合在一起（Aminzade, 1994; Orren and Skowronek, 1994）。识别和探测这种关键节点的能力，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倾向在更为宏观的范围内进行研究的重要优势所在。斯科夫罗内克（1993）在解释总统的领导时强调了缓慢发展的社会能力，与具体某一位总统支配政治联盟的沉浮循环，在某一时刻上的相互作用。上面提到的不少有关路径依赖的讨论，都集中于多样化的社会过程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并产生相互影响的。所以，埃特曼（1997）强调了军队的竞争与文官治理能力的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结，而谢芙特尔（Shefter）则分析了国家建设与政党形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分析集中于各种独特的社会过程，这些不同的社会过程以何种方式联结在一起并形成何种因果关系，则取决于相关的时间顺序。这些时机问题在那些孤立地进行单一过程的微观分析中将永远不可能得到重视。第三，要去关注那些时间长、跨度大但是其进展又非常缓慢的社会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者们试图在一个长时段内去阐明因果过程和重大结果。大多数政治科学家都强烈地倾向于，集中关注那些因果过程和结果快速展开的方面。但是，社会研究中的很多事情都发生得较为缓慢。有些因果过程和结果之所以会缓慢发生，第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本身便是一种微量式增力——他们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聚集在一起而产生某种结果。例如，养老金体制的变化在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就没有变化到改变公共支出的地步。第二种可能性是阈值效应（threshold effect）的存在——有些社会过程在达到某一阈值之前几乎不会有什么作用，但是一旦达到这一阈值之后则有可能产生出重大的变化（Skocpol, 1979; Goldstone, 1991）。在这两种情况下，缓慢的变化过程也许会牵涉到的一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都会具有或然性，而在真正的变化发生之前也许还需要几个时期。在此情况下，在主要的因果要素出现之前，重大的社会结果就不必然会确切地发生。尤其是当我们集中于大范围的宏观过程时，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研究基本上关注的是某一具体结果的结构性前提条件，而不是这些结果发生的具体时间顺序（Collier, 1999; Moore, 1966;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当结构性因果关系或阈值效应发生作用时，采用短时间框架来进行分析，就很可能错误地集中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或临时出现的一些因素，并认为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结果的产生。 第三种可能性是，因果过程牵涉到了包含几组联结的链条，而这些联结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这种类型的因果链发生作用的话，分析者就应该将他的研究框架置于一个广泛的时间范围之内。克里尔（Collier）与克里尔（Collier）对拉丁美洲工会合作问题所做的有影响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框架的研究，在这一框架中，令人感兴趣的最终结果，反映了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大发展的顺序（Collier and Collier, 1991）。事实上，这一类有关长时段、多阶段因果过程的主张常常会出现在国家建设（Flora, 1999）或民主化（Luebbert, 1991; Collier, 1999）的有关研究之中。斯万克（Swank）近来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范例。在评估政治制度对福利国家削减政策的影响时，他批评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碎片式的制度将会限制削减，其方式是增加可能捍卫现状的否决点的数量。斯万克认为，如果这些否决点会发生作用的话可能如此，但是，应该注意到制度碎片的长期间接影响，也会产生出另外一种作用。制度碎片不仅限制着福利国家的最初膨胀，而且还强化了社会的异质性，抑制着相关利益集团的成长，并削弱了普遍性社会政策的文化认同。所有的这些长期影响强化了福利国家反对者的力量，而削弱了其倡导者的作用。所以，制度碎片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影响仅仅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才会间接地发生作用。那些非历史的分析虽然考虑到了制度的影响，但是却忽视了另外一些变量的作用，而正是这些变量才是制度结构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这些研究也就系统地误读了制度结构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影响。那些没有注意到社会生活中的缓慢进程的分析者，也许忽视了一些潜在的有力假设。他们尤其会倾向于漏掉一些社会性变量，如人口因素（Goldstone, 1991）、文化程度（Ertman, 1991）和技术（Kurth, 1979），以及缓慢出现的国际军事竞争和财政负担过重等压力。他们的解释，也许就集中于那些诱致性因素和突如其来因素，而不是那些深层原因。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失于识别某些有关政治的重大问题，因为相关的结果发生得太慢，以至于往往会逃出他们的雷达眼。关注在广泛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社会过程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对制度和组织的起源和变迁进行更丰富和更具有现实性的解释的潜力。有关制度功能的讨论在政治科学近来的讨论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然而，在分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时，却有一种强烈的功能主义的解释倾向，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制度结果往往是通过他们所造成的后果来加以解释（这些主张行动者是通过理性的、策略性的行动来寻求产生某种结果）。功能主义在时间阶段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尤其流行，因为这些分析很少去探究制度的起源和长期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析者将现存制度的功能解释为替某一特定行动者带来了利益。而分析者们往往也因此而简单地推断说，这些利益就能解释制度的出现，正是那些获益的行动者创设出的制度才产生了这些利益。 在一个长时段的框架内来检讨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问题，就突出了功能主义解释的一系列潜在问题。功能主义的政治解释之所以常常会受到质疑，是因为行动者的行动与这些行动的长期结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时间缺口。政治行动者在面临即时性压力或对自己的长远设计能力有所怀疑时，也许就很少会关注到长期影响。由此，制度选择的长期影响这个深刻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常常被看成了社会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社会行动者目标的具体化。与行动和结果之间的时间缺口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意外后果问题。即使在那些行动者进行制度设计时关注着未来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背景下展开运作的。其结果是，他们常常会犯错误。所以即使制度由一个有远见的设计者来设计，也并不一定就会具有相应的功能，因为制度的运作并不一定会按其意图展开。尽管政治科学家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了意外后果在现实政治中的重大意义，但是他们仍然将其视为一个错误词汇或简单地忽视掉。与此相反的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常常强调政治选择的长期后果（Luebbert, 1991; Skocpol, 1992; Thelen, 2000）。历史制度主义者对历史过程的重视代表着一种强大的比较优势。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家们近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于历史分析，但只是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才是这样。其压倒性的趋势是，这一转向只限于“解说历史”：对某一具体结果的历史记录的挖掘只是被用来解释某一理性选择的模式（Bates, 1998）。上面提到的以历史为基础进行分析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在理性选择理论家那里几乎是找不到的。在许多方面来讲（例如说对关节点的关注和对缓慢社会里程的探究），博弈理论都被证明是很难适用的（Elster, 2000）。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理性选择理论在从微观分析转向中观和宏观分析时面临着很多困难，尤其是在包含有对历时性过程进行分析的时候。博弈理论的结果很快就会变得不确定，或者难以在行动者数量增加的复杂背景下进行操作（事实上，博弈理论的不确定性问题即使在微观层面上也较为普遍）。有些宏观过程涉及到相当长时间的事实，更增加了困难程度，因为博弈论常常需要所有的相关行动者、偏好和回报在一开始就相对固定。理性选择的可靠程度也就依赖于，理论所设定的议程和识别那些能够支持这一方法的经验场所，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无情地推出结论。总而言之，如果严格考虑到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就存在着严峻的障碍。即使在那些理性选择理论得到很好利用的地方，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推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尽管诺斯在路径依赖的问题上做了不少重要工作，但是，理性选择理论家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仍然很缓慢。虽然作为诺贝尔奖的得主而被奉为名人，但是诺斯强烈关注历史进程的做法却常常被忽视。而且，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提到的那样，这种方法在有关阿罗定理已经探讨过的先后顺序问题上，也缺少更丰富和更具深远洞察力的潜力。与此相反，关注历史过程恰恰是历史制度主义大多数研究的核心，而且，这种做法能够对其他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主要分析策略形成很好的补充。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通过时间的变化来探究政治现象，非常有助于我们识别某些理论主张的适应范围和边界条件。注重序列分析与历史导向分析相结合的社会分析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对时机和顺序的强调，引起了对大范围社会过程中的时间联结的重视，并由此而突出了中观和宏观分析的重要性。而且，既然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在微观层次也有可能显现出来（例如个人建立和强化某种社会世界地图的方式），他们在中观和宏观层次上就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某些制度或组织常常会相互强化或补充——某一套制度的出现就可能会引出另外一套制度的建立——这种方式可以被视为是某种共同演进或在一个长时段内所发生的选择性过程。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很好例子是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的比较政治经济分析。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强调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原因就在于共同演进或相互强化的制度组织结构。类似的主张也出现在有关福利国家建立的比较研究中（Shalev, 1998; Stephens and Stephens, forthcoming）。在当代经验政治科学中居领导地位的每一途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都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政治科学，事实上还包括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与研究上都从各种研究途径的共存与竞争中获益匪浅：突破性研究常常会在各种分析范式中起到联结作用。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以一种零和博弈的方式，让每一种研究途径之间相互反对。我们只是寻求澄清历史制度主义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并不是像一群孤独的狼群一样，只是偶尔为其他途径所主导的科学累积添加一点独特的贡献而已。他们也并不是一些老学究。相反，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充分策略的研究途径。如果没有它，我们的学科将会失去处理那些事关每一位政治科学家的重大议程的能力。并且，如果没有历史制度主义者，政治科学将会对那些超出了象牙塔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问题失去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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