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国际新秩序下的晚清中国

去年1月，日本学者冈本隆司撰写的《李鸿章 袁世凯》出版，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不理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时代，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进程，无法理解今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李鸿章 袁世凯》书影

李鸿章和袁世凯为何会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两位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人物会如何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制夷平乱又为何反而成为甲午战争的巨大伏笔？

转折点

1884年的“甲申政变”是李鸿章和袁世凯介入东亚国家关系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命运的转折点。

朝鲜开化党合影

这年12月4日，朝鲜国内的“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联合日本人发动军事政变，铲除反对派，并胁迫高宗李熙成立新政府。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礼恒：

1884年，在日本驻朝公使馆的策动之下，朝鲜的内部的一部分开化党人就发动了一场兵变，向事大党员大开杀戒，然后就宣布成立了自己的政权。政权当中的第一条规定，那就是结束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其最终的目的那就是让朝鲜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袁世凯

历史学者 周醉天：

当时朝袁世凯在朝鲜，已经没有更高一级别的这种军官了，所以他在那跟其他的军官一商量，他力主迅速武力平叛，其他军官要求向天津请示，他说不能请示来不及了，再请示时机错过了。

在袁世凯看来，中国出兵平叛就是尽宗主国的保护责任。

在政变前夕写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袁世凯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欲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

李鸿章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朝鲜的分离是他政治生涯中面临的首场真正的外交考验。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他担任这一职位长达28年之久。由于这一显赫的政治地位，1870年之后，大清实际外交逐渐归于李鸿章之手。

然而，李鸿章要面对的，是一个外交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他首先面临的就是来自强邻日本的挑战。

《江华条约》签订

1875年日本借助于“云阳号事件”与朝鲜谈判，达成《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

日本不仅取得了在朝鲜驻扎公使，开辟通商口岸，进行无关税贸易的权利，日朝两国还在条约中相互确认对方为“独立主权国家”，这对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形成严峻挑战。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礼恒：

最为严重的是在《江华条约》当中，日本明确写到那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肢解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为日后日本干预侵略朝鲜，避免来自中国的干预，提供一种法律的借口。

中国与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长期维持着一种东方式的国际关系——宗藩体制。中国与朝鲜间亲密的宗藩关系从明朝洪武年间起，已经延续了600年。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后，形势开始变化。出于对西方列强入侵的深刻危机意识，日本开启明治维新，历经十多年改革发展，逐渐成为东亚强国。日本的野心随之膨胀，意欲取代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

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 教授 

冈本隆司：

19世纪末，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等一系列举动，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朝鲜半岛。日本曾于16世纪末对朝鲜出兵，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振兴后，朝鲜半岛难免会受到日本在军事上的威胁。当时，中国想要抢先一步让朝鲜不受日本的军事影响，所以李鸿章要让朝鲜王朝顺从清朝，不出现违抗的行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尽可能地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

由于列强环伺，自身难保，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已经无力保护朝鲜。迅速崛起的强邻日本与俄国都想替代中国，介入朝鲜事务。

面对日俄的觊觎，李鸿章态度矛盾：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龙兴之地东北构成威胁。

山雨欲来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图

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朝鲜的门户被完全打开。继美国之后，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法国、奥匈帝国等欧美列强纷至沓来，与朝鲜签订类似条约。

外来力量促使了朝鲜政治集团的分化，开化党与事大党的矛盾不断累积，朝鲜“壬午内乱”因此爆发。

清政府获悉朝鲜内乱，立即派兵平定。

8月17日，淮军6营约3000大军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袁世凯也是其中一员。

袁世凯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翁飞 ：

他（袁世凯）的叔叔跟吴长庆八拜之交，都是办团练起家的，所以也很得吴长庆信任，迅速地身先士卒，到了王宫，扣押了大院君，然后把他押回保定。这个事情做得李鸿章很满意，因为维护了中国的天朝体面，你不能反动作乱。

庆军到达朝鲜之后，迅速稳定了局势。日本由于忌惮清军势力，并未轻举妄动，但这却为后来更为激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李鸿章与海军提督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果朝鲜与美国或其他西洋诸国建交，那么将对中朝原来的传统关系构成挑战。

朝鲜国王李熙

李鸿章想将大清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写进条约中，以博得西洋诸国的正式承认，但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认为，清廷与朝鲜的这种传统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精神不符。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礼恒：

他们更多的是寻求按照了西方国际公法的角度，来判定中国和周边国家藩属国家的这种关系的实质，认为对其内政外交，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不加干预，赋予了宗属国有更大的政治的主权，外在的权利。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承认中国对藩属国家的这种制度，其最终目的那就是以西方近代条约体系来取代。

朝美条约一旦签订，朝鲜就作为世界各国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平等同各国进行交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朝关系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维护呢？

这是李鸿章面临的难题。基于此种考虑，李鸿章确定了一个“不粘不脱”的原则。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礼恒：

所谓的粘，接触介入，脱就是脱离。那么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朝鲜政府继续奉行中朝关系，维护对中国的定期朝贡，承认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那么清朝作为宗主国，遵循传统的宗主国对待藩属国家的关系，对其内政外交不干预。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朝鲜政府一旦有脱离中朝宗藩关系的这个去向或者举动，清朝作为宗主国，一定要介入朝鲜的事务，也就是说中朝宗藩关系，这是中朝两国关系的一个底线。

“属国自主”照会文本

在谈判中，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由中国起草一个“属国自主”照会，发给朝鲜，附在朝美条约之上。这等于是说，朝鲜的国际交往是经过中国批准的。

然而，对这份照会的态度，中、朝、美却是同床异梦。朝鲜理解的重点是“自主”，而中国理解的重点是“属国”，美国虽然受理了照会，但认为其不附加任何政治性条件，故对其并不重视，他们也将朝鲜的“自主”作为照会的重点内容。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李永晶：

所以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实际上李鸿章包括当时清王朝的一些人物，实际上有意地强化对于朝鲜的控制，要让属国变成一个可被理解的属国，因为当时的属国，西方国家理解不了，你说你内政是自主的，你说你外交的也是自主的，你又是在宗主国，你告诉我什么意思？两个体系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原本就对朝鲜心存觊觎的日本，在“壬午事变”后并不甘心。

他们操纵亲日的开化党，同亲华的事大党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新旧两派的斗争远远超出了朝鲜内政的范围，成为中日两国外交争端的前台戏。并最终导致了“甲申政变”的爆发。

袁世凯

甲申政变发生后，袁世凯决定迅速出兵镇压。

朝鲜半岛扼住了北京的咽喉，丢掉了朝鲜，就意味着中国大门洞开，意味着外敌可以通过朝鲜半岛长驱直入。

他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亲率左右营新军入宫，共同护卫国王。清军出兵后，整个战斗只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礼恒：

当时清朝政府在朝鲜有驻军，其中驻军的统帅之一就是袁世凯，在袁世凯和其他将领的率领镇压之下，开化党人所发动这场兵变在三天之后就被剿杀了。开化人死的死伤的伤，其他的人外逃到日本去，开化党在朝鲜的举措，朝鲜的政治的变动也就归于失败。

袁世凯一战成名。

李鸿章事后闻报，并未责怪袁世凯的先斩后奏，反而对他赞赏有加。1885年10月28日，李鸿章向清廷推荐袁世凯接办朝鲜通商事务。在奏折中，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

11月初，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李鸿章

为了平衡与日本的关系，也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平定朝鲜叛乱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善后谈判，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让步：同意日方提议的将来假如朝鲜发生类似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这样的动荡时，中国向朝鲜出兵，一定会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权向朝鲜用兵。

这就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在仁川登陆的日本军队

《李鸿章 袁世凯》作者冈本隆司认为，正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时代构建了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基础。他们就是在这场国际关系的调整中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人生命运也随着中国政治局势的波动起伏而变化。

李鸿章与袁世凯二人，跨越半部中国近代史。李鸿章所经历的晚清四十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从封闭被迫走向开放，渐次向现代文明靠拢。1901年，李鸿章于屈辱忧患中离世，至此中国封闭的大门已经被完全打开，袁世凯的时代到来了。

在剧烈的冲撞中，近代中国这艘历史航船，驶向了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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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之间——从李鸿章到袁世凯》

编辑：王鼎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