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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言第八 【题解】 壹，即专心农战，言，即言说评论。专心农战，是商鞅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前文对此多有详述。在本文中，商鞅更是站在哲学的高度，辩证地剖析了农战。商鞅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妥善地使用民力。而对民力的使用，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凝聚，二是消耗。所以商鞅说：“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如果民力不能凝聚，就无法富国强兵；如果民力不能消耗，就会产生动乱。因此，君主在治国理政时，既不必效法远古，也不必拘泥现状，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剂使用民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商鞅的构想里，杀力主要是通过攻击敌国来实现的，即“杀力以攻敌也”。可一旦敌国都被消灭，天下归于一统，那又该如何杀力呢？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始终未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在他去世后仅过了三年，秦朝就灭亡了。不过，我们不能将这个责任怪罪于商鞅。毕竟商鞅变法的任务，只是为使偏居西陲的秦国走向富强，还远没有到需要考虑天下统一之后该如何治理的时候。 【8.1】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从事死制也①，以上之设荣名、置赏罚之明也，不用辩说私门而功立矣。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②，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上开公利而塞私门，以致民力；私劳不显于国，私门不请于君。若此，而功臣劝，则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无萌。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白话】凡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对于典章制度，不能不仔细审察；对于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对于国家政务，不能不严谨处理；对于事业根本，不能不集中力量。典章制度合乎时宜，那么国家的风俗就能变化，而民众就会遵从制度。政策法令清明，那么官员就不会变得邪恶；国家政务专注，那么民众就会服从调用；事业根本集中，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耕而乐于作战。圣人之所以建立法治、移风易俗，目的就是要让民众从早到晚都致力于农耕，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民众之所以愿意用心做事，为遵守制度而拼死效力，那是因为君主设立了荣誉和名位，制定了明确的赏罚制度，使得民众不用通过辩论空谈和请托私门来建功立业。因此，民众之所以会喜欢农耕而乐于作战，那是因为看到君主尊重从事农战之人，而轻视那些喜欢辩论空谈和献技卖艺的人，更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讲学的人。因此，只要民众专心于农战，其家庭就一定会富裕，而自身也会在国中显贵。君主打开为国家谋利的正途，而堵塞向私人请托的门路，以此来吸取民众的力量。为私家效力者，不能在国内显贵；走私人门路者，不得向国君请托。这样一来，有功之臣都能得到激励，那么君主的政令就能贯彻执行，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游荡的民众就会被消除，而奸邪就无法产生萌芽。治理国家能聚集民众的力量而使之专心从事农战的，国家就会强大。能致力于事业根本而禁止从事末业的，国家就会富足。 【姚注】 ①死制：死于制，为遵从国家的法制而死。 ②下：以……为下，轻视。 【8.2】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制度察则民力抟，抟而不化则不行，行而无富则生乱。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敌劝民也①。夫开而不塞，则知长；长而不攻，则有奸。塞而不开，则民浑；浑而不用，则力多；力多而不攻，则有虱。故抟力以壹务也，杀力以攻敌也。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富者废之以爵，不淫；淫者废之以刑，而务农。故能抟力而不能用者必乱，能杀力而不能抟者必亡。故君知齐二者②，其国强；不知齐二者，其国削。 【白话】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凝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制度清楚明白，那么民力就能凝聚；凝聚后若不能引导，那么民力就无法发挥；发挥后若不能致富，那么国家就会有动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他凝聚民力，是为了富国强兵，他消耗民力，是为了杀敌劝民。如果只是打开为国家谋利的正途，而不堵塞向私人请托的门路，那么民众的想法就会变多。民众的想法变多而又不攻击敌国，就会产生奸邪。如果只是堵塞向私人请托的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谋利的正途，那么民众的思维就会混乱。思维混乱而不能役使，那么民众的力量就会增长。力量增长而又不攻击敌国，就会产生虱害。因此，凝聚力量就是用来专心务农，消耗力量就是用来攻击敌国。治理国家的人，贵在能使民众专心。民众专心就会淳朴，淳朴就会务农，务农就会容易勤劳，勤劳就能致富。对于富裕之人，要用官爵来消耗他们的财富，这样他们就不会放荡；对于放荡之人，要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会去务农。因此，能凝聚力量而不能使用的国家必定会动乱；能够消耗力量而不能凝聚的国家必定会灭亡。因此，君主懂得调剂这两方面的，国家就会强大；君主不懂得调剂这两方面的，国家就会被削弱。 【姚注】 ①事（zì），通“剚”，刺杀。 ②齐（jì）：通“剂”，调剂。 【8.3】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①；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长乱也。秉权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无不②；赏罚断③，而器用有度。若此，则国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伦徒举。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时移，不明世俗之变，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故民之于上也，先刑而后赏。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宜于时而行之，则不干④，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 【白话】民众不能得治，是因为君主放任了卑鄙的行为；法制不能严明，是因为君主助长了动乱的因素。因此，英明的君主不放任卑鄙的行为，不助长动乱的因素。他执掌大权而立于君位，运用法制而治理天下，居高位以明察奸邪，而官员不敢有邪恶的行为；使赏罚能决断于下，而器物用具皆合乎法度。若能如此，则国家的制度清明而民力充分使用，君主的爵位尊贵而人才得以选拔。现在各国的君主都想治理好民众，可是却助长了动乱的因素，这不是因为君主们乐于看到民众动乱，而是他们墨守成规而不察时变。因此，他们向上效法远古而措施难以推行，向下拘泥现状而不能与时俱进，不明白社会风俗正在变化，不了解治理民众的实际情况。因此，滥用奖赏会招致刑罚，减少刑罚会使奖赏失效。于是，君主设置刑罚而民众不服从，奖赏用尽而奸邪变更多。因此，民众对于君主，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才能获得奖赏。因此，圣人治理国家，既不效法远古，也不拘泥现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考察社会风俗而订立相应的法制。因此，法制若非体察民情而设立，就不能获得成效；政策若能适应时代而施行，就不会遭受抵制。因此，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只是慎重地订立法制，仔细地审察时务，将心思专注于农战而已。 【姚注】 ①道，开导，引申为放任，不阻拦。 ②不：通“否”（pǐ）,邪恶。 ③赏罚断：意指法制严明的国家，民众可以自己决断是非，所做的器物皆合乎法度。即【5.9】所记之：“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 ④干（gān）：盾牌，引申为触犯，抵制。 【姚论】 变法，是战国时期的主旋律。商鞅之前，有魏文侯、李悝在魏国变法，楚悼王、吴起在楚国变法。商鞅之后，有韩昭侯、申不害在韩国变法，齐威王在齐国变法，燕昭王在燕国变法，赵武灵王在赵国变法。可为什么其它国家的变法虽然一度富国强兵，却终不免于人亡政息，其成就远远无法与商鞅变法相提并论呢？对此，或许我们能够从商鞅本段中的“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乱。非乐以为乱也，安其故而不窥于时也”一句窥得端倪。在商鞅看来，各国君主虽皆欲富国强兵，可是他们受限于各种条条框框，以至于不能高效地凝聚和消耗民力。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既不受限于古法，又不拘泥于现状，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与时俱进，以求将民力专注于农战。因此，商鞅变法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皆远超东方六国，遂使秦国不但实力强大，而且经久不衰，为日后的兼并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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