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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之后，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刘仁八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历经两次攻打长沙、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自始至终在红五军团随军转战，在红三军团的战斗经历，是我一生戎马生涯中的最难忘怀的一幕。 这不仅在于我自己在红三军团中经受了严酷、曲折、艰险的锻炼和考验，还由于红三军团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在彭德怀的率领和指挥下，这支英雄部队从初创时期就以能打硬仗、打恶仗而闻名于全军上下，逐渐锤炼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硬骨头作风。在五年多的艰苦转战中，红三军团中数不清的战友先后为革命捐躯，他们的热血从中央苏区一直洒到陕北。  1930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并为此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经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无不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刃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内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 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自湘南失败之后，我几经辗转，颠沛流离，这期间，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儿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待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穗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 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俩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张纯清说我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口我俩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军团长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攻打武汉，而是率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祟阳、蒲沂、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坏口干6月底、7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营和民团武装一部。部队进入岳州城。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乘胜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绩了平江城嗣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里举行联席会议。 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这次会议上又发表了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我进一步提出，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我讲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认为我目前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留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近平江，何键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大部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彭德怀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红五军团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外之晋坑就敌。 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荫蔽，待机歼敌。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决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军击溃。 晋坑战斗开始不久，支队长黄云桥便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军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我逼近。我是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已沾满了汗水，视线更加模糊.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再看周围遍是厮杀拼搏的人群，已无法进行联络。情况紧迫，容不得多作思考，我便迎着向我逼近的这支部队走过去，心想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我模模糊糊地看见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我作射击姿势，我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道:“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我开了火，我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噢噢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 待我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挎包已不见了。我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没有中弹。我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并没有大伤。而在山顶上敌人那么多支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没有打中，实属侥幸。警卫员在山顶上见我倒地滚下山去，以为我中弹牺牲，就跑回去报告了部队。 我一个人在山脚下，没了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夭黑下来时，我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见许多人在公路土奔跑呼喊我定眼仔细辨认，恍惚看见奔跑的人群都佩带着袖标，断定是自己人，我便上了公路，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原来，敌军溃败后，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 我军在彭德怀军团长的指挥下，一直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两三个团遭遇我军采用猛打猛冲的战法，将该敌冲垮，歼灭其大部.溃敌掉头向长沙奔逃，我军继续尾敌猛追。待追到架梨市，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近郊，并乘势猛攻长沙城。长沙守敌凭借坚固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并以猛烈火力向我军扫射。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故在攻击作战中遭到很大伤亡，渐渐感到不支，并有撤退之势。这时，彭德怀军团长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拆掉浮桥，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这样一来，不将部队稳住，继续组织攻击长沙守敌以为我攻击受挫后准备撤退，便派支部队出击，该敌出城不久，我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其歼灭大部.残敌掉头向城里溃逃。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长沙守敌全部被我击垮，何键率其余部退守岳麓山，我军随即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我军攻克长沙的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7月28日。是为第一次打长沙。 长沙之战，我军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出色。当时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而敌人前后共投入兵力达两万余，结果被我各个击破，仅俘敌即达四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装备甚众。此役我军获胜，突出表现两点:一是红军作战勇敢顽强，一往直前。二是彭德怀军团长指挥沉着果断，有进无退。 部队在长沙城里驻扎下来后，我上街配了两副眼镜。两天之后即奉命与黄云桥率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出城七十华里，进抵易家湾一线，担负向南警戒任务，以防御敌人由湘潭方向反攻长沙。 我军占领长沙后，打开了监狱，放出来大批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人出狱后，大多都参加了红军，以后不少人成为我军的骨干。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大批俘虏来的国民党下级官兵加入红军，红三军团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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