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绍琴教授慢性肾病新论
一、慢性肾病新论
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慢性肾系疾病是世界上公认的难治之病。目前中西医对此尚无特效的根治方法。吾师赵绍琴教授治疗慢性肾病疗效显著，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见解。对于指导临床辨治慢性肾病具有现实意义。今将其独到见解整理为慢性肾病新论，分述于下。
(一)慢性肾病非虚证
慢性肾病即是肾虚。在这种传统观点指导下，临床治疗慢性肾病大多以补肾为基本原则，六味丸八味丸是常用的基本方。实践证明，以补肾法治疗慢性肾病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常可出现愈补愈重的情况。先生认为，慢性肾炎并非肾虚。以慢性肾炎为肾虚的观点显然是受了古代医家“肾主虚”论的影响，把中医理论的肾同现代医学的肾脏混同起来了。古人所谓的“肾主虚”是限定于肾主生殖发育而言的，现代医学的肾脏则是人体的泌尿器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慢性肾病不是生殖方面的疾病，而是泌尿系统的疾病，其病位在解剖学上的肾脏实质。因此，不能套用古代中医肾主虚的理论来指导慢性肾病的辨治，而应着重于临床表现和现代医学的病理进行探讨。根据脉、舌、色、症和病史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慢性肾病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从病史看，慢性肾病多由急性肾病发展而成，病始于感受外邪，未得根治，病程中又常因感冒或感染而反复加重，可谓旧邪未去，新邪又至，日久而邪深，确属邪实之为病；
其二，从症状看，患者常见心烦急躁、夜寐梦多、便干、溲赤、皮肤搔痒等，皆是热盛之象；
其三，从面色看，患者面色或白、或黄、黄苍，而必晦暗滞浊，日愈久，病愈重，色愈浊，是血分瘀滞，络脉不和之象；
其四，从舌象看，多见舌红干，苔腻根厚，舌背络脉紫黑，也是热郁营血之征；
其五，从脉象看，肾病之脉或濡或滑或弦或细而必数，且沉取有力。若病至尿毒症期，则六脉必弦滑洪数，愈按愈盛，更属邪蓄成毒之象。脉舌色症皆如此。何言其虚哉！再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慢性肾病患者的尿中出现蛋白和血球是血热出血的表
现，血肌酐和尿素氮上升说明毒废物不得排泄，蓄积体内，正合中医的邪蕴成毒，这些化验指标异常均视为邪入营血的标志。至于现代病理学所证实的肾脏微血管痉挛与堵塞，微循环障碍的形成、肾实质的发炎、肿胀、破损、硬化、甚至萎缩等病变，又无不与邪入营血络脉瘀阻有关。总之，慢性肾病的基本病机为邪入营血、络脉瘀阻，其病属实非虚，多热多瘀。治疗大忌温补，当以凉血化瘀为基本治则，参以随证施治，方与其病机相符，则
可望取得较好疗效。
(二)慢性肾病忌食蛋白论
尿蛋白持续阳性是慢性肾病的临床特征之一。尤其是肾病综合征，大量蛋白从尿中丢失，尿蛋白定性常为州~州，每日从尿中丢失的蛋白总量可高达1g以上。大量的蛋白丢失引起低蛋白血症，血浆胶体渗透压的降低又导致了高度水肿。对此，现代医学的对策是鼓励患者多进食高蛋白饮食，其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增加蛋的摄入以弥补蛋白的丢失。这种丢蛋白补蛋白的饮食原则视为治疗肾病必不可少的措施。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对此都笃信不疑，患者更是奉之为救命之法宝。殊不知蛋白吃得愈多，丢的就愈多。从饮食摄入的蛋白象进入了无底洞，源源不断地从尿中排了出来。甚至从静脉输注人体白蛋白的方法也阻挡不了这种恶性循环的继续。实践证明依赖从体外补充蛋白的办法是失败的。先生认识到这一问题是在60年代初。那时先生在某医院主管内科病房，收治了大量慢性肾病患者，在诊治过程中发现那些采用高蛋白饮食的患者大多长期不愈，甚至不免一死，而那些摄取低蛋白饮食的患者却往往能出人意料地好转。先生由此而悟出了丢蛋白补蛋白的饮食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从那以后，先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了低蛋白饮食配合中药凉血化瘀治疗慢性肾病的新方法。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采用限制蛋白摄入的饮食方法配合中药辨证施治，能使慢性肾病患者的尿蛋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并逐渐恢复正常，治疗效果显著提高。先生提出的慢性肾病应当忌食蛋白的观点是对传统观点的突破，对于指导临床诊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道理在于，低蛋白饮食有助于减轻肾脏负担，有利于受损肾脏的修复，为药物治疗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面传统的高蛋白饮食则正好相反，会加重肾脏负担，加速肾脏的损害，完全抵消甚至超过了药物所能起到的治疗作用。低蛋白饮食有助于消除尿蛋白这一观点，在国际上直到80年代才有所报道并从实验和临床两方面得到了证实。而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明确地提出了慢性肾病当忌食蛋白，并将这一观点实施于指导临床治疗获得成功，先生的这一创见领先于国际10余年
(三)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论
现代医学对于慢性肾的调养原则是静养为主对于一般病例要求卧床休息，病情严重者要绝对卧床，这已成为临床惯侧。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先生依据中医基本理论并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总结提出了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的新观点。中医理论认为，
动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大到字宙天体，小到分子原子，无处不动，无时不动。古代医谓“动而中节”则“生生不息”，今天人们常说的“生命在于运动”，都说明了“动”是人的生命表现形式，也是人的生理的基本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运动是绝对的
静止是相对的。所以，无论对于常人还是病人，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病，如果一味地只强调静而忽视了动，那么就违反了客观规律，是无益于健康的。对于慢性肾病来讲，其基本病机是血行瘀滞，不管是肾脏的微循环障碍，还是肾实质的硬化菱缩，都属于血行失畅络脉瘀阻的范畴。治疗慢性肾病的基本原则就是活血化瘀。患者日常的生活调养也应当以此为准则。运动有助于血气的运行，静止则易于助长瘀滞的发生。所以，慢性肾病的调养宜动
不宜静是显而易见的。用药物活血化瘀只是综合治疗的一个方面，肾病的治疗还需要患者、进行密切的配合，配合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坚持进行主动的自我运动锻炼，通过身体肢节的活动以促进脏腑气血的流畅，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清除血中瘀滞，加速邪毒的排泄，以利于受损肾脏的修复，并能有效地防止肾脏萎缩。倘若一味卧床静养，则必然血瘀日甚，而难望其向愈之时矣，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导致肾脏趋向萎缩。有患者纪某患肾功能不全，刚发现时双肾均为8.0×3.0，轻度萎缩而已。及住院卧床静养2个月后复查，双肾已缩至7.0×2.0了，其萎缩之迅速令人吃惊，不能说与卧床静养没有关系。临床证明，凡能坚持运动配合治疗者，其治疗效果就比较好。慢性肾病宜动不宜静之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创见。
(四)慢性肾病可遗传论
在现代医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中，肾脏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十分迅速。但在对肾脏系统急慢性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中，尚未有人提出肾病有遗传倾向的观点。就研究最为深入的肾小球肾炎来说，只不过阐明了其属于免疫反应性疾病，体液免疫反应参与了肾小球肾炎的发病，在某些类型的肾病综合征，已观察到患者多为高敏体质，但并未明确指出其发病与遗传有关。先生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观察到慢性肾病患者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密切关系。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母系或父系血缘关系的亲属中有相同的患病者。其发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患病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例如：有陈性姐妹7人，有4人患慢性肾病，其中1人已死于尿毒症，1人已至尿毒症晚期作了肾移植，1人为中期肾功能衰竭，1人仍为慢性肾小球肾炎。追踪其父母均健在，并无肾病史，其祖父母过世甚早，虽并未明确死于何病，但据述症状分析，其所患与肾病有关。这是一个较为典
型的家族性发病的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另有母女同时就诊者，母亲患慢性肾小球肾炎，女儿患原发性贤病综合征。类似的发病情况很多。说明先生所提出的慢性肾病可遗传的观点是有充分根据的。先生还提出了邪伏于髓的假说来说明慢性肾病的发病与遗传的关系。他认为，慢性肾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属于热入营血，其病因之一却是由于邪毒深伏于髓，即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患者的免疫功能低下或紊乱，高敏体质等，无不与遗传有关，即中
医理论所说的邪伏于髓，适时而发。总之，先生此说令人耳目一新，为中西医学研究肾病机理提示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五)慢性肾功损害可逆论
根据现代医学的推断，慢性肾病一旦发展到肾功能衰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现代医学认为慢性肾功衰竭一旦形成，就必然不可逆转地逐渐恶化，丧失功能的肾单位不可能复生，代偿肾单位数目不断减少，最终以肾功能完全丧失而致死亡。这就是说慢性肾功损害是不可逆的。先生认为现代医学的这一结论大可商榷。根据先生多年来治疗慢性肾病的经验，采用内服中药凉血化瘀为主，配合饮食调控忌食蛋白和患者坚持运动锻炼，对慢性肾功衰竭患者进行综合治疗，可使其病情保持长期稳定，并有部分病人肾功能得以恢复，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已经透析的病人治疗后有些可以减少透析次数，个别病例可以完全脱离透析，依靠中药维持。北京某患者王某患肾功不全，某医院断定其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后经先生治疗，至今已逾5年，依然维持在肾功不全阶段。山东王某，初诊时血肌酐5mg,尿素氮49mg,来京治疗月余，症状显著减轻，遂携方返里，守方10个月，复查肌酐、尿素氮
完全恢复正常。李某双肾囊肿，肾功重度受损，右肾图已呈直线状，治疗年余复查，右肾、图已出现明显的峰值，表示肾功显著好转。褚某右肾萎缩，治疗前为7.7×3.9×4.1cm,治疗1年后复查结果，8.1×5.3×3.7cm,主检大夫对比前后两次B超结果，大为惊奇，已经萎缩的肾脏竟又增大了，以为不可思议。该例的肌酐、尿素氮也恢复到了正常范围。以上实例说明，肾功能损害并非不可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病大有用武之地。先生的理论和经验证明，中药凉血化瘀，饮食调控忌食蛋白和坚持运动锻炼是治疗慢性肾病的三大法宝，治宜三者并行，缺一不可。在患者的密切配合下如法治疗，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慢性肾病可以根治，慢性肾功损害可以逆转，这一结论必能在临床实践中获得证实。(彭建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