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黄克诚邀请杜修经到长沙，为何他没去：我曾被毛主席点过名

1985年8月，原常德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长杜修经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能够重新入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正式予以批准。

事实上这也是杜修经历史上第三次入党。

在过去的历史上，杜修经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在他的革命历程中，有过两次脱党的经历，甚至于他的名字还被毛主席写进文章里。

作为党在发展过程中较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他的晚年却相当平静，鉴于他的传奇人生，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关部门准备给他写回忆录，常德市委党史办承接了这个光荣的任务。1998年常德市党史办的应国斌专门登门采访，那时杜修经在老家定居，尽管已经年过九旬，但身体却依然很好，对于当年许多的往事依然有着很深刻的印象。

“三上井冈山”

1928年4月，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并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直到1932年年底才撤销番号。

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

“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

红四军组建之初，下辖两个师五个团，全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拥有枪支3000多条。

尽管为革命顺利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但因为部队转移到了大城市以外的农村，加上那时没有电台，与中央的联系十分困难。

图|井冈山会师

作为一支党的武装力量，中央与湖南省委都对这支部队的情况十分关注，正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湖南省委做出决定，派人到井冈山联络红四军，并传达中央以及省委的指示。

恰巧当时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位懂爆破技术的人也要去井冈山，于是湖南省委决定，派杜修经一同上山。

那时杜修经的职务时，湘东特委书记兼安源市委秘书，因为安源没有设市委书记，因此安源的工作都由杜修经领导。

杜修经是湖南慈利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处于国共的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可以说资历是相当老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陷入低潮期。

一直到年底，杜修经获派为醴陵县县委书记。

1927年12月14日，中央发布《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书》，趁着广州起义的高潮，中共湖南省委也迅速掀起革命浪潮，并选定醴陵县为全省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重点。

图|红四军

醴陵县拥有很好的党组织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醴陵县广大农村很快就建立起了武装割据政权，1928年年底醴陵县委在西乡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问题。随着醴陵各地云集响应，醴陵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在整个湖南，醴陵算是首个建立起来的工农兵政权。

杜修经能够获派为醴陵县县委书记，这本身就代表了他的能力。

可还没等杜修经赴任，中共湖南省委便已经遭到了破坏，醴陵县苏维埃政权也随即被敌人瓦解破坏。

于是，按照省委的要求，杜修经先到醴陵县城，在火车站与一名工人接头，随即被迅速转移至安源。

到了安源以后，杜修经才发现，省委已经转移到了安源。

如今的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张家湾村，还有湖南省委当年活动的旧址。

省委书记廖保庭与中央代表林仲丹和贺吕随即安排，杜修经担任湘东特委书记兼安源市委秘书，负责安源党的领导工作。

鉴于当时急于打通与井冈山的联系，省委做出指示，派杜修经作为全权代表上井冈山联络，随行人员中除了那名东爆破的技术人员外，还有一名是杜修经在铜官工作过的同事，三人装扮成做山货生意的商人一路结伴同行。

结果刚出发走到南坑，就遇到了国民党军的团防队，被迫退回了安源。

图|中共湖南省委驻安源革命活动旧址

第二次上山，情形更加危险，杜修经奉省委的命令，再次出发前往井冈山，当时虽然已经打通了前往井冈山的通道，但沿途仍然充满了危险，刚走到莲花，就遇到了国民党军一支云南部队清乡，杜修经与交通员冲散后，一个人因不熟悉地形被国民党军抓住，好在当时情形比较混乱，杜修经趁机逃脱。

一直到第三次，他才顺利上了井冈山。

1928年5月下旬，杜修经带着省委的一份信在交通员的护送下，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井冈山，并在茅坪与毛主席见了一面。

总的来看，第一次见面，双方还是比较愉快的，特别是对于红军而言，能够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受到省委的来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省委信中的内容，杜修经事先就有过了解，一方面是介绍湖南形势，另外一方面就是建议红军应该建立一个稳固可靠的根据地。

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脱离实际，毛主席也十分赞同，一边看信，一边点头：

“是的，是的，就应该这样。”

看完了信，毛主席又邀请杜修经到军委去，传达省委的指示。

图|1931年在瑞金，毛泽东

几次开会下来，双方相处都很融洽，朱老总还给他讲解了不少的军事知识，让杜修经大受启发。

高兴之余，毛主席还打算留杜修经在井冈山上，那时的红四军刚刚建立，正是缺乏像杜修经这样理论功底扎实的人才，军部召开军委会议时，毛主席当着大伙的面提议：

“我提个建议，要求湖南省委把修经同志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我们要在这里想办一所红军大学，就请他当校长。”

大家立即举手表示了支持，慌得杜修经赶紧表示：

“我很愿意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工作，只是这次来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回去还要向省委汇报。下次如果再来，我一定争取留下来。”

住了几天后，杜修经了解清楚了红军的情况，动身回安源向省委汇报情况，临走之前，毛主席还把在井冈山搞的农村调查情况，向杜修经做了重点说明。

井冈山斗争史上的“八月失败”

从表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会面，然而杜修经回到安源向省委汇报时，却遗漏了不少事情。

杜修经汇报的内容中，重点谈了军事问题，尤其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等情况，还向省委建议：

“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而毛又负军党代表责任，个人的精力有限，怎顾得这么多，实际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顾及不到了。目前，需派得力的人去参加特委和县委工作是最重要的。”

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严格来说，杜修经反应的问题客观存在，但他汇报中遗漏了红四军在建军中成功的经验。因为认识不深，杜修经并没有意识到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创建根据地过程中成功的经验，等到杜修经察觉到汇报的方面严重不足，准备再想汇报时，湖南省委的领导人那时已经不大能听得进去，没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湖南省委听了杜修经的汇报以后，错误地认为红四军在井冈山上的处境很危险，而且在党的领导工作上存在着问题，省委关心红四军的生存情况，认为湘南地区群众基础好，便于红四军发展，因而做出错误决定：

“红四军应立即向湘南转移。”

1928年6月下旬，杜修经带着省委的指示，同省委派的书记杨开明一起前往井冈山

到了莲花县城后，杜修经碰到了红29团，并见到了团长胡少海，政委龚楚，才知道当时红军已经进入莲花县工作，更为关键的是，杜修经了解到了一个现实的情况。红军在永新龙源口刚打了一个大胜仗。

1928年6月上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命令驻防遂川的刘士毅协同27师杨文轩部围剿井冈山的红军。

朱培德命令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前敌总指挥，率本部3个团，配合杨文轩率领的27师两个团，一共五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出发。

图|朱德

鉴于敌强我弱的情况，毛主席、朱德决心采用游击战的战术，打破国民党军围剿，考虑到湘敌强于赣敌，因而对于湘敌要采取守势力，要对赣敌采取攻势，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退守宁冈，一面派出部队在敌后袭扰敌军，一面由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在七溪岭迎战敌军。

一场混战，红四军歼敌一个团，打垮敌两个团，并重新占领了永新县。

胡少海与龚楚在遇到杜修经以后，不仅热情洋溢地为他讲述了这次战斗，还讲了红军如何夺取莲花县城的经过。

那时莲花城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高喊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

杜修经很清楚，自己带来省委的建议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听说毛主席、朱德在永新后，杜修经与杨开明决定兵分两路，杜修经到永新去找毛主席，杨开明到宁冈去。

一路上杜修经都在思考，虽然省委的决定已经过时，但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还是应该按照省委的要求来执行。

1928年6月30日，杜修经赶到永新，当时毛主席正在开会，杜修经的到来也让毛主席十分高兴，鉴于上次相处的愉快，所有人都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杜修经随后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在党的历史上，这次会议被称为是“军委、边区特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

对于省委不合时宜的建议，杜修经心知肚明，因此在受邀讲话之初，他就讲明了：

“我这次来是向大家传达省委决定的。不过这个决定因为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适宜了。”

杜修经模棱两可的话，反倒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大家都想知道省委是怎么指示的，于是杜修经取出省委来信，照本宣科：

“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毛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出发湘南四军的军委员长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一名士兵代表和一名农民代表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同志前来担任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主席听完省委指示，脸色大变，随即沉默不语，所有人都一言不发，气氛尴尬异常。

尽管大家已经明知道，省委的决策已经不合时宜，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又出乎预料之外。

正在争议之间，湖南国民党军进犯宁冈，会议上大家都一致作出决定，巩固永新，把敌人从宁冈赶出去，杜修经也支持了这一决定。

然而遗憾的是，红军当时正处于建军初期，军心不稳，杜修经在会议前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等到红28团、红29团出发向西攻占酃县，攻打茶陵的当晚修整时，红29团士兵委员会在洒渡召开会议，决定重新执行省委指示回湘南去。

红29团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有私心的，因为红29团之前就是由湘南（主要是宜章农军）一部分农军改编而来的，井冈山上斗争很艰苦，许多人都开了小差，这也是杜修经为什么发现军心不稳的原因。

2004年7月初杜修经与应国斌亲切交谈

杜修经后来参加了团以上会议，会议上大家一改之前的提议，准备重新执行省委的决议，回湘南去。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决定造成了红军后来的8月失败。

1928年7月24日，红28团、29团兵临郴州，郴州守敌是国民党军范石生部，范石生之前与朱老总有旧，而且南昌起义失败后，朱老总率领部队曾在范石生部休养过一阵，那时双方就约定，彼此在战场上碰到，谁也不打谁，对于这一战，朱老总很是犹豫，杜修经却认为朱老总过于宽厚，坚持决定：

“既然战斗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尽管战斗一开始极为顺利，甚至还攻占了郴州，但敌人却并没有溃败，而是聚集在城外北郊山上与红军相持，而且随时有可能反攻，果不其然，随着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到来，红军久战不利，伤亡惨重，只能退出郴州。

攻打郴州失利，造成了红29团崩溃，战后集体哗变，仅存数百人。

朱老总、王尔琢拼尽全力，保存了28团大部分，撤往桂东县，与此同时，毛主席也率领31团伍中豪营来到桂东，与28团会合。

杜修经向毛主席坦言承认错误：“这次来湘南，就没有搞好！”毛主席并没有过多责怪，只是轻描淡写地宽慰了一句：“当时你们要不走就好了。”

桂东县会合后，毛主席、朱老总做出决定，全军返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组成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革命。

然而作为前卫28团2营营长袁崇全，早就吃不了井冈山的苦，准备率领部队投靠刘士毅，走到崇义新地圩突然改变行军方向，并传信给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让他杀掉朱德、陈毅。

袁崇全叛变后，朱老总主张派兵打回来，时任军参谋长、28团团长王尔琢却主张追回来。

图|王尔琢雕像

王尔琢在全军中拥有很高的声望，更兼与袁崇全有旧交，本来追回叛逃部队是万无一失，但在黑暗中袁崇全却向这位昔日的老友连开数枪，被袁崇全欺骗的两个连最终回到了红军，但王尔琢却牺牲了，这对于红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转战湘南是红军建军之初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尽管责任不应当全都在杜修经，但他带来的省委指示，并坚决要求遵照省委命令来安排红军进军湘南，是酿成红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还这样说了一句话：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晚年生活

杜修经离开井冈山，负责湘南特委以后，与毛主席基本没有再有过交集，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有缘见了一面。

1929年，杜修经返回上海，受上海党中央委派去寻贺龙部传达中央指示，因为交通被破坏，杜修经没找到，等到再返回上海，临时中央因顾顺章叛变的事情，已经迁到了中央苏区，杜修经与中央断了联系，造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脱党。

从三十年代初到抗战全面爆发，杜修经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存疑的，因而没有接触到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一直到抗战爆发，杜修经才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与新四军有了接触。

图|中纪委委员蹇先任（左二）看望杜修经（左一）

尽管仍为恢复党组织生活，但杜修经总算与党接触有了联系，后来还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军第70军去工作，因当时第70军军长李觉正委托共产党员陈希周在七十军举办干部培训班，杜修经至此有了明面上的身份，

1946年，杜修经又跟着李觉一起调离了70军，与党组织第二次中断了联系，但这件事情不能怪罪杜修经，因为那时湖南省委有一个文件明确规定，70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不能与湖南省委直接发生联系，失散了也不准找党组织街头，也造成了杜修经二次脱党的事实。

杜修经在解放战争末期，并没有参加湖南起义，而是回到了老家慈利县，尽管那时他已经被动的二次脱党，但依然发展了地下党组织，为湖南解放做了卓越贡献。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就杜修经在70军有没有变节的问题向李觉询问，李觉哭笑不得：

“我连杜修经是不是共产党我都不知道，怎么会了解他有没有变节？”

图|李觉夫妇

杜修经后来发展的地下党组织，组织上是认可的，但是对于发展地下党组织的杜修经，组织上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不过，1949年杜修经还是出山工作了，原因是贺龙的前夫人蹇先任到长沙时，听说杜修经在，专程去看了一次。

1957年，黄克诚、周惠在长沙邀请杜修经当省委观察员，享受省委常委的待遇，可杜修经考虑到，自己曾被毛主席点名过，加之一些特殊情况，杜修经没有受邀，一直到1985年8月，杜修经才有重新入党。

晚年的杜修经，生活上比较平淡，对于当年的旧事，杜修经一直记得很清楚，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访时，还对当年的旧事细节印象很深刻，因而留下了许多回忆的史料，尤其是聚焦于当年红军“八月失败”的许多细节记忆深刻。

图|李维汉

对于八月失败，李维汉对杜修经曾有过一句较为公道的话：

“当时如果主管军事的朱德和陈毅不同意，杜修经怎么也不可能把部队拉走。”

而且杜修经在决定出兵湘南时，曾觉得这件事情太大，怎么也应该让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知道，但他到茅坪以后，得知毛泽东已经到了永新，而与他一同到井冈山的杨开明却让杜修经坚持执行省委的决定，由他向毛泽东汇报，一直到几天以后，杜修经在路上才接到毛主席要求主力部队返回边界的信。

不过从客观上来说，杜修经应该为失败负责任。当然也包括红29团在内红军官兵自身的问题。

一直到2007年11月13日，杜修经在湖南文理学院去世，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