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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向平江开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坚持要去攻打武汉，并准备率红入军单独向武汉行动口彭德怀对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学生，既有文化水平，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位很能干的干部。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固执己见，甚至无视统一领导指挥要单独行动，而他的这种观点对部队颇有影响。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不得不撤了他的职务。过了不久，邓乾元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部队到了长寿街以后，就开始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统一指挥，彭德怀决定将第五、第八军混编.取消了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两个军四个师口第五军辖第一、第三两个师，第八军辖第四、第六两个师。 由于我屡次发表被认为右倾的主张，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将我由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平江长寿街整编后，于1930年8月下旬南下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原在闽西及闽赣边界一带活动。为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向南昌挺进.准备相机攻打南昌、九江。当红一军团部队进抵南昌附近时，毛泽东针对敌坚城固守的情况，考虑我军若发起强攻，必遭不测于是，他说服红一军团其他领导同志，放弃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转而向湖南运动，以支援红三军团与湘敌何键部作战当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城之后，敌何键部戴斗垣旅追击红三军团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 此时，恰好红一军团已自南昌附近推进到万载以西的黄茅乘敌戴斗垣旅立足未稳，红一军团即自黄茅挥师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之敌全歼，击毙敌旅长戴斗垣。文家市战十胜利之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进到浏阳东北之永和，与由平江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时间约在1930年8月23日前后。  红一、红三军团会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方面军急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辖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行动目标。8月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进抵长沙近郊.组织指挥对长沙城的攻击。是为第二次打长沙口此次打k沙以红一军团担负对长沙南城的攻击任务，红三军团担负对长沙东城的攻击任务。这时获悉长沙守敌已增至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边而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至9月3日敌何键部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攻击我军侧背。当该敌在猴子石一带滩头刚一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沙守敌直坚守不出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作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巴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 在此期间，红一、红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性，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来接任第四师师长。 鉴于长沙久攻不克，经毛泽东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乃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部队转移至瞻陵、萍乡一带。不久，红一、红三军团分头行动进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粮筹款等工作。我们第三团在这一带打了个大土豪，从其家地窖里挖出来六千多块银元和几十两黄金。直到敌人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红'军团才渡过赣江，撤到宁都县之黄玻、小布线，准备进行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离开醋陵、萍乡之后会同黄公略的红三军攻打吉安城。吉安守敌是蒋介石收编的原陕西地方部队一个师，师长名邓英邓师见红军势大，未敢抵抗，弃城西逃。红一军团遂于10月4日占领吉安城。 毛泽东在吉安城里搜集到大量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已结束，冯玉祥、阎锡山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毛泽东从这一形势中判断，蒋介石解决了冯玉祥、阎锡山之后，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毛泽东还鉴于打长沙久攻未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的事实，更明确地认识到目前红军去夺取敌人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不是正确的方针，对中央制定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认为在当时是肯定行不通 的。毛泽东还考虑到，在蒋介石正集结重兵，即将对苏区和红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若红军主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果断地主张红军主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结，抓紧时机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能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 “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央的方针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我虽然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方针，但由于我曾极力反对攻打长沙而被视为右倾，党内的一些会议已不准我参加，我也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长沙曾经被红三军团打开过，一些力主攻打大城市的同志，以此来证实中央的方针和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我只好沉默不语。 在这期间，中央曾派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返湘再攻长沙，以执行中央会攻武汉的计划。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就找周以栗反复交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终于将周以栗说服，使周以栗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上张转而支待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罗坊和峡江举行紧急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周以栗在会上帮助毛泽东作说服工作，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但红三军团一部分同志仍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会攻武汉的计划，不同意东渡赣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到红三军团继续作说服工作，使之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样，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决定红一、红三军团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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