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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P108—P109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摘自《社会科学》2021年11期，原题《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及中立性地缘议程建构的可能》，张萍 陈茜摘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构筑的体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取向，以海陆两极对峙的全球结构和毗邻者为敌的区域结构为基础，展开自己的分析。但这种分析经常陷入僵化，并产生四个失之偏颇的推论。 推论一：海陆对峙是全球地缘传统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在高度冲突化的古代和近现代国际体系中，联盟与对抗的逻辑是复杂的，海权和陆权并非最重要和唯一的干预变量，有时甚至不起重要作用。推论二：权力政治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全部理由。正如现实主义并不只是权力政治一样，地缘政治冲突也并非都由权力因素产生。合理的安全忧虑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也可以经由地理路线传递，或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而诱发重大的政治变化。推论三：空间的控制和占领是地缘政治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假定存在着一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土地或海洋，发现它和占有它才能实现国家的持久强盛。但空间控制权的争夺是所有冲突中旷日持久和难以和解的，空间的占领控制和有效使用也并非同一概念，国家对空间的利用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推论四：将国际政治简化为大国政治。把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所有根源和影响都归结于大国的逻辑，忽视了普遍存在于更广阔世界中的多元主体、冲突因素、利益需要及潜在的解决方案。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存在明显的解释力瓶颈，对国际体系所发生的很多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各有侧重，其主要观点集中于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论层面的去冲突化。批判地缘政治集中批判了传统地缘政治描述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认为其建构的有关权力与空间关系的知识隐藏着霸权正当化的企图。但是，理想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和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在去冲突化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分歧。法国学派和美国地理理想主义认为，权力政治和霸权主义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应该被铲除，新的联合性地缘政治观通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批判地缘政治学则审慎地认为，地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元性。基于地缘政治实践的情境性和区域性，部分区域存在着地缘政治话语和文本转化的可能，新的权力关系使建立共同体成为可能。 第二，地缘政治主体的去国家化。受益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迅猛发展，批判地缘政治学对其他行为体所发挥作用的认识更为充分。批判地缘政治学观察到，很多跨国和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治理、国际机制及区域化实践当中，改造了特定地缘环境的运行逻辑和区域文化，造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的结果，使边界由地理区隔变成文化与社会因素整合的产物。 第三，地缘政治客体的去地理化。传统理论的批评者对地理决定论作出了抨击。批判者要么相信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力极大降低，要么相信空间可以被新的要素改造或干预。去地理化意味着空间的价值是可变的，能源、文明、宗教、族群、身份、流行文化、叙事方式等多种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影响人类或国家与地理空间的互动，使地缘政治实践具备了情景性和非中立性特征。非地理因素尤其是那些鼓励国家走向合作的因素，赋予了地理因素新的价值，降低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限制了权力竞争的规模和方式。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和批判学说的分歧和辩论，无法以某一方的彻底退出终结。一个兼顾两者特点的中立性分析框架有利于建立对地理空间内政治现象的总体理解，需要在五个方面整合传统地缘政治及其批判者的观点。 第一，分析框架的全球性和普适性。通过地缘政治主体的历史性互构，作为叙事存在的地缘政治知识形成了超越文本的全球性共有知识是极为正常的。很难想象一个全球化的国际体系存在体系结构与体系共识，却不存在全球性地缘政治理解。地理空间存在差异性，但也存在着地理因素的同质性，相同的地理环境会鼓励特定的政治选择。当这种政治选择超越情境差异而成为普遍选择的时候，全球性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就产生了。一个全球性地缘政治议程才是完整的，符合知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 第二，地缘政治哲学的中立化。在地理资源稀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地缘冲突很多时候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非价值层面令人厌恶的政治疾病，更不能因为价值偏好就认为地缘联合一定能够替代冲突。同样，渴望国际合作与地缘联合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但地缘政治联合所带来的地理空间的高度开放，同样会带来威胁和危机。一个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具体的地缘政治叙事是非中立性的，但在对地缘政治叙事的分析和概括中，则应严格遵循中立性原则。“空间”与“政治”的关系不应存在预设立场，而应被视为一个存在若干可能性的客观进程。地缘政治战略是无法保持中立性的，但地缘政治科学需要中立的立场以维持学术的严谨性。 第三，人地互动诱发的政治选择。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地理空间的改造成为第三种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地理空间成为一种兼具客观性和实践性的复合概念。一个中立的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就是对人地互动所造成的政治效应进行准确描述和分析。人地互动的地缘政治框架为国家外交政策创造了一个基础性框架，其他干预变量在该框架之上与地缘因素共同解释国家行为。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不能替代对其他干预变量的研究，地理因素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可能存在多个可以彼此替代的理论范式。 第四，权力的工具化。在当代地缘政治环境下，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权力关系隐含于复杂的话语叙事当中，权力作用于空间的方式更为间接化和隐蔽化。同时，空间带给权力的效应更为复杂，空间不仅能服务于权力，也可能是权力的陷阱和负担。权力的工具化需要地缘政治把研究视角转向非霸权国家利用地理因素自卫的各种举措，并把这些现象视为地缘战略研究的核心议题。各国更注重权力的诱导性而非强制性一面，淡化了权力政治零和博弈的一面，增加了空间共商、共建、共享的可能。 第五，国家主导下的行为体多元化。新兴国家、地区等其他行为体，深刻介入到地理空间塑造的过程当中。在支配性大国改变了空间控制的方式后，其他地缘政治主体尤其是活跃的地区性强国，在权力与空间结合方面已经体现出更多的优势。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多元化使地缘政治战略陷入一种更复杂的关系当中，空间的分割与联合形式也更加多元。同时，区域和次区域的独立性增强，区域性海陆联合的局面成为可能。区域和次区域确实创造了一个更具问题导向而非权力导向的地缘议程。国家会把权力让渡给地区性制度安排，以制度安排为载体的区域和次区域，也必须表现出更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有可能赢得区域成员的支持。这就创造出一个更具联合前景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共同地理空间的前景受到了严峻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实践出现了回潮的趋势，中立性地缘政治观在实践领域也需要回应两个问题： 第一是开放地理空间的管理问题。在一个霸权主义和权力失衡仍然存在的国际体系中，权力控制与有效管理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中立的地缘政治观认为地缘政治理论最低限度需要重新认识“边境”的价值，重拾国家对国土尤其是边界的保护和管制职能。国家需要在恢复自身主权能力、实现开放和共同管辖之间保持平衡。与此同时，因开放而联合在一起的地理空间也必须证明自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共同管理机制，这种地缘联合才是可靠和可控的。 第二是地理空间的共同体化问题。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地理空间的和平利用和改造是维系地缘安全最好的办法。单纯的经济合作只能使空间控制权竞争的烈度降低，只有辅之以共同体建构才能达到理想中地缘政治联合的结果。国家克制权力竞争的冲动，以长远眼光看待地缘经济合作议程，就地理空间的共享达成共识、建立规制，本质上都是一个地区或全球的共同体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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