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于1930年3月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自六大以来的工作后，李立三成为了中央的主要话事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大打出手，一场新军阀的大混战越打越烈。 李立三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了过分夸大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从而制订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这次“左”倾错误，与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拼命蛮干式的“左”倾错误相比，是有革命大环境、革命大背景支撑的，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 实际上，当李立三提出红军攻取九江、长沙、南昌、武汉等一系列中心城市时，中央领导层以及红军高层的许多人都热情高涨，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胜利一蹴而就，纷纷响应。 朱德后来就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除了毛主席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朱德所说的“接受”，是指他和毛主席都执行了中央命令。但他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用兵，灵活处置，不断改变进军方向，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还把红一军团从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相较而言，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虽然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兵抗击李宗仁、张发奎部之机，乘虚袭取了长沙，但是损兵折将，部队减员严重。 毛主席是在1930年8月7日抵达奉新地区后，通过阅读缴获得到的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了彭德怀占领长沙的消息。 他料定敌人很快会反扑长沙，彭德怀的处境不妙。 于是，挥师向湘赣边境西进，相机援助彭德怀。 8月18日，毛主席在万载得悉彭德怀已经撤出了长沙，而湘军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追击至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 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奔袭文家市，与敌激战三个多小时，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并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 此战，乃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支援了红三军团。 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会师于浏阳永和市，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多人。 也因为两军合势，总兵力达到了三万多人，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红三军团的领导人对反攻长沙显得信心满满，强烈要求回去再攻长沙。 毛主席据理力争，认为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了30几个团，而且又构筑有固的防御工事，红一方面军的13个师实际上只相当于13个团，不应该、也不能够硬碰硬地去实施强攻。 但彭德怀等人固执地认为三军团在七月份能够攻下长沙，那么现在一、三军团已经合兵，攻下长沙不成问题。 毛主席为了尊重彭德怀以及部分总前委委员的意见，同意再次进攻长沙。 这次攻打长沙，毛主席先是采用“示敌以弱，诱歼敌于其工事之外”的作战方法，但长沙城里内的守军中的两个旅出城迎战被歼之后，何键便学乖了，龟缩在城内不出。 毛主席于是又祭起战国名将田单所创的“火牛阵”，让战士驱赶牛群在前面，拟用牛群的冲击力来冲破敌人的电网。但敌人的炮火极其猛烈，牛群不受控制，四处乱跑，未能达到目的。 红一方面军这次围攻长沙的时间长达16天，消耗了大量弹药，伤亡日增，红一军团损失了上百名干部，士兵伤亡了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战力大减。 9月12日，长江局又传来了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 毛主席担心我军腹背受敌，提议撤围，休整待机。 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彭德怀等人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移师株洲、萍乡进行休整。 部队从长沙撤抵株洲时，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第三军团的任务是去湖南或湖北发展。 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看到了中央这个指示，又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 另外也有一些干部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 毛主席认为，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实现战斗目标。 为此，他在株洲召开了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定下了先到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的战略方针。
然而，9月28日，红一方面军行至江西袁州，遇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 周以栗带来了李立三于8月2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 周以栗称：长江局已查明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 周以栗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并在大革命时期跟随过毛主席一起开展农民运动，和毛主席私交甚厚。 当晚，毛主席与周以栗抵足共寝，彻夜长谈，大讲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行性，转而分析现在中央的“左”倾错误。 最终，周以栗接受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红一方面军领导层内很多人都读了周以粟带来的中央来信，就攻打吉安还是攻打长沙或南昌，发生了激烈争论。 为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了会议。 周以粟在会议上帮助毛主席说话，统一了攻打吉安的思想。 10月2日，毛主席带领部队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又遇上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 李文林在5月份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他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带回了李立三要求红一军团前去打南昌的指示。 他拦阻毛主席，说中央的主张是打南昌，要求红一军团前去打南昌。 毛主席语气沉毅地说：“我们已经到了吉安，先攻下吉安再说了。” “好吧。”李文林悻悻地说。 红一军团在10月4日清晨向吉安县城发起总攻击，当晚便攻下了吉安城。 随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随后在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红一方面军因此迅速扩至5万多人，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 实际上，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主持会议的是瞿秋白、周恩来。 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在会议中发了言，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李立三本人作了检讨，他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被撤销。 而毛主席在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周以粟因此感慨地称赞毛主席说：“山沟里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
|
|
来自： 行云流水vmmxd6 > 《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