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纳》2010年12期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现代作家。1924年进黄埔军校，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加入“左联”，被誉为鲁迅之后杂文写作的第一人。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曾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聂绀弩出生在清末的京山县城，父亲有秀才的功名，还兼着替县衙征收契税的差事。聂绀弩七岁（1910年）在私塾发蒙读书，1915年12岁时考入京山高等小学，他天资聪颖，屡以作文优异获得老师的奖励，同学们戏赠“聂贤人”的雅号；1918年他小学毕业，因家道中落没钱到武汉读中学，失学在家。这期间，他除了刻苦自学外，还帮着家里到农村“跑税契团”。聂绀弩走出学校和家庭后，接触面更广，发现了政府的许多弊端，深切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产生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并萌生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的情绪。这段经历，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他的短篇小说《天壤》、《姐姐》、《盐》等，就取材于他在京山读书和跑税契团的经历过的人和事。这些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真实的（稍有艺术加工），特别他用的是京山方言，情节生动感人，非常富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值得一说的是，聂绀弩在自己的小说名篇《天壤》中，不仅描述了京山当时的社会形态、风土人情，还对税收制度混乱和黑暗，对官吏的腐败和舞弊作了深刻的揭露。
《天壤》是一出旧时代的悲剧，写的是真人真事，主人公是聂绀弩童年好友王龙，祖上是县衙门里收税的小吏，王龙长大后世袭了父亲的职业，娶了一房漂亮的妻子。不想妻子在娘家即与人私通身怀有孕，过门6个月就生了小孩。在旧封建礼教中，戴“绿帽子”的王龙从此备受歧视，被同事们倾轧排挤，失去了这份收税的职业，流落到外地做了一名卑贱的小学杂役，漂亮的妻子也被当地的恶霸抢去。抗战爆发后，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聂绀弩回到京山，对王龙的遭遇深感同情，费尽周折找到他的住地，可王龙却避而不见，只托人带给聂绀弩一封信，信上写了“天壤”二个字，以示“我们的境况有天壤之别，我无颜见你”。
小说对当时京山的税收情形也有详尽的介绍。清末京山的税收主要包括田赋和契税，县衙里收田赋税的称为做钱粮柜的，也称“柜书”，现代的说法应该是税款征收员。另一种收契税的，则称为跑税契团。“柜书”并非谁都能做，先得有钱粮柜的“衙门”，就是要有资格和权利。钱粮柜的“衙门”分成一百份，每成值多少钱，是可以买卖转让的。有了钱粮柜的资格，才可以上去做。这是终生的职业，可以遗交后代。王龙就是继承父亲的职业去收税的。钱粮柜又分为甲柜、乙柜、推收科和由单科，甲乙柜是正式收钱粮的，推收科是管立户（新买田产，立起的户头）和倒户（产业完了的户头），立户和倒户相当于现在的新开业户和注销户；由单科是给花户（纳税户）画由单的，由单上开列需缴的钱粮数目，相当于现在的纳税申报表。
很奇怪的是，县衙门并不给这些“柜书”们薪酬，他们的收入来源全靠陋规（潜规则）维持。甲乙柜收田赋，公开的秘密是“收尾子”。花户们应交的田赋，折合成银两上缴，多是零数——几钱几分几厘，征收时凡零数一至九厘，都当做一分计算征收，谓之收尾子。有地位的绅士们来缴税时是这样计算，其他人来缴税，“厘”当做“分”计算后还要加“分”，对熟人是加一分，对普通的花户，甚至要加到两分。收尾子和加“分”后的多余所得，自然进了柜书们的腰包。
推收科和由单科的陋规收入是另外一种情形。画由单除了能分一点柜书们的钱外，还可向立户敲诈一点，称为“要喜钱”；推收科管立户和倒户，可以敲诈新买田地的人家，也称为“要喜钱”。对倒户，本来官府规定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但推收科还要脱手钱，他不替你销帐，倒户就会永远替别人背着税，因此田地注销时也得给税收员好处。
“税契团”也是可以买卖的，聂绀弩的家里就有这种收契税的资格。当时的人买了产业，要把契约拿到衙门里完税，衙门里收了税，把一张印刷好的盖了官印的官契纸连同原契纸发还给业主，谓之税契。去收税，叫“跑税契团”，因为收税的地区范围是依照为办团防而划分的“团”（现在的乡镇）而定的。小说中说，官方规定契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三，而乡下人不知道（官府从不搞税收宣传），随收税的人要，一般可收到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还可以伪造官契纸和官印来收税，这些伪造的东西当时还有人专门制造。这样弄虚作假得来了银两，算是跑税契团的报酬。
据聂绀弩的描述，清末地方政府的税收征收大权，可以买卖转让，由私人把持。政府不负担征税的费用，完全靠潜规则来支付征税成本。收税人员既非正式官吏，又没有正式的薪饷，完全靠敲诈过日子，很为人瞧不起，甚至他们的后代都不许去参加科举考试，但老百姓不得不怕他们，因为对无力交税或者抗拒不纳税的花户，官府就要派差役来拘拿，并以抗税罪名处罚，除重加责打外，还要枷号示众。
这样腐朽的政府体制，这样荒唐的税收制度，满清政府安能不亡？终于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埋葬了延续了256年的满清王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