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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姓家族是平江历史街区里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花开两枝，一枝称为“富潘”，另一枝称为“贵潘”。 富潘的祖上可追溯到明洪武（1368—1398）初年。先祖潘留孙，原籍金陵，曾任京城的兵马司都指挥使。潘留孙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后来兄弟三人分处三地，一人去上海，一人迁宜兴，潘留孙则任职苏州火药局，入了长洲籍。此后，在苏州几经繁衍，成为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从迁苏后的第九代孙潘颖昌开始，富潘靠日积月累的打拼，奠定了实力雄厚的家族基业。 潘颖昌幼时就遵从父命，“习治生术”，投身于商海。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得“家业稍稍隆起”，成为殷富之家。潘颖昌生有三子，子承父业，继续从商，经几代人打拼成为姑苏城里的巨富。“富潘”经营的货物主要为丝绸、药材、茶叶等，东北、华北一带是其重要的业务区域，在那里设有商号。有人戏说，“半条观前街上的商铺都姓潘”，像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糖果、黄天源糕团、潘资一药材、余昌钟表、文昌眼镜店等，都是富潘的资产。有了钱，富潘一族就从齐门外的东汇路祖宅移居城内，在大儒巷内安了家，宅第名曰“端善堂”。 好的事物。最为人称道的是左右垂柱定盘枋各雕饰一只栩栩如生的蟾蜍，憨态可掬，有驱邪镇宅之寓意。 富潘致富靠什么？据《徽商》记载，潘家人靠做国际贸易“发洋财”而致富。他们把吴地的丝绸和茶叶拿到印度、波斯（今伊朗）等西域去卖，换回金砂、药材、香料，回来一转手，赚取其中的差价。不过，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生意的。有一次，潘家和结拜兄弟一起出门办货，遇上西域强盗，潘家人弃货逃命，结拜兄弟为此送了性命。回来之后，潘家祖宗立下两个规矩：一是家里每年供奉兄弟灵位，两家世代结亲；二是必须在局势稳定的内陆开办实业，方为长久之计。做生意可以冒一点儿险，但不可以冒大险、恶险、凶险。 潘家实业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瑞蚨祥绸缎庄。苏州虽然是丝绸重地，但进京做买卖起始也是惨淡经营。到了第十一代，潘家出了一个精明人叫潘文起，18岁执掌家务，在北京、天津、郑州各地奔走。康熙年间，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茶馆里偶然认识了康熙的十七子胤礼，这位皇子无意中提起，皇太后身体不行了，驾崩就是这几日内的事。这触动了潘文起敏锐的商业触觉，他连夜动身回苏州购进大量的黑布白纱，悄悄运往京城，在接下来的国丧中大派用场— 这可能是潘家生意的转折点，京城的丝绸生意戏剧性地站稳了脚跟。 富潘的后人依靠经商而积聚雄厚财力，花开数枝，各自在苏州城内大量购地置业。据富潘的重孙辈回忆，除“礼耕堂”之外，富潘家族中还有13处大宅院，大多在城东，如大儒巷、悬桥巷、丁香巷、大柳枝巷、东花桥巷、大新桥巷等处都有富潘的房产，其中一些老宅至今仍然保留着。 富潘最为人称道的并非金山银山，而是积聚巨量财富后尚有乐善好施、接济族人的善举。他们志于建立家族义庄， 陆续将财富投入土地，在苏州城外置办大片义田，多达1200 余亩。田租收上来后，用于周济族人、兴办义学。民国四年（1915），苏州遭遇特大水灾，狂风暴雨把玄妙观东岳殿前的大香炉掀倒了。城里的大街小巷积水有三尺多深，城外沟满河平，一片汪洋，义庄租田全部淹没在水里。元和县徐家村的庄主撑了小船进城，向潘家秉报受灾情况。说到有的族人佃户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插个草标卖儿卖女了。富潘当家人一听勃然大怒，骂这几家是败坏潘族的门风，再苦再难怎么能卖儿卖女！他马上关照管家，坐船去察看义田里的受灾情况，凡受灾族人每家均给予谷米一石（一石约等于120斤） 以救急，受灾的外姓佃农每户给予半石。等水退后，义庄内私塾学子的吃用开销均由义庄负担。那年的平江街区几乎也沉没在水中，几条河道的河水都漫上来，淹没了人家的街沿石。这样的大水，老人无法出门，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富潘家的管家关照下厨，每天蒸数笼馒头，给住在巷子里的老人送去。富潘的义举，数年后还被街坊邻居传扬。 富潘不是心狠手辣的黄世仁（《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更不是人性歹毒的南霸天（《红色娘子军》中的土豪劣绅），他是开明士绅，所以即使遭遇天灾人祸，义庄里也没有出现哄抢粮食或暴力抗租的现象。贫与富，本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富人的富而有道、富而乐善、富而济贫，可以延缓这种阶级对抗— 富潘为人称道，大约就源于此。 富潘在事业有成之后，非常注重“财”与“势”的联姻。清代中叶以后，潘家人花钱捐了一个四品花翎，竭力向“贵潘”靠拢。祖宅礼耕堂的一些建筑细节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礼耕堂的正厅是接待贵宾和官员用的，房梁上挂着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写的匾，大梁被雕刻成12个乌纱帽的形状，让人感觉坐在室内一抬头就好像戴了官帽一样，所以这个正厅又叫纱帽厅。在进门两边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 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于儿孙 尽管如此，富潘终究不及“贵潘”更为人称颂，这与中国数千年儒家文化“士、农、工、商“的尊卑排序有关， 经商是远远赶不上读书而为人推崇的。贵潘一脉，出过状元一、进士八、举人十六，成为清代姑苏官绅典型代表，享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誉。 贵潘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守护两只鼎的故事。 鼎，青铜时代的礼器。它代表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被誉为“海内三宝”的大克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盂鼎（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堪称青铜鼎的出类拔萃者，是研究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实物和史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并不知道这三只鼎中竟有两只就深深地掩埋在姑苏城中一条并不起眼的深巷里，一户潘姓人家的地底下，这家就是街区百姓称呼的“贵潘”家族。 道光十四年（1834），潘祖荫的祖父，也就是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状元宰相的潘世恩，得到御赐圆明园宅第的恩赏，这是贵潘最荣耀的大事。随后，潘祖荫的伯父潘曾莹将位于南石子街的旧居，仿照御赐宅第的建筑格局，改建为坐北朝南的大宅，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宅分三路五进，中路各进皆为楼屋，两侧厢房走廊，连通为走马楼，庭院宽畅，装饰精致。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会试第九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此公秉性爽直，敢言敢为，曾提出过“勤圣学”“整军务”“裕仓储”等治国惠民之策。同治二年（1863）四月，因连年旱灾，数次上疏请减免江苏赋税。他有个爱好，公务之余特别喜欢金石图书收藏，尤其对宋刻版古籍情有独钟，所藏图书有宋刻《白氏文集》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公羊春秋何氏注》等，均为古籍珍本。他将自己的藏书室名为“攀古楼”“滂喜斋”“金石录十卷人家”等，著有《谤喜斋读书记》《谤喜斋宋元本书目》。他在京城为官时，结交了不少琉璃厂玩古玩的朋友，搜求古珍，每发现彝器文物，必“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惜”，其“攀古楼”所藏青铜器至抗战前尚有380件，均为稀世珍宝， 为藏家所惊叹，无法望其项背。 贵潘所收藏的大克鼎、大盂鼎，与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起被誉为“海内三宝”。《说文·鼎》:“鼎，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 泽，以协承天体。”鼎成为镇国、传国之重器。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其造型庄严厚重， 鼎为立耳，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兽面纹中饰小兽面，有角瓜梭，腹部饰宽大的沿曲纹，足部饰饕餮纹。腹内壁铸有铭文290字，记载周王赏赐克以大量土地和奴隶，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资料。大克鼎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出土后历经周转，归天津人柯氏所有，后来潘祖荫得知后以惊人的重金（相传是官银5000两）从柯氏手中购得。 大盂鼎，因作器者系周康王时的大臣盂而得名。清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眉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沿口下及上足饰饕餮纹，足有扉梭。腹内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盂和对盂的赏赐。对研究商代的侯甸之制和赏赐奴隶的情况以及西周早期历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鼎中的铭文还言及商人酗酒是商亡周兴的主要原因，并赞扬周文王周武王的盛德，其内容可与《尚书·酒诰》相对照。此鼎出土后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几经转手，被清大臣左宗棠获得。清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因遭人弹劾，陷于“罪且不测”的孤立无援的困境。幸亏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才使左宗棠解脱免罪。在以后的岁月里，潘祖荫又数次“密荐其能”，使左宗棠东山再起，成为“同治中兴”的重臣。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生死情缘，左宗棠与潘祖荫成了朝中密友。官复要职的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搭救之恩，毅然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比自己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荫。 文拓本上，前来索取铭文者应接不暇。不过，潘祖荫极为吝啬，能得到这个拓本的寥寥无几。而能一睹大克鼎尊容的， 更是屈指可数。“贵潘”得到两只鼎后，族人深以为豪，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二”的铭章而传给后人。名声在外，也就引来了觊觎之徒。最先相中两只鼎的是清末权臣、陆军部尚书端方。清光绪末年，端方时任江苏巡抚。这家伙利欲熏心且心狠手辣，早年就用强暴手段从金石家陈介祺手中夺走了毛公鼎，这次又想故技重演，从潘家夺走这两只鼎，这样天下三只鼎就全归自己了。但潘家不是陈家，贵潘的身份也不低，“豪夺”是不可能的，只能“巧取”。所以，两次上门说尽花言巧语，想骗走这两只鼎，遭到潘家严词拒绝。正当他还在想方设法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端方亡于义军之手。 虽然端方已亡，但两只鼎给贵潘带来的烦扰并不少。此前，潘祖荫深感危机四伏，一直想把两只鼎运回苏州。他去世后，他的弟弟潘祖年雇了一条漕帮的快船，把两只鼎密存于木箱内，箱盖上贴有从吏部弄来的“密运”封条，各地官府看见这样的封条就不会再盘查了。半夜起身，四人一抬， 扛上两只木箱，搭上停在胡同口的马车上。三驾马车踢踏踢踏直奔永定河码头，从这里上船后走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 秘密运至苏州。木箱上盖有层层草垫，看上去就像一堆不值钱的破家什。库房搁置多年，平时也不进人的，窗户上、墙上都挂满了蛛网，还有老鼠吱吱叫着窜来窜去。 伪装已然非常严密，但还是不能密不透风。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人打听到潘家有两只鼎，欣喜若狂，他辗转找到大儒巷潘家，软磨硬泡，只要求见一下这两只鼎。出于礼貌，善良的潘家人把来人领进库房，打开箱盖，让他看了一眼两只鼎。这个美国人眼睛发亮，竟然提出用600两黄金加一幢洋楼的代价来换取两只鼎。潘家人不为所动，淡淡一笑说：“世界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这两只鼎是潘家的命，你就是堆满金山银山也不换的。” 这两只鼎在潘家库房里又平安无事地躺了很多年。 抗战前夕，国民党一位党国要员坐车上潘家，说是要举办文物展览会，提出借这两只鼎一用。经过多年的风风雨雨，潘家人一眼就看出来人居心不良，这两只鼎一旦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了半年，局势越来越紧迫，“日本人要打过来了”的消息如柳絮满天飞。 潘家人最担心的是这两只鼎，现在正是风口上，这两只鼎若运出去肯定凶多吉少，再说运到哪里去藏躲也是个问题。这时的潘家已轮到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主持家政了。她和家人再三商议，决定就埋在自家第二进堂屋的地底下。为使藏鼎之事秘而不宣，在夜色掩护下，她叫来自己的姐夫潘博山和另一位可靠的亲戚，搬开地面方砖，连夜挖掘出一个大坑，先放入预先做好的大木箱，再把大盂鼎、大克鼎对角放进箱子，空当处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不留一丝痕迹。同时她将书画连同其他古董一起都藏于“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是指老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堆满杂物，就不易被发现。为了避免泄露秘密，潘达于向两个守门人郑重承诺：“只要保守秘密，潘家养你们一生一世。” 贵潘家的两只鼎终于安眠地下年余。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一会儿说日本人已在金山卫登陆，一会儿说日军的飞机要来轰炸苏州了。果然，没过两天，24架日本军机飞过苏城上空，不但机翼上的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飞行员的身影都能看到。上百枚炸弹扔在阊门外的“老五团”兵营、城内学士街、道前街一带，死伤500多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 11月19日下午2时， 日军第九师团富士井部从娄门进入苏州。据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充满得意地报道：“我军进城以后进行了毫无障碍的扫荡。城里仅有500多残留市民， 全无抵抗。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已经全部被我军控制。” 从日本最新解密的资料看，当时日军的华中派遣军中有一将军松井石根是个文物通，他到江南后负有特殊的使命， 就是率领数十名文物专家，从大户人家搜集文物、古玩、书画、瓷器等。战后，日本京都的深山里建起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美秀博物馆，是贝聿铭设计的中式建筑，借山景水秀，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景比天籁，别具一格。馆中所收藏的中国文物至少1000件，其中的青铜器、钧窑、汝窑的瓷器、元四家的画作、明宣德炉等都是孤品。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人进入姑苏城后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到潘家来索鼎了。而潘家人早已离开苏州，到外地躲避去了。 日本人初次登门是由汪伪自治会的官员陪同，拎了不少礼物，鞠躬哈腰，和蔼客气：“听说贵府珍藏大克鼎、大盂鼎，我们大日本帝国久仰中华文明，很想一睹风采。” 潘家看门的人答道：“眼下这么乱，我家主人早已不知到哪里逃难去了，家里有什么，我们看门的哪里知道。” 不仅宝鼎没看到，连主人的面也见不到，日本人有点儿恼怒，他们收起笑脸，直接开始屋里屋外搜查起来。十几个宪兵，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就是没找到这两只鼎的下落。在一个多月的周旋中，日本人前前后后来过潘家七趟，劫走了一些字画、瓷器，就是没有找到朝思暮想的这两只鼎。 大克鼎、大盂鼎，躲过了大灾大难，安然地在地下沉默着。 抗战胜利前夕，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了，方砖地明显塌陷下去。潘达于随即与家人一起用圆木做支架，把两只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堆放在一间老屋的屋角里，里面填满破衣杂物，外面则用旧木家具遮挡，老屋的小门也被钉死了。 家一起把两只大鼎运到了上海。如今，这两只鼎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当年10月， 上海市文管会举行隆重的授奖典礼，文化部授予潘达于褒奖一张： “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 六十年来迭经兵燹，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 同时，发给潘达于2000万元（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元左右）奖金。这时，潘达于的生活并不富裕，青年丧偶，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在一家里弄加工组里赚点生活费。但她执意放弃了，分文未取。 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以最高礼遇为潘达于百岁寿诞祝寿。当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爽朗的老人缓缓步入博物馆大厅时，前来祝寿的人全都起立、鼓掌，以表达敬意。同时，“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揭幕，百岁老人在揭幕仪式上心情尤为激动，面对镜头连连说“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潘家的责任”。 同年，潘老回苏州大儒巷，在潘家老宅里走走看看，在埋鼎的堂屋里坐下良久，自言自语地说：“列祖列宗，晚辈迟禀：那两只鼎，虽然捐出去了，但它们有了更好的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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