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商君书》第16集

靳令第十三

【题解】靳令，严谨法令，意指使法令得到严格执行。本文所阐述的思想，如专心农战、利出一孔、摒除杂念、重刑轻赏等，都是前文已有论及的，所强调的只是如何将法治思想落到实处，如何使法令得到严格执行。另外，本文与《韩非子·饬令》的内容大同小异，后世普遍认为《韩非子·饬令》是因袭《商君书·靳令》而成。

【13.1】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①，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②，计变诛止。贵齐殊使③，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④，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白话】严格执行政令，则政务就不会被拖延；公正执行法度，则官员就不会有奸邪。法度确定之后，就不能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好话来破坏法度。根据功劳来任用人才，则民众就会少说空话，根据良善来任用人才，则民众就会多说空话。推行法治，就能在乡里决断政事。在五里之内可以决断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十里之内可以决断的国家，就能变得强大；隔夜才能将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来激励作战，只追究过错，而不追求良善。因此，如果法度确立后不再频繁变更，那就能彰显出法度的地位。如果民众能够明辨处罚的律令，那处罚的措施自然就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的差使虽然不同，但是在各个都市中，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俸禄都只能凭借各自的功劳获得。国家没有邪恶的民众，则都市中就没有违法的交易。奢华的物品多，经商的人口众，农业生产废弛，奸邪占据上风，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就让民众用粮食来换取官爵；获取官爵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那么民众就不会怠惰。一根四寸长的管子，如果没有底，那肯定装不满；授予官职，给予爵位，发放俸禄时，如果不根据功劳，那就像是管子没有底一样。

【姚注】

①曲：乡曲，乡里。【5.9】记：“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13.1】中的“曲断”亦指“下断”，只是较“家断”稍大一点而已。

②变，通“辨”，辨别，明察。诛，惩罚。

③贵齐：贵，贵族；齐，平民。

④当：底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为人主而漏其君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

【13.2】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①，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②，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白话】国家贫穷而致力于作战，那么毒素就会产生于敌国，就不会有六虱，就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裕而不致力于作战，那么偷安就会产生于内部，就会有六虱，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爵，这就叫作用官爵来增加智慧谋略，用官爵来鼓励勇敢作战。用官爵来增加智慧谋略，用官爵来鼓励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能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功劳来授予官爵，那么政务就会简省，空谈就会减少，这就叫作用政务去除政务，用空谈去除空谈。国家根据六虱来授予官爵，那么政务就会烦杂，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作用政务招致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这样一来，君主就会被游说空谈所迷惑，官员被歪风邪气所混乱，奸臣就会得偿所愿，功臣就会日益排挤，这就叫作治国的过失。墨守十种东西的国家就会混乱，坚守专心农战的国家就会得治。法度既已确定，却又喜欢任用六虱的国家就会灭亡。民众在择业时都致力于农耕，国家就会富裕。六虱不被任用，那么士兵和民众就都会争相劝勉而乐于为君主所用，其境内的民众都会以此为光荣，而没有人会以此为耻辱。这是最上等的治国之道。次一等的，是民众的行为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下等的，是民众厌恶农战，为此而担忧，以此为羞耻。他们装扮自己的仪表而四处游说，耻于拿君主的俸禄以与君主交往，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农战，而且还与国外的势力结交以作为后备，这样的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愿挨饿受冻甚至死亡，都不愿意为了利禄去作战，这就是亡国的风气啊。

【姚注】

①六虱：多种有害的思想观念。【4.2】记：“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13.2】中所指的“六虱”显然与【4.2】不同，而是【13.3】中所指。然【13.3】中所列的“六虱”又不止六种虱害，可知此处的“六”亦非确指，故译作“多种有害的思想观念”。

②十者：【3.5】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4.2】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这两处所记载的十者基本一致，亦与【13.3】中所记之“六虱十二者”大体相似，此处不予细究，依原文译作“十种东西”。

【姚论】

《管子·国蓄》记：“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国家拥有十年的粮食储备，而民众的粮食却不够吃，这样民众就会盼着用自己的技能来求取君主的俸禄。君主拥有山海的盐铁财货，而民众的用度却不够用，这样民众就会想着用自己的事业来求取君主的财货。因此，君主挟持粮食，固守财货，占据国家的有余而控制民间的不足，这样民众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五谷粮米，是民众的生命主宰；黄金货币，是民众的流通手段。因此，善于治国的君主，只要掌握民众的流通手段而控制民众的生命主宰，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民力了。

在法家看来，民众的本性都是爱好功名利禄的，所以君主只要掌控了功名利禄，就可以据此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可是在有些时候，民众不但不为君主的功名利禄所诱，而且以获得君主的功名利禄为耻，甚至为此不惜饿死冻死，譬如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古代，兄弟之间的排序是伯仲叔季，因此我们合理推测，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孤竹君生前想立叔齐为继承人，可这是有违长幼顺序的。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就让位给长兄伯夷。可是伯夷却道：“让你当国君，是父亲的意思，父命不可违抗。”遂逃走以避君位。叔齐亦不肯自立为君，所以也逃走了。于是，孤竹国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国君。《伯夷列传》的记载是“国人立其中子”，这个中子应该就是排在伯夷和叔齐之间的老二。

伯夷、叔齐逃离孤竹国后，听说西伯侯姬昌仁义，就相约前往投奔。可等到他们赶到周国时，姬昌已经死了，继位的是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此时，周武王正用车子载着姬昌的牌位，称其为文王，向东进发征讨商纣王。伯夷、叔齐拉着周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你父亲死了，还没有安葬，就大动干戈，这能够叫作孝吗？你作为商朝的臣子，现在却要以臣弑君，这能够叫作仁吗？”周武王的左右想要杀掉二人，姜太公劝阻道：“这两位是义士。”遂将他们扶起送走了。

之后，就是武王伐纣成功，天下皆归顺周朝，唯有伯夷、叔齐二人却坚持认为归顺周朝是可耻的。于是，他们为守节义，坚决不肯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以采集野菜为生。等到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唱道：“登上首阳山啊，采集野菜；他以暴易暴啊，不知过错。”在伯夷、叔齐看来，武王伐纣是周武王以暴力来推翻商纣王的暴力，是不值得称道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仁义来感化，可惜周人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对于当时的伯夷、叔齐来说，商已经不存在了，周又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哪里还有他们的容身之处呢？于是，他们继续感叹道：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这么快就过去了，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归宿呢？我们就快死了啊，这就是命运不济啊！”最终，二人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上。

对于伯夷、叔齐，孔子是给予高度评价的，称其为“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称赞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意即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因此，伯夷、叔齐历来备受儒家推崇，司马迁作《史记》，有十二篇本纪，这是写帝王的；有三十篇世家，这是写诸侯的，还有七十篇列传，这是写在历史上建立功名的英雄人物的，而在七十篇列传中排名第一的，就是《伯夷列传》，记载的就是伯夷、叔齐兄弟。可是在法家看来，如果伯夷、叔齐成为民众仿效的楷模，致使民众动辄就以仁义道德为由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甚至连饥寒死亡都无所畏惧，那么国家就无法调用民力。一旦国家所能调用的民力不足，那么经济上就会日益贫困，军事上就会遭受入侵，国家就会逐渐被削弱，乃至于亡国了。因此，法家极力主张封禁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使民众免于受其影响而不愿意为国所用。

【13.3】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①，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②，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白话】六虱：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慈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诚实守信，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争，是耻于作战。国家有了这十二种东西，君主就无法使民众从事农战，就一定会导致国家贫穷，直至被削弱。如果这十二种东西有了成群的信奉者，这就叫作君主的治理不能制服其臣子，官员的治理不能制服其民众，这就叫作六虱压制了国家政令。如果这十二种东西生根发芽，那么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会用这十二种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强大，而天下诸侯没有敢于侵犯的。如果军队出征，就必定能够夺取别国的土地，夺取土地之后，就必定能够占有。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击别国，就一定会富足。朝廷的官吏，即便被人轻视，也不会遭受毁谤；即便被人重视，也不会遭受损害；只要取得成效、建立功劳，就能够获得官职和爵位，即便是有雄辩的口才，亦不能据此而竞相争先，这就叫作用法度来治理。通过实力来进攻的，动用一分的力量就可以获得十分的成果。通过空谈来进攻的，动用十分的力量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国家注重实力，就叫作通过困难的方式进攻；国家喜好空谈，就叫作通过容易的方式进攻。

【姚注】

①十二者：察本段所列之六虱，如将“礼乐”“《诗》《书》”等合为一物，则总数不到十二；如皆分作两物，则总数超过十二。此处不予细究，依原文译作“十二种东西”。

②相先：竞相争先。《礼记·儒行》记：“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

郑玄注：“相先，犹相让也。”盖儒家推崇谦逊礼让的品格，故《礼记·儒行》所记之“爵位相先”意指谦让对方的爵位优先，郑玄注为“犹相让也”是正确的。然法家所主张的，是建立根据功劳而非言谈来封赏官爵的法治精神，与儒家所谓的谦虚礼让毫无关系。故【13.3】中的“相先”是用其本意，即不能依靠雄辩的口才来争先。

【13.4】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白话】加重刑罚，减轻赏赐，那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也会拼死去争取奖赏。加重赏赐，减轻刑罚，那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拼死去争取奖赏。如果功名利禄只能由一个途径获得，那么这个国家就将无敌天下。如果功名利禄可以由两个途径获得，那么这个国家就能获利一半。如果功名利禄能由十个途径获得，那么这个国家就将难以保全。加重刑罚，可以严明重大的法制；法制不严明，那是因为有六虱在作祟。六虱成群作祟，则民众就不愿意为君主所用。因此，兴盛的国家，使用刑罚则民众与君主亲近，使用赏赐则民众为君主所用。在使用刑罚时，有些国家采取的是对犯轻罪者使用重罚，有些国家采取的是对犯重罪者使用轻罚。如果是前者，就能使得犯轻罪者不会产生，犯重罪者更不会用，这就叫作用刑罚来消除刑罚，刑罚不用而事情办成；如果是后者，对于犯重罪者施以轻刑，则刑罚就得不断使用，而且犯罪的事还会持续发生，这就叫作用刑罚招致刑罚，这样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13.5】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①。

【白话】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在治理民众时能抓住最关键的东西。因此，通过掌握赏罚、专心农战来辅助仁德，这是其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圣明的君主在治理民众时，必定能够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戴，故而能使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信，威信能产生恩德，恩德是要从实力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君主才能掌握实力，故而能奉行仁义于天下。

【姚注】

①述：遵循，奉行。《说文解字》记：“术，循也。”

【姚论】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希望以此来教化民众，平治天下。可是在法家看来，儒家的这种思想是迂腐而不切实际的，其结果必定是南辕北辙的。因此，在法家的绝大多数论述中，“仁义”都被视为负面用语，如在【3.5】中，“仁”被列为导致国家衰弱败亡的“国有十者”之一；在【5.1】中，“慈仁”被称作“过之母也”，被列为导致国家衰弱败亡的“国有八者”之一。可是在法家的有些论述中，“仁义”又成了正面用语，如 【7.4】记：“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7.5】记：“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不过，法家所谓的“仁义”与儒家所谓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儒家认为“仁义”是平治天下所必需的手段，而法家认为“仁义”是平治天下后所出现的结果。在法家看来，如果以“仁义”为手段，就会导致“不仁义”的结果；如果以“不仁义”为手段，反而能够产生“仁义”的结果。本段所说的“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亦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