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小鹿】第34期真实人物故事
大家好，我是"Ser"@三三ser 。
想起几年前的那一幕，我至今心有余悸。
“你们快点回来，你爸爸不行了……”
母亲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我坐在副驾驶，冲着开车的弟弟吼到：
“你快点！爸爸不行了，你快点呀！”
前方是拥挤的车流，此刻，10分钟的路程成了生与死的距离。
弟弟拼命按响喇叭，一路疾驰。
刚一下车，我们就冲进家门。
跟我们一起来的医生一边帮父亲做心肺复苏，一边对我们说：
“瞳孔散开，没有呼吸，我尽力抢救，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不久，救护车赶到，医生们忙作一团。
时间在流逝，1分钟，5分钟，半小时……
我逐渐绝望。
2019年3月22日下午，一通电话揭开我的噩梦。
姐姐打电话给我，哭着说：“爸爸生病了，医生说可能会很严重。”
挂掉电话后，我嚎啕大哭。
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春节。
那时，我们一起打羽毛球，他身体强健，我们几个年轻人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不是姐姐突如其来的电话，我不敢相信父亲会倒下。
但来不及思考，我立即订好最早的车票，从我所在的重庆市往家赶。
路上，父亲的音容笑貌不停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害怕失去他。
（我在外旅行拍的风景）
从小，我在湖北恩施的农村长大。
我们家姐弟四人，我排行老三。
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但父亲总是尽他所能给我们最好的生活。
每到新学期，我们姐弟四人都有新衣服穿。
每逢周末放假回家，饭桌上都会有荤菜，就连我们的生活费也比其他同学多。
我心里明白，这是因为父亲委曲求全，才换来我们丰衣足食的生活。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师，在一所民办学校教学。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后来，家里开销日益增长，教师工资无法维持生活。
他只能忍痛辞去喜欢的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在挣钱路上。
我们家有农田，父母起早贪黑忙活。
等到农活忙完，父亲就去镇上做些小买卖。
有时，他还去石料场做短工，或是跟熟识的包工头去修路……
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
除掉家里的日常开销，我们姐弟四人的学费也是他沉重的负担。
当时，义务教育还没施行。
同龄人最多上完小学就辍学回家，上过初中的孩子更是寥寥无几。
而我们家的几个孩子是“异类”。
大姐上高中，二姐上初中，我和弟弟上小学。
在那个年代，生活穷苦，连饭都吃不饱，父母却从没说过让我们辍学。
每到新学期，四人的学费是躲不开的难题，父亲经常半夜里还跟母亲商量如何凑足学费。
后来，父亲开酒坊，家里的经济条件才逐渐得到改善。
(父亲在酒坊忙碌)
最初两年，酒坊生意寡淡，父亲却一直坚持。
每天早上5点，他就到酒坊忙活，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一年365天，除去过年几天休息，同样的工作，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着。
长大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
我离开家，远到重庆市打拼。
姐姐和弟弟虽然离父母不远，但都有自己的小家庭，对父母难免有照顾不到的时候。
我们像小鸟一样，羽翼丰满就飞出家门。
父亲依旧在家里守侯，守着他的小酒坊，守着时间等我们回家。
我曾经做过两次噩梦。
我梦到父亲离开，难受得哭着从梦中醒来。
那时，我总是暗自庆幸，还好这一切只是梦。
没曾想，噩梦也会变成现实。
2019年3月28日上午10点，我们姐弟四人聚集在武汉同济医院。
医生拿着片子指给我们看：
“胶质瘤四级，癌细胞几乎覆盖半个脑部。
做手术存活期半年，不做手术恐怕只能维持一周时间。”
来之前，我们有心理准备，知道父亲情况不好，但没想到父亲病情这么严重。
选半年还是选一周？
我懵了。
姐弟四人，谁也拿不定主意。
我们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愣在原地，想哭又不敢哭。
看到我们沉默，医生说：
“病人今年63岁，还很年轻，一般都会建议做手术。
给你们半小时考虑时间，如果决定做手术，就安排在明天。”
医生走后，我们躲在医院的楼梯角落，边哭边商量。
但谁都做不出决定。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要告诉母亲，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瞒着她。
母亲听完，沉默一下说：手术要做，人先活下来再说。
于是，父亲昏迷时，我们签下手术同意书。
我们不敢告诉父亲，一直隐瞒实情。
医生也对他说，他脑袋里长了个小疙瘩，做手术切除就好。
父亲信了，头痛彻夜折磨他。
他期盼着早点做完手术，摆脱痛苦。
父亲说等治好病，他再不像以前那样辛苦工作。
他要买台相机，出去旅游时到处拍拍照，其余时间就闲在家里练练毛笔字。
他还说，等他出院回家后，要和母亲一起坐轮船游三峡，然后再坐动车回家。
我跟他开玩笑说：“爸，你出去玩也带上我呗。”
在父亲面前，我们强装欢笑。
只有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才偷偷流泪。
3月29日上午10点，父亲被推进手术室，我们在医院的长廊里等待手术结束。
我对着医院的白色墙壁暗自祈祷，为父亲默念平安。
有人说，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祈祷。
这次，我深有体会。
下午6点，父亲被推出手术室。
我们匆匆看上一眼，父亲又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父亲手术很顺利，我们终于能松口气。
不料，术后第三天，父亲突然陷入昏迷，被紧急送进手术室，要做第二次开颅手术。
父亲命悬一线，医生要求家属必须在监护室外等候。
我们在外面守着，一直等到天亮。
夜虽漫长，但幸运的是父亲又挺过一关。
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三天，父亲被转移到普通病房。
他全身插满管子，鼻子里插着胃管，用来输送营养液。
父亲仍在昏迷中，护士让我们买来束缚带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栏上，防止他扯掉身上的管子。
听说，如果不小心把胃管扯掉，重新再插进去会非常痛苦。
之后一个月，父亲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
偶尔醒过来，不说话，不能动，也不太认识人。
医生安排父亲做化疗。
我们担心父亲吃不消，商量后决定先带父亲回家。
2019年5月2日，我们一家人坐动车回家。
父亲精神格外好，他伸直身体，看着窗外。
四个半小时的车程，父亲一直清醒，这是他手术后清醒时间最长的一天。
出车站时，外面在下小雨。
听说父亲大病出院，伯父和堂哥特意赶来车站接我们。
见到伯父，父亲抬手抹了抹眼睛，伯父眼眶通红。
回家后，父亲很激动，第二天很早他就醒了。
看见我在家，他很高兴，满脸都是笑容，浑身都散发着愉悦。
我问他回家是不是很高兴？他点点头。
回家一周后，父亲能拄着拐杖走路。
每天早上，他在院子里溜达，到他的菜园边看看。
他种的草莓刚成熟，我每天早上陪他摘草莓。
（父亲种的花）
花坛里种着葡萄藤，是父亲春节时买来的。
我们当时还商量怎么搭葡萄架，在葡萄架下面放几把摇摇椅。
夏天可以乘凉，一伸手就能摘到葡萄吃。
三个月过去，父亲的葡萄藤发了枝条。
我扶着父亲在葡萄藤旁边散步，对他说：
“爸爸，等你好起来，要赶紧搭葡萄架。”
休养一个月后，父亲恢复得很好。
他能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还能在院子里溜达，一个人爬楼梯。
我们都很开心，但不敢怠慢，等到复查时间，我们又带父亲去医院。
复查结果出来，医生看着片子，强烈建议父亲做放疗。
我们把片子又拿给市医院的医生看，也得到同样的回复。
他们说病灶范围大，现在是最好的治疗时机。
放疗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但是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癫痫、行动能力丧失等。
我们想延长父亲的生命，父亲恢复的好迹象也让我们抱有希望。
我们商量后决定先治疗，如果后续父亲出现不适，再根据情况停止治疗。
于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签下做放疗的同意书。
我们并不确定这步是否正确，但我们都很希望父亲康复。
听说要继续回去住院，父亲不愿意配合。
我们劝他，告诉他是巩固治疗。
甚至不敢跟他说需要一个半月时间，只模糊地说半个月。
但父亲头脑清醒时，并不好糊弄。
住院后，他跟同病房的患者聊天，很快知道实情。
他很不开心，吵着要出院回家。
我们安抚他，尽力劝他留在医院，他只能接受。
（生病时的父亲）
父亲做完30次放疗，没有出现可怕的并发症。
但他的精神大不如前，食欲骤减，行动也变得迟缓，平衡能力很差。
我们立即带父亲回老家，期待他会比上次恢复得还好。
但这次回家，父亲的脸上看不见笑容。
我们从未跟他交代实情，也没告诉他得了什么病。
也许放疗期间，父亲已经猜到具体原因。
但他没有说破，我们也并不知晓。
为了让父亲继续活下去，我们一直用谎言给他希望，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他完全失去行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说话声音低且含混不清，开始出现吞咽困难。
除了平躺着，他什么也不能做，还经常出虚汗。
每次喝水，他会呛到眼泪流下来。
吃饭时也会把饭咳出来，吃到干呕。
因为进食困难，父亲日渐消瘦，精神愈发糊涂。
我们想把父亲送医院治疗，但医生说这种情况只能住进重症监护室。
我的医生朋友也说：送医院意义不大。
2020年4月12日，父亲呼吸困难，脸色惨白，嘴唇毫无血色。
我赶紧把氧气管伸进他嘴里，并在耳边跟他说:
“爸爸，你要吸气，要长长的吸一口气，再吐出来……”
我一直重复着，父亲仿佛听到我说的话，开始重重地呼吸。
这一夜，我不敢睡。
凌晨1点，我去接水，刚转过身，水杯掉在地上，碎了。
我一边捡玻璃渣一边默念着：“碎碎”平安，希望父亲平安。
凌晨3点半，房间里灯火明亮。
只有氧气机和气垫床的声音，就像医院里的深夜。
整个世界好像只剩下仪器运转的声音，人的呼吸声如此微弱。
我守着父亲，回想他生病的这段时光，心痛无比。
有次，我发现他努力抬起他的右手。
我以为他是哪里痒了想抓一抓，便走过去帮他，却看见眼泪从他眼角滑过。
我连忙替他把眼泪擦掉。
他神色平静，我却心如刀割。
我最害怕父亲的眼泪。
他曾是我坚强的后盾，但是在他脆弱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
2020年4月13日，我和弟弟出去联系医院。
我们想要个独立病房，给父亲输送营养液。
医生说意义不大，我们理解，但不想看父亲如此痛苦。
医生打电话联系救护车。
然而，救护车调度紧张，最快也要等半小时才能安排给我们用。
我们决定另辟蹊径。
我和弟弟开车赶往市人民医院，弟弟有同学是市人民医院的医生。
我们请他到家里看看父亲。
刚到医院门口，母亲就打电话催我们快点回去，电话里也没多说什么。
弟弟同学上车后，我们迅速往家赶，10分钟的路程就能到家。
不巧，路上遇到堵车。
母亲又打电话来催我们，她哭着吼到：“你们快点回来，你爸爸不行了。”
等我们到家，救护车赶来后，所有医生竭力抢救。
然而，检测心电图的仪器屏幕上，只剩下一条直线。
父亲，走了……
我跑过去握着父亲的手，他的身体很温暖。
有人把我拉开，说要给父亲换衣服。
他们把父亲抱到外面，让他的脚踩在地板上。
据说人临死时要踩在地上、沾地气。
我想，父亲没穿袜子，光着脚踩在地板上肯定很冷。
我什么都来不及想，赶紧又去找双干净的袜子，蹲在地上握着父亲的脚，给父亲穿上袜子。
握着父亲的脚，我哭不出来，只能重复念叨一句话：爸爸，你醒过来看看我。
母亲说，最后一刻，父亲睁大眼睛向四处张望。
可我们四个孩子，谁都没在他身边。
三天后，是父亲的葬礼。
出殡那天，我再次见到父亲。
他在冰棺里躺着，脸上有一点冥币碎屑。
我伸手想把碎屑拿掉，却发现他的脸好冷。
我想哭，但他们告诉我，眼泪不能掉进棺材里。
我只能退后一点，再退后一点。
这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走后，我常常站在家门口，想象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就像往常他回家一样。
可我心里清楚，父亲永远不会再出现。
（老家的房屋）
为了照顾父亲，我辞掉工作，离开打拼10年的城市回来陪他。
我希望在父亲最后的时光，陪他一起面对，不给自己留遗憾。
但我依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甚至很后悔。
曾经读过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
书中提到“善终护理”的概念，主张让病人“好好活到终点”。
善终护理要由患者本人做决定，我们不敢把病情告诉父亲，怕他承受不住，身体垮掉。
为了让他活下去，我们不敢冒险，只能用谎言支撑他的生命。
每次父亲情况变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再送他去医院。
我们希望得到医生的帮助，我们希望他不要受痛苦。
可父亲到医院后，真的不再痛苦吗？
他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总是保留着留置针。
三天换个地方扎一针，两只手换来换去，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为了防止他拔掉胃管，要将他的两只手绑在床栏上。
为了吸痰，还要切开气管。
父亲的治疗都是我们做主，我们从未听过他的想法。
我们想要父亲活着，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们每天强迫他吃饭，强迫他站起来，每天拖着他站起来走两步，这真的对他好吗？
我找不到答案。
最让无法释怀的是，我在他身边陪伴一年，但却没能好好告别。
“善意的谎言”像一道心墙，隔绝了我和父亲面对生死的坦诚。
我多想听到他告诉我，他已准备好。
然后我也告诉他，我也准备好。
我们好好告别，一起走向终点。
可惜，再也不可能。
我偶尔还会想，3年前的今天，父亲在干什么？
他应该在酒坊里忙碌。
（父亲的酒库）
昏黄黯淡的灯光下，他一铲一铲，将拌着酒曲的玉米铲进发酵池。
铲子擦过地面，发出暗哑撕裂的声音，犹如烈酒过喉。
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重复繁杂琐碎的工序。
不知他是否有过厌倦？是否有过渴望？是否也有过遗憾和梦想？
父女一场，我很抱歉，他生我养我，我从未走近他，了解他。
而我，却是他永远牵挂的孩子。
父亲生病时，已经认不出人。
有天他问我：“三三打电话回来没有？”
我问他：“我是谁呀？”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笑了：
你是三三。
口述：Ser
编辑：朱小鹿&木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