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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身普通，却被称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人们都叫她“李先生”。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以她的名字为编号212797号的小行星命名，叫“李佩星”。 为什么她能有这么高的待遇，她到底有什么来头？ 今天，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她—李佩。
1917年，李佩珍出生在北京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一个书香门第。 作为家中的长女，父亲李保龄对其特别宠爱，要什么给什么，从不打骂李佩珍。 然而，李佩珍却不太喜欢这样的父亲，父亲虽然留过洋，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却非常封建。
（李佩一家人的合照，左一为李佩） 李保龄有个书房，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他都会锁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去。 李佩珍以为，父亲害怕调皮的弟弟搞乱他的书房，才把房间锁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把锁不是防弟弟的，而是防她的。 有一次，有人临时来叫父亲办事，父亲来不及锁门就走了。 这时，李佩珍悄悄溜进书房，扒拉下来一本书，窝在书柜旁的角落，随意地翻看着。 结果她越看越入迷，连父亲走进书房的脚步声都没有听到。 李保龄回来后，看到李佩珍在书房里面看书，很生气地将她撵走了，那是父亲第一次对她发脾气。 “女孩子家家的，看什么书，跟你母亲多学学，怎么当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就行了……” 李佩珍倔脾气，别人偏不让做的事，她偏要做，父亲不让她上学、看书，她就偏要努力为自己争取到读书的机会。 为了上学，李佩珍跟李保龄吵过几次架，闹过离家出走，好在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她很支持女儿的想法。 她极力在两人中间牵线搭桥，给李保龄吹吹耳边风，最后，李保龄终于答应让女儿上学。 就这样，李佩珍先后进入北京慕贞小学、培元小学、教会学校贝满女中读书。 1936年，19岁的李佩珍更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选了最热门的专业—经济学。
李佩珍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字，她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删了，改名为“李佩”。 她觉得，“李佩珍”小女孩气息太重了，“李佩”更有一股英气。 可上学没多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所有学校被迫停课，李佩只好回到家。 外面战事不断，本身李保龄就不想让女儿读书，这下他更有理由要求女儿待在家，跟母亲学刺绣、针线活。 可李佩尝过了读书的滋味，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李保龄那几句迂腐的话，怎么可能拉得回来李佩？ 1938年，李佩趁父母不在家，收拾行李，拿走父亲藏在柜头里的5000大洋，给父亲留了张借条，一溜烟跑了。 李佩早就跟两位同学商量好，不能放弃学习，眼下战火纷飞，更应该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拯救水火中的无辜百姓。 她们三个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后，一起来到了天津一家外国轮船公司的售票口，买了3张去往香港的筒仓票。
（李佩与两位同学） 售票员惊讶地看着她们，问：“筒仓票？你们3个女学生住筒仓吗？那里可是男女混杂，最好小心点。” 被售票员这么一说，她们一路上积攒的勇气一下子全都泄得一干二净，茫然地摇了摇头，只有李佩还死撑着面子，摆摆手说没事就筒仓。 过了一会，船办走过来了解情况，对她们说，如果她们能再凑出80块，他可以跟船务商量，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你们。 最后，在船办的安排下，三个人住进了船务的房间，坐上了轮船，离开了家乡，一路南下。 能不能顺利到达那里，她们还不知道，只能赌一把了。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她们到了西南联大，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在西南联大，李佩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将自身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没过多久，就被任为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 她不仅时常在各个社团里活动，还利用周末时间组织青年女工学习、认字，帮她们解决生活难题。 1941年，李佩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劳动协会，她教工人们唱《抗敌歌》，教他们识字。
后来，美国工会向中国捐赠了一笔钱，李佩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在重庆建立了工人夜校、工人福利社、托儿所等机构。 剩下的钱，李佩将它转给了延安解放区，当时的延安由于战争，百姓们吃不好穿不暖。 然而，就是这个善意的举动，让李佩成为了必除不可的“犯人”。 当时国家局势比较动荡，李佩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像是在站队，因而一时之间，李佩成了抓捕对象。 重庆待不下去了，眼下李佩该往哪里走，她一下子迷了路。 碰巧，由于之前李佩代表中国，出席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受到了美国工会教育主管的青睐，他推荐李佩到康奈尔大学进修。 原本，李佩只是将康奈尔大学当作是暂时的避风港，没对这里抱有太多的期望。 可没想到，李佩直接在这里捞了一个老公回家。 有一天，大讲堂里举办了一场航空科技方面的学术报告会，李佩和同学一起去看。 结果同学听得昏昏欲睡，李佩却被台上那个侃侃而谈的男生迷住了。 他叫郭永怀，曾经也在西南联大上学，算起辈分，应该是李佩的学长。 俗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很快，这位男生就拜倒在李佩的石榴裙下。 虽说专业不同，但两人通过接触，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简直一模一样。 郭永怀虽说是学科技的，但也可以陪李佩谈文学，说美食，就连李佩最喜欢的戏剧，他都略知一二。 更让李佩意外的是，郭永怀还是个被学术耽误的摄影师，会拍照也喜欢给别人拍照。 两人在一起时，郭永怀永远是李佩的专属摄影师，李佩的眼里是星辰大海，而郭永怀的镜头里只有李佩一人。
（当时郭永怀为李佩拍照） 他们从未一起合照过，都是他拍李佩，偶尔几次，李佩撒娇让郭永怀教她摄影，郭永怀就临时充当李佩的“小白鼠”，让她拍个够。 一年后，他们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合影，照片里，李佩身穿旗袍，笑容甜美地挽着郭永怀，郭永怀西装革履，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 那是他们的结婚照。 1951年，女儿出生，取名为郭芹，郭永怀升了职，在航空工程研究院教学，李佩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在东方学系教授中文。
同时，李佩还要照顾女儿，兼顾整个家庭，对此李佩毫无怨言，她知道，自己的丈夫能成大事，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他，替他排万难。 基本上，郭永怀下班回家，洗洗手就可以准备吃饭，就连洗澡水，李佩也提前给他放好了。 一家三口在美国生活得很开心，但他们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心结。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佩开心极了，她很想拉着郭永怀一起回国。 但当时，美国惧怕中国的崛起，严厉禁止留美的科学家离境，郭永怀被限制出行，美国联邦调查局24小时全天候监视他们的家。 他们一直找李佩和郭永怀谈话，希望他们都能放弃回国的念头，留在美国。 然而，即使对方给出多少优越条件，李佩依然坚持：“我的家在中国，子女回自己的家天经地义，我从来就没有想要待在美国。” 郭永怀也表示自己的意愿：“我出来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回去。” 夫妻俩搓着小手，期待着回国那天的到来，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他们就从没睡过一天好觉。 1955年，日内瓦中美会谈，美国同意解除禁令，恢复留美科学家的自由。 在交接完手头工作后，郭永怀和李佩带着女儿，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 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一家三口终于到达了深圳罗湖口岸，回到了中国。
下船后，从未见过故土的5岁郭芹问道：“我们是来这里旅游的吗？那个红红的旗子好漂亮。” 李佩顺着女儿的小手指看去，一面五星红旗正挂在不远处的高楼上，随风飘动。 “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家，中国，那叫五星红旗。”郭永怀蹲下来，一字一句认真地跟女儿说。 回国后，应师兄钱学森邀请，郭永怀出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 由于先前李佩出色的工作经验，回国后她被安排到外事局工作，但当听到经常需要出差，李佩拒绝了。 她知道，眼下丈夫需要她，女儿也需要她，她不可能抛下他们，但李佩仍想要为国家做贡献。 当时，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全都聚集在中关村工作，当时的中关村一片狼籍，道路坑坑洼洼，野生动物时不时大驾光临。 为了让科学家们有舒适的工作环境，李佩主动挑起了大梁，建设整改中关村，她当起了西郊办公室主任。 说是主任，其实就是个后勤人员，除了科研之外的小事，全都落在了李佩头上。
研究员的孩子生病了，急需送医院，李佩得亲自抱着他，走一大段坑坑洼洼的路，去等32路公交车，将他送到医院。 这碰上小感小冒，这种方法还好说，要是大病，经这么折腾，恐怕到医院小命就不保了。 为此，李佩动员自己的人际关系，在中关村附近建立了一个临时诊所。 科学家们长期生活在美国，早就习惯了西方的饮食，吃不惯中国的饭菜，李佩就出资出力，在中关村附近建立了一个糕点铺，专供西式糕点。 对自己的家庭，李佩更是尽心尽力，陪女儿练钢琴，教她认字学习，还经常为郭永怀熬汤，给他补补身体。 然而，李佩的用心却没有等来郭永怀的感谢，反而郭永怀对李佩越来越冷漠了。
以前在美国，郭永怀早早就下班回家，陪李佩母女俩，可回国后，郭永怀经常彻夜不归，甚至一大段时间没回家。 有一次，郭永怀直接不辞而别，李佩去力学所找不到他，到他任教的学校去，也找不到，她问其他人，他们也对此闭口不谈。 郭永怀去哪里了，李佩想破头都想不出来，她剪碎了所有的合照，扔掉了丈夫送给自己的小饰品。 李佩跑回老家，抱着母亲哭，说郭永怀在外面肯定有二心了。 直到后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郭永怀开心地回到家，还一路哼着小曲儿。 当天，同事王淦昌邀请李佩和郭永怀到家里吃饭，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饭菜只是下酒菜，酒才是主食。
王淦昌和郭永怀一见面就不停地喝酒，喝到醉醺醺后互相抱头痛哭。 李佩看着丈夫那一脸小孩模样，再想起这两天看的报道，她瞬间明白了，郭永怀这几年来的反常。 “他是我丈夫、孩子的父亲的同时，他还是中国人，我很高兴，他先做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963年，郭永怀被秘密通知，前往西北建立核试验场，研制原子弹，此次消息绝不能外传。 就这样，郭永怀只能憋着一口气，面对妻子的质问，郭永怀也沉默不语，他宁愿被妻子误会，也要守住机密。 短暂的相聚后，郭永怀再次启程，返回核试验基地，临走之前，他很认真地对李佩说：“等我回来，我会跟你解释清楚。” 然而，老天却没有给郭永怀解释的机会。 1968年12月5日，实验结束后，郭永怀和同事们一起乘坐飞机返回北京，准备与妻子女儿团聚，这次回家他准备跟妻子解释，自己最近在干什么。 可是，在飞机到达北京机场，准备降落时，猛地摇晃起来。 情急之下，郭永怀和同事们抱在一起，将重要的科研数据紧紧地夹在他们中间。 飞机从高空中掉了下来，机、人两亡，只有那份科研数据完好无损。 那晚，得知丈夫去世后，李佩整宿没睡，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时不时叹息，没有哭也没有闹。 那年，李佩51岁，女儿郭芹才17岁，当时正在内蒙古农区插队，一场飞机失事，使得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虽然跟他做夫妻才20年，但好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足够我往后一个人回忆了。” 往后的十年里，李佩都在思念郭永怀中消磨时间，好几次她也产生了不好的念头，想要随丈夫一起去了，可想到女儿，李佩又冷静了下来。 老天剥夺了她为人妻的权利，但还没让她丧失做母亲的资格。 李佩决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她要用独特的方式去“见”丈夫。
后来，中国景象越来越好，李佩虽然已经60岁了，但她仍想回归讲台，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好好做教育。 高考恢复后，教育部计划招收研究生，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了。 校长严济慈邀请李佩出山，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走上讲台后的李佩才发现，中国英语界经过战乱后，一片废墟，需要重新建立英语教育体系。
李佩亲自上阵，向钱学森讨教改革经验，又到处召集优秀人才，组建英语核心团队。 为了能让学生出国留学，尽快提高英语口语水平，李佩既认真又严格，认真地上课，严格地出试卷。 李佩每年都往外输送一大批留学生，让他们到外接收新的知识，再回来报效祖国。 李佩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美国大学语言学主任称她为“应用语言学之母”，一时之间，李佩桃李满天下。 然而，命运依然没有让80岁的李佩喘口气，再次给她致命一击。 1996年，45岁的郭芹患癌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又再一次重重地压在李佩心头。
捂着失女的伤痛，料理完女儿的后事，李佩像个没事人似的拎着录音机，向教室走去。 “我得对学生负责，不能哭哭啼啼的。” 2007年，钱学森96岁生日，李佩来祝贺。 钱学森问：“你有几个孩子啊？” 李佩笑着回道：“一个也没有了。” 这时，距离女儿郭芹去世已经11年了，但谈起她，李佩只能以笑来面对，她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将时间浪费在无用的痛苦上。 晚年，李佩一直奔走在教育的前线，组织大讲堂教学，为钱学森翻译文集。 对教育很大方，哪里缺钱她都自费补上，对自己却抠得很，一副眼镜戴了十几年都不换。 家里的沙发是回国时父母送的嫁妆，茶几和钢琴是郭永怀在世时买的。 后来，李佩将国家授予丈夫的“两弹一星”勋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把60万积蓄全都捐给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一分都没留给自己。 她完成了丈夫的遗愿，推动着中国英语教育朝着更高的台阶迈进，鲜花和掌声向她扑来，但她始终明白，她的终点一直都是郭永怀。
（李佩与郭永怀雕像合影） 2017年1月12日凌晨，一生步履不停的李佩去世，按照她生前的心愿，后人将她与郭永怀合葬在一起。 跨过半个世纪，李佩又与郭永怀相遇了，这次他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郭先生，换你等李先生回家了，请给她留个门，她腿脚不好，可能还没找到你，请你耐心一点，等等她，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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