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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 在山西侯马市，常年流传着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谚语，虽然这句谚语，在如今看来极富戏剧性，可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侯马市的前身，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那里幅员辽阔，有平原也有盆地，汾河与浍河常年滋润着那片广袤的土地，可你知道吗？ 在这座拥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小城里，却埋葬着战国时期，长达13个时代的墓葬群，且不说有达官显贵和富家千金的墓葬，就连晋国历届君主的墓，都不在少数。 
如此说来，侯马市常年流传的那句“盗墓致富”的谚语，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些一穷二白的农民，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暴富，似乎也有章可循。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摆脱贫困，进而引起警方高度怀疑的？ 80年代初期，侯林山高中辍学，便去当地的一所胶鞋厂上班，生性顽劣的他，屡次因为赌博和鸡鸣狗盗之事，被移送警察局。 侯林山时常接触一些外地人，他们大都以收铜钱为理由，长期盘踞在侯马市的旅馆里。 久而久之，侯林山也在那群人的影响下，开始学着他们“做买卖”，可越是了解得深刻，侯林山越发觉得他们的目的并没有收铜钱那么简单：他们是一群走私文物的“盗墓贼”。 
时至1983年，侯林山在贩卖文物界“小试牛刀”，便轻松赚到了上万元大钞，于是着手准备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作战”团队。 还没等候林山主动出面拉人下水，就有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找上门去，想要“拜师入行”。 郭秉霖便是侯林山诸多“弟子”当中，主动找上门的那一个。 还没干满两年，郭秉霖便与侯林山因分赃不均，心生间隙，随即便带着一队人马，脱离了侯林山。 可一支独大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旁系的离开，就一蹶不起，相反，为了阻止郭秉霖哄抢自己的“市场”，侯林山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山辟地”。 
从1989年到1994年，侯林山的团伙先后前往曲沃、夏县等地，盗掘了7处历史文化遗迹，并用火药炸毁了5处古墓，还贩卖了稀世文物31件。 就连受到国家明文条例保护的淄博战国古墓群，也惨遭侯林山的毒手，由此可见此人猖狂至极。 据悉，侯林山等人从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当中，一共挖掘了14件青铜器和2件珍贵文物，并从中获利70多万元，加上在侯马市倒卖的31件文物，侯林山一次性就获利上百万元，并由此得到了“侯百万”的称号。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深不见底的走私暗网，能辅助许多走私文物的行家，将贩卖文物的魔爪，伸向香港乃至新加坡。 
可如此飞扬跋扈的称号，和招摇过市的姿态，虽然极大地满足了侯林山，富甲一方的虚荣心，同时也让他引起了警察同志的高度关注。 正当侯百万，盛气凌人地横行在侯马市的大街小巷之时，殊不知一场酝酿多时的抓捕行动，正悄然埋伏在他的周围。 1994年9月6日，临汾公安在提前摸清了侯百万的行程之后，便潜伏在其回城的必经路口，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然而，侯百万压根没有选择从大运路返回太原，而是绕道返回了侯马市。在得到此番消息之后，侯马市的干警陈占山，火速出谋划策，用引蛇出洞这一招，将侯林山吸引至路西看守所。 
自从侯林山踏进看守所的那一刻起，属于他的猖狂时代便就此落幕。 据侯林山交代，他在侯马市本地盗掘了大大小小近14座古墓，其中还有晋国侯墓。 尽管警方对于晋国候墓是否具备抢救的可能性保持怀疑，可当他们将这则消息传到考古学家那里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晋国候墓的存在，是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梦寐以求想要证实的宝藏。 当时在侯马市，进行抢救性行发掘的邹教授，在听闻此事之后，便第一时间按照警方的提示，寻找晋侯墓，最后还是在他们标记的8号坑里，找到了晋国候第八代君主晋侯苏的墓坑。考古学家们惊喜至极，他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发掘晋国古墓，能将晋国的历史重新溯源。 
可当他们看见墓口散落在泥土里的木炭之时，心顿时凉了半截。只能痛心疾首地感叹道：“还是来晚了”。 没错是妥妥地来晚了，因为这座古墓，早在1992年8月，就被侯林山和郭秉霖那帮人扫荡一空。如今事发两年，还有不少村民和小孩，拿着锄头对着墓坑刨个没完，且不说改写晋国历史，怕是连墓室都不复存在。 就在考古学家，深恶痛绝地打扫着破败不堪的晋候苏墓时，却在一处不起眼的土堆里，打扫出了，两个小型的青铜编钟，那两个编钟完整且精致，表面上还有刻一些深浅不一的铭文，与以往出图的拓印铭文不同的是，这对小编钟的上的铭文倒显得极为随意，好似随手雕刻上的那般。 可“编钟”之所以是编钟，是因为它大都是成套出现的，除了音色各不相同之外，连大小也不统一，如今只剩下这么两个不起眼的小编钟，便不难猜测，那些成套的大编钟，或许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或者被炸成碎片，再或者已经流向海外。 
可就在考古学家们为那些丢失的青铜编钟，而感到落寞之时，香港考古学家张光裕教授，忽然向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香港坊间最近有一批青铜器要交易，其中有十四个青铜编钟”，马承源先生听罢，便开始着手搜寻资料，并试图在国内出土过的所有编钟当中，寻找相似的残余。 他为了摸清楚这套编钟的实际情况，便悄然无声地前往香港，并找到了存有那套编钟的坊间卖家。 
当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编钟上的铜锈之时，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起来，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认定，这就是一套货真价实的晋国编钟，就目前的工艺和铭文上来看，他甚至要比晋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靠前。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马承源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向店家透露有关编钟的任何实情。只是简单地探寻过价格之后，便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光裕先生，商量着悄悄买下这批编钟，并带回上海博物院做仔细地研究。 待这批编钟运到上海博物院之后，马承源老先生和一众考古学家，仔细剥离了编钟上的铜锈，并清晰地拓印出了编钟上所刻下的铭文。 
可当考古学家们拓印到最后一片铭文之时，却发现这铭文不偏不倚，正好缺少一句结尾。莫不是这套编钟还有何遗漏之处？ 为此，马承源老先生随即便联系了山西博物馆，并调出了关于晋侯苏的一切文物，可这一查不要紧，直接证实了这十四个编钟，刚好与8号墓出土的两个小编钟，同处一系。 原来这批编钟足足有16件，且每一件都有手工雕刻的铭文，这些编钟虽然看起来材质褒贬不一，可是排列在一起的音色，却近乎完美。 如今马承源老先生买回来的青铜编钟，已经成了上海博物院的镇店之宝，而那两件编钟“小弟”，也成了山西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论地位，这批青铜编钟，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论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常人可估量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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