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七十年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问题及未来走向

选自《四川戏剧》2021年第10期

七十年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问题及未来走向

文/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

70年来中国电影研究的发展，包括电影理论建设、电影评论和电影史学的发生、流衍与演进，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及要求，又形成了蕴含不同趋势、变动的特定历史时段中国电影研究新的定位和定性。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成为电影研究迅猛发展及其一切关系和形态变化的基础。70年中国电影研究的演进，与时代精神、社会环境构成了内外部的关系和对话。作为一个长时段或中时段的电影理论批评活动，中国电影研究70年形成了哪些阶段性特点、区别性标志和发展形态，70年中国电影研究有哪些重要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及其解决寓示了中国电影研究的未来走向与想象。

　　新中国成立伊始，电影理论研究在一种国家规划下呈现出满足时代社会需要的制度性特征。国家百废待兴，电影理论和评论、电影史与当时的政治、学术、组织等因素缠绕在一起，构成1949-1978年特殊时期电影学术的国家话语及研究特征。

　　此期，意识形态作用突出，苏联文艺全面引入，公共想象力被冻结。这种情况下，电影理论研究的内涵与主要功能较为简单，社会发展和集体书写高于个人精神，并成为一定时期里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与研究的命名，电影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及体认有着相对的稳固性序列和位置。

　　1949年以后的国产电影体制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下的电影经营与管理模式，指令性、计划性并驾齐驱，好莱坞商业娱乐模式被彻底抛弃，电影研究接受了苏联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工农兵电影”的概念被提出：“我们的电影是工农兵电影，是给工农兵看的。”（1）“工农兵电影”在当时流布所及，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电影研究中先后提出或积极倡导多种理论主张，如人民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民族性、现实主义电影以及“一种合乎古典主义艺术规范的英雄主义美学”。（2）这些主张有的较复杂，有的稍纵即逝，但大体可以说，其时电影理论与研究意味着比常规更严格地恪守政治、时代规范和通律论的限制。

　　国家话语对电影理论批评的学术性构成最高法则和重要影响，然而以此解决学术问题，却让电影研究变得急功近利。从《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兵临城下》《清宫秘史》到《创业》《海霞》，都可以看到时政投射下的影子，电影必须配合各方面的任务。（3）与此同时，电影的理论研究与作品评论并不缺席。《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影片讲述了人的生动故事，不无知性风采。讲好一个故事，人性的挖掘，基本创作能力的多元发展等都有所体现，但放声高张宏观或结构性的解释要求，（4）这在现在看来确是检视过甚而失之严苛。

　　电影研究内含国家政治和电影的复兴话语，形成了为适应现实社会需要显现的特定的创作模式、思维方式和教育系谱。开办电影学校，将电影史建构为一种独立学科，撰写中国电影史等工作被提了出来。经过筹备，1963年2月，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初稿形式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前曾送中宣部审读，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夏衍和三四十年代“进步电影”的重要导演蔡楚生等人都支持该书的撰写与出版。《中国电影发展史》从组织到观点都代表了当时国家话语的一种共识的汇聚，备受称赞。作者之一的李少白先生后来谈及《中国电影发展史》时曾说，它所获得的编史条件绝不是现在的一个科研项目的立项资金可以比拟的。至于书中的思想、观点，大至对历史时期的看法，小至对一位人物、一部作品的评价，既不属于作为具体执笔者的邢祖文和李少白，也不属于主编程季华，乃至也不完全是夏衍个人的观点，“它是当时文艺界领导层的共识……书中体现的是当时的统治意志，而不是任何个人的意见”。（5）这部电影史著作尽管存在时代印记明显、影像文本阅读与分析不足以及资料梳理过于琐细等问题，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时风伏流，书中观点反映的是其时的主导舆论，绝非研究者的个人意见。电影史写作和研究“既包含了政治对学术的介入，也包含将电影史视为有意义的方式加以建构的努力”。（6）其时，电影研究需要被视为正传，电影学术才可以获得开创性的学术史意义。

　　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中国电影研究有了根本的变化。新时期，为思想解放鼓舞的电影实践日趋丰富，无法被一种理论或主张容纳，有的带有传承性，有的则具有当下性，努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电影史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电影批评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10月，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初稿形式再度公开出版，此次重印再版的目的是“征求意见，以便作进一步修改”。（7）这部历经磨难的电影史著作在新时期辅面世便产生了权威性的重大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反思、挑战和批判，与当年多元的理论批评形成重要呼应。同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创办不定期丛刊《电影文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电影文化》正式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刊号以期刊形式定期出版，1984年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并，成立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及电影研究所在国内开办的电影研究生教育一并转隶该中心，该刊改名《当代电影》继续出版。（8）《电影文化》与后来的《当代电影》以及《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等一起，成为电影理论研究开放与建构的重要推手，影响日增。胡克在《中国电影理论发展概观(1949-2009)》一文中谈及这一时期传统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新推进时，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电影自身特性，如电影学界开始讨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的文学性、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等等，这成为电影学科建设的重要开端；二是写实主义，当时展开的讨论涉及电影的纪实美学等本体论问题；三是作者论，结合第四代特别是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对导演个体创造、个性风格和群体及代际的研究受到关注；四是先锋电影观念，第五代导演的反传统、先锋电影作为文化的承载与叛逆者，相关论述和研究包含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电影理论批评被用于讨论电影化、电影性以及电影对现实的近亲性等理论问题，并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中国电影与社会同步的实际情况，这丰富了电影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出现过对“谢晋模式”及其缺陷的讨论，体现了其时理论研究界关于电影的社会思考。讨论中，除朱大可的质疑文章外，钟惦棐的《谢晋电影十思》以辩证思维见长，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少人意识到，仅仅从一个角度去认识电影是不够的：“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的观念应该包括商品、交流工具、艺术三个部分。”（9）确实，电影在实践中走向了丰富的杂糅和交汇。传统电影理论的现代化改造，对电影特性的强调，现代电影理论的引进与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电影学术的重要文化形式，反映了兼具智慧、思想和创造的主体探索的表述。改革开放鼓励人们在新的情况下勇于打开视野，坚持真理，在他者身上觅得不断变化的观点与演绎参照的支点。《世界电影》《电影艺术》《电影文化》等刊先后组织发表了格里菲斯、布努艾尔、爱森斯坦、伊文思等重要电影艺术家以及法国新浪潮等电影流派的文章，还译介了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国电影近况的文章，同时，将西方重要电影理论家如爱森斯坦、巴赞、麦茨等人的学说进行集中译介。“中国大陆接受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几乎是奔跑着进行追逐的。从符号学到新历史主义，几乎浏览一过，相继而起，令人眼花缭乱。”（10）电影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观念更新的热潮，郑雪来、俞虹、邵牧君、伍菡卿、周传基、罗慧生、李幼蒸等持续进行的理论译介构成了多种营养的浸润、“补课”和复杂转化。同时，电影史学话语的建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学者感慨，在自己进行电影史研究的初期，本来很坦率地认为电影史是可以超越的，后来“发现没有这个可能”。(11)电影钻研与写作是老老实实的学术工作，需要贯穿科学、历史的研究态度。

　　当时，电影学界与批评界的许多讨论有其特殊的语境，特别是讨论电影自身的艺术规律，聚焦和重思现代理论等，反映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分离而不是结合的路径走向。学者基本理解与掌握了西方电影理论和方法，借鉴、引进、批评与选择的能力开始舒张，并涌现出一系列的可喜成果。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电影产业随之兴起。重新认识电影的欲求让这一时期的电影理论与研究热点频现，多代电影学人出场，热忱迸涌，开拓了电影探讨的新视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电影叙事方法，等等，全面输入，电影研究者也积极借鉴外国电影理论和概念，从多个理论视角研究中外电影。进入新世纪，电影的产业化加快，新的观点与论述此消彼长，让人意犹未尽，学术环境趋向浮躁，学术商品化不断演进并要求扮演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史研究走向显性层面，展示沉静的样态和力量。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图书陆续出版，如《电影丛书》《电影馆》《电影眼》等，一些电影研讨会如中国电影论坛、中国电影史年会等相继举办，形成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作者、电影专业研究生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电影毕竟是艺术，是文化，是有别于、乃至抗衡于主流单一逻辑的媒介，是开启未来希望的空间的钥匙之一。”(12)振奋电影学术，鼓舞理论热情，增长志气，形成崭新的凝聚力量，归根到底还是要将电影理论、电影创作和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结合起来，让电影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国电影期待巨献，多出好作品成为一件对市场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更被当成一份事业或一种使命。与此相一致，传统电影的研究已经成为突破的局限，人们从华语电影、作者论、类型、本体论、叙事学、伦理学、传播学、明星、文化研究等角度进行不懈的思考和研究，决心要开辟电影学术新时代，有的立论颇具分量。(13)

　　随着产业化的加快，加以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电影正在走向大电影。中国电影研究界对电影产业、电影工业及美学的研究话题不断涌现，与大电影有关的讨论亦以新面貌面世。新世纪初，电影产业研究即开始受到关注，并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电影学术的转型发展。中国电影家协会借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系列论坛计划，持续组织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论坛，先后以“国有影视企业的发展机遇”等为题进行研讨，引导电影研究改变方向。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家协会将其电影史研究部改名为产业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连续编写“中国电影产业年度报告”，还曾对中影集团、上影集团、长影集团、珠影公司和广西电影厂这5家电影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进行调查，撰写调研报告。此后的研究呈现一涌而上的态势，相关论文的观点及维度众多：有的结合电影产业发展的语境进行研究；有的强调在全球化的产业格局下中国电影必须转变传播观念，增强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的反思艺术电影的市场之路；有的则认为，电影业界原有的规模化、数量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借此契机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优化，中国电影产业发展需要作深刻的调整。(14)

　　以年度电影产业报告的形式对中国电影产业和市场进行回顾与总结，此类研究数量众多，不少代表性的年度分析还呈现出一种连续性的跟踪、研究与观察的特点。如尹鸿领衔的团队与《电影艺术》杂志合作十余年，发表系列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备忘的文章，及时梳理中国电影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市场格局等发生的重大改变，着力指出电影产业在高速增长的通道上前行，因为鲜明的本土性而展现为一种更加自给自足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期待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电影产业进行适度变革。系列文章于2019年结集成书，名为《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出版。(15)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所刘汉文及其团队在《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范志忠等人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报》《创作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年度“中国电影产业与艺术报告”，后来还以年度蓝皮书的图书形式连续推出。前者注重以详细、权威的数据分析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年度总体状况，指出年度电影的特色、亮点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此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势；后者则侧重年度电影产业及创作格局呈现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分析年度电影在艺术表达与文化发展方面表现出来的新动向，且由“新力量导演”的共有特征提出“工业美学”的理论建构。由笔者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同仁进行的有关大电影的探索，(16)从电影本体和电影产业生态的发展出发，探索新语境下电影的独特发展意向，力求揭示电影产业化、技术化和审美等的新态势。中国影视产业快速崛起，影视动漫、网络影视、手机影视等新媒体艺术也高速发展，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介难以描述人们的影像经验。大电影系列研究将这些横跨不同媒介的影像艺术通称为“大电影”，从类型、产业、文化、创作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在多元化选择的“大电影时代”，这样的研究已然成为“后设性”的追蹑，其系统、深度的转义性立论更具意义。

　　这一时期，学界和媒体对中国电影市场之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产业现状和历史进路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和探讨的热情。《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刊组织发表过多篇有关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电影产业发展的研究文章。作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的北美电影市场调研报告几成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多篇北美电影产业报告纵览美国主要制片商的现状与发展，搜集年度北美电影市场发展状况的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展现其广阔的视域和借镜意义。对外国电影市场在融资、创作、发行、映演、营销等环节的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和分析，目的是从个别产业实践与多元化创作策略中找寻和略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参考坐标与凭借。

　　走改革开放之路，产业化、媒介化趋向与当下性的信念和推动存在重要关联。大国新坐标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颇为契合。国际化与民族热情相结合，渗透到新前沿领域，领先的不只是学术召唤、镜鉴影响与震撼力，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民族电影业的发展及研究要立足本土，打开自我封闭的格局与限制。分析、厘清问题背后的成因，心系中国经验，并对电影工作充满自豪，眺望历史，引导电影与人类共通的向真、向美、向善的精神相衔接，拓展电影的认知和心仪的方向，此为促进电影业健康发展的最佳选择。

　　回归专业，正本清源，由全局出发，在探察、挖掘历史内涵中呈现发展的底蕴与特点，主动对接电影历史发展进程，高瞻远瞩，延伸电影的全链条，对于电影及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说来会愈趋必要与合理。尽管近年来，“IP电影”“互联网+”“电影新力量”“一带一路”等中国电影发展中呈现的诸多现象也受到关注与积极的研究，但是在宏观意义上的理性总结与史论研究，追寻历史，探察未来，提升人们的远见，更能促进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持续发展。电影史研究要从电影实践和电影学术全链条中获得动力，不断向学界、业界传达电影实践方面的真谛。《影道惟新：中国电影的创化与传承》(17)《影与文：李道新影视文化批评集》(18)《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19)《1979-2015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20)《中国电影史》(第2版)(21)《中国历史电影艺术史》(22)《电影观念史》(23)《延展与凝视：粤剧电影发展史述评》(24)《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史略》(25)《香港电影艺术史》(26)《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陆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27)《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28)等先后出版，《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三卷本)》(增订版)(29)《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5》(30)《昨夜星路》(31)《电影讲义》(32)《影戏年鉴》(33)《北大学人电影研究自选集》(34)《中国电影艺术史研究丛书》(35)《中国功夫·动作电影研究2017》(36)等也集束式推出，这些都为打开新局面的重要成果，影响广泛。

　　在近年来兴起的电影史学研究热潮中，笔者的研究亦不无传承和建构的意义。笔者供职的影视研究所学术传统深厚，出过李少白、邢祖文等前辈史学研究大家，倘若我辈不努力接续血脉、心灵和传统，勇于承担责任，将面临不作为的问责，更重要的是，若不开疆扩土，费心探求，废寝忘食，难成一番大业。《中国电影通史》(1—2册)(37)是以“历史纵深线”为纲的通史著作，梳理了在不同阶段表征电影审美文化的创造、传达和接受的话语活动特征，以“大电影史观”结构电影作品、电影人、电影市场与传播的各别方式和事件，努力呈现一幅中国电影发展的全景画卷。《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38)在对中国电影近70年的观察、思考基础上，将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和史料考订与“电影叙事史学”熔于一炉。《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39)则以“影像历史志”发展为线索，收录了影史上2000余幅图片，重点对230余种图像素材进行详细解读，图文并茂地回溯了中国电影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该书的特色是通过管窥历史上散佚或少见的静态图片作为分析原始影片的重要依据，独辟蹊径的同时也极力以新的角度重新检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国电影史学》(40)则可说首开电影史学“建构论”，是中国首部论述电影史学及其专业化发展过程的通论著作。

　　这几部电影史著作呈现的特点主要包括：一是作为一项历史实践，电影史研究的动力来自电影学术事业的发展，笔者与笔者的师长辈、学界同仁之间有着一种更深层的联系，这样的一种使命感使笔者不会额外去寻找动力感，审时度势，就该生命不息，传承不止。二是勇于探索和锤炼，找寻电影史学术话语的第三种方式的理论支撑点。直面历史，需要植基于史料与实证研究和主观的历史想象这两个层次，但在第三个维度上，电影史的建构需更具论述性质，这是笔者坚持一种“大电影史”路径与方法的原因。从“历史纵深线”“电影叙事史学”“电影图志学”到“建构论”，一方面，将各有侧重的电影理论、电影批评和电影史进行综合，又复与电影史写作的实际工作和各式方法反复印证，紧密结合，归纳总结出具有真值条件的史学观、方法与原则；另一方面，努力建构完整的电影史学科体系，形成成熟的电影史学话语体系，进而思考、探索建立中国电影史学派，让电影史研究更具时间与空间、理论与流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三是坚持专业立场和态度，理性与感受性、情感性相结合，锲而不舍，促进和提高电影学术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这种思考与努力显示的不只是个人性的努力，它还隐含着电影学科建设不断进行创新的主流文化逻辑趋赴。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变化为电影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电影研究在当下的问题，首先是电影研究的学术原创性不足，没有能够出现更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贡献，在百余年的中国和世界电影理论史上真正占据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叙事史学与建构意识的汲取有待加强。一些传统知识领域迄需重新审视，原有的学术积累和价值坐标受到质疑，值得肯定和自豪的电影叙事史学成果不够丰硕，而有意义地加以提出论述的理论创新与观念大多暂付阙如。

　　再次是人文主义和精神性乏力。电影界的不少研究过于专注人为性质对学术的形塑，新媒体断片式、课题专项式和论坛散点式研究与学术建构有效性及学科建设的人文性取向格格不入。尽管电影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有其有限性，但仍是电影学术发展持续且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最后是组织化尚存在较大的腾挪空间。学者的独立研究诚然重要，但电影科研与电影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集体与组织的重构和推动。在电影界，有了学术，便构成了学者的生存，而有了精神与引导，才是学者直接指涉的生活。学术的人文性、整体性与组织性，和主观的选择处理及其过程中的创新性、系统性紧密相连，其中有逻辑关系更有思想的作用。逻辑隐含着未来遐想，包含关联性(相似性)、连续性(团队性)、理解性(流畅性)、叙事性(文学性/诗性)，反映了电影研究的学术发展、传播特性和整体性的演进方向。

　　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电影认知旨归，归根结底是理解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实践基础上阐释并传播电影，即“根据中国的电影实践对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道路及其历程做出解释和阐释”。(41)这之中，要摒弃一味将目光投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撑与借鉴的想法，同时又要摆脱仅仅解释不具通约性的因果关系的僵硬思维模式的桎梏，做真正有学识、有头脑、有敏锐感受力而又勇于坚持的行者，让更多的禀具创新意识和开阔视野的本土电影研究者加入合唱。

　　行者无疆。做电影思想的芦苇，抑或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两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切实的方式，具有特定的表达性能，穿透表象，跟上世界理论发展的潮流，进而一览学术话语的风景，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在国际主义语境下积极构建中国学派，进而焕发新的活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电影研究亟需作出更富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作出值得写入世界电影理论发展历史的重要贡献。这样的远大目标，还得从培养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青年学术人才做起。电影学术及思想的发展跃迁，与“十七年”时期、辉煌的80年代、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的四个丰收时期联系在一起，更与创新有为、经受住考验和后来居上存在同一性。回顾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研究的经验，彰往察来，呐新吐故，总结背后深蕴的特定的结构模式、学术精神与纵深思考，电影研究应在观照一切可能性，进而适应电子媒介时代题旨情境的基础上互通、互释，形成一种健康、有序的电影批评氛围，从传统走向未来，指引和开发出电影学术的新的无限可能的新途径、新方向。

注释

（1）启之、黎煜、李镇、许罗丹、吴迪：《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马德波访谈录》，《当代电影》，2009年第1期。

（2）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发展概观(1949-2009)》，选自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3）陈墨、王家祥：《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苏丽瑛访谈录》，《当代电影》，2009年第1期。

（4）可参见相关论述，如黄钢：《对在电影工作中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必须有正确理解》，《在电影工作岗位上》，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52页。

（5）李少白：《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件事实》，《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

（6）丁亚平：《何谓电影史》，《读书》，2015年第11期。

（7）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8）198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室(后与该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合并成立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了不定期丛刊《影视文化》，共出6辑。2008年起，影视所以半年刊丛刊形式定期编辑出版《影视文化》，迄今已出21辑。

（9）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10）陈山：《风生云起：六十年外国电影理论的译介》，选自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11)《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选自李多钰主编：《中国电影百年(1905-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12) 戴锦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29日。

(13)代表论文包括张英进：《华语电影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1期；李道新、车琳：《“华语电影”讨论背后——中国电影史研究思考、方法及现状》，《当代电影》，2015年第2期；陈林侠：《“华语电影”概念的演进、争论与反思》，《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吕新雨、鲁晓鹏等：《“华语电影”再商榷：重写电影史、主体性、少数民族电影及海外中国电影研究》，《当代电影》，2015年第10期；蓝凡：《“电影作者论”新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陈晓云、李卉：《欲望的工业：类型与性别视域下的电影明星》，《电影新作》，2016年第6期；金丹元、田承龙：《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重组与价值取向的错位》，《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尹鸿、梁君健：《建构大众电影的叙事范式——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电影类型演变》，《当代电影》，2018年第7期；陈犀禾：《国家理论视野下的电影本体论》，《电影艺术》，2015年第3期；刘悦笛：《作为“看见世界”与“假扮成真”的电影——再论走向新的“电影本体论”》，《电影艺术》，2016年第4期；贾磊磊、袁智忠：《中国电影伦理学的元命题及其理论主旨》，《当代电影》，2017年第8期；饶曙光：《中国电影对外传播战略：理念与实践》，《当代电影》，2016年第1期；周星：《泛文化交融与跨文化融合传播——兼论亚洲电影文化发展策略》，《电影评介》，2016年第1期；黄会林等：《中国电影在周边国家的传播现状与文化形象构建—2016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陈晓云：《明星研究：维度与方法》，《当代电影》，2015年第4期。

(14)参见金丹元、周旭：《直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新窘境——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策略的再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杨洋、刘晓希：《国家政策下的中国电影产业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詹庆生：《艺术电影的市场之路及其反思——以〈推拿〉为例》，《当代电影》，2015年第1期；饶曙光、尹鹏飞：《“拐点”论争与中国电影结构性优化》，《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5)尹鸿：《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6)这项研究先后出版图书7种，由丁亚平主持，分别为《大电影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大电影时代：异彩纷呈的热播影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大电影制造：热门影视的光影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大电影转向：热播影视的发展趋势》(上、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大电影的拓展：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大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可行性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全球化与大电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

(17)李道新：《影道惟新：中国电影的创化与传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

(18)李道新：《影与文：李道新影视文化批评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9)王海洲：《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20)厉震林：《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1979-2015)》，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

(21)虞吉：《中国电影史》(第2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2)储双月：《中国历史电影艺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23)丁罗男：《电影观念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24)罗丽：《延展与凝视：粤剧电影发展史述评》，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5)杜巧玲等：《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

(26)赵卫防：《香港电影艺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27)赵卫防、张文燕：《政治、艺术抑或商业：1949年以来内陆和香港电影的互动与影响》，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版。

(28)张慧瑜：《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

(29)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三卷本)》(增订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

(30)贾磊磊主编：《中国电影批评年鉴·2015》，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版。

(31)李亦中、张荣、李庆阳编：《昨夜星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2)周剑云、陈醉云、汪煦昌：《电影讲义》，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

(33)钟大丰、吴冠平主编：《影戏年鉴》，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34)如陈旭光：《存在与发言：陈旭光电影文章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5)如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36)贾磊磊主编：《中国功夫·动作电影研究2017》，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

(37)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

(38)丁亚平：《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

(39)丁亚平：《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40)丁亚平编著：《中国电影史学》，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8年版。

(41)饶曙光：《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电影新作》，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史、评论、艺术理论等。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中国当代电影史》《中国电影通史》等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和专业文章五百余篇。先后主持完成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任首席专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总编委员会委员、影视学科主编。

 转自：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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