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辩”的沉浮：10至13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

公元1234年（蒙古窝阔台汗6年）九月，一群来自北方的儒生齐聚东平府（今山东泰安），讨论着元月灭亡的金朝“将来国史何如”。

他们都是金朝治下，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对已经灭亡的金朝怀有故国之情，甚至对更早的辽朝也持有一定好感。

金国彻底“消失”了

议题只有一个：谁才是“正统”？

这些儒生的代表，是来自故辽朝燕地，久处“夷狄”之中的“燕人”修端。

他首先要反对的，就是将宋朝当作近几百年来“正统”的看法。如果宋朝成为了“正统”，辽、金历史就得作为“偏据”“僭伪”成为《宋史》“载记”的一部分。

要知道，唐朝修《晋书》时，就将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写入了“载记”，这是这些北方知识分子所万万绝不能接受的。

《晋书》中，“载记”合计30卷

修端认为，宋朝从来就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

对唐朝统一结束之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他提议，以五代史为《南史》，辽史为《北史》，统一中原的北宋可为之作《宋史》。

这样，“僻居燕云，法度不一”的辽朝，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至少与“元魏北齐”相当了。

至于金朝，修端认为，金朝继承的是辽的“大统”，与宋不存在君臣关系，“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更不存在“篡宋”的争议了。

金朝平辽克宋，占据了中原三分之二的版图，连偏安一隅的南宋也要对金称臣侄，坐受四方朝贡更是百有余年。

此时，天下共主的位置已经过渡到了金朝。他认为，“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

尽管他也认为，“靖康之后宋统已绝”的说法，和把金史作为宋史“载记”一样，都是偏颇之论。但总的来说，他一直都是站在金的立场上，看待“敌国”南宋的，言语之间仍然充满着“金宋世仇”的意识。

他认为金朝的灭亡是“大朝（蒙古）之力”，而南宋的“贡献”不仅微不足道，甚至还扮演着不甚光彩的角色，“自撤藩篱”，“昧唇齿之理”，“取笑万世，何复仇之有”。

北方知识分子如何“看宋朝”？

在这里，就不得不谈谈北方王朝（辽、金）治下汉族士人的政治与文化意识了。

以辽朝为例，辽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汉族世家大族，不仅颇受契丹统治者的器重，在朝中上下也有着很高的社会与政治地位。

燕云十六州地图

因此，相比于所谓的“华夷之辩”，这些知识分子更看重的是“君臣纲常”。

而一直以“中国”自居的宋朝知识分子，对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一直抱持一种“非我族类”的态度。

他们不仅称这些辽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士人为“北人”或“汉儿”，甚至在情感上比之于真正的“夷狄”（契丹人和女真人）更加蔑视。

于是，让今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

金灭辽之后，燕地一度回归宋朝，但当地的汉族世家大族却多不愿意出仕；而当女真人占领这一地区后，他们则纷纷主动出头效力。

金世宗即位后，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和海陵王的汉化政策，兴科举并重用儒生，金国的“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而金朝的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文化IP”。

金世宗

譬如金元时期的文学大儒元好问，其文学风格不仅有很多先唐的痕迹，甚至对苏（苏轼）黄（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风格，进行了言辞记录的批评。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朝的知识分子们不仅不想做宋朝文化的学徒，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拥唐贬宋”的文化意识。

元好问

一言概之，自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的三百余年（10~13世纪）的“多国争霸时期”：

• “中国文化”与“宋朝文化”不是等同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即“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北人”“汉儿”为主的辽、金统治区的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元朝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正统问题”的？

修端的“南北史”主张，在北方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回应。

譬如其所著的《辨辽宋金正统》，被元文学家苏天爵（1294—1352）收入《元文类（又名“国朝文类”）》中。

史书记载，苏天爵自幼“习知辽与金故实”，对宋、辽、金三史孰为正统的问题十分关切。修端的《辨辽宋金正统》之所以能比其收入其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三史皆正统”的倾向。

不过，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支持“三史皆正统”。这里面反对最为激烈的，非“南人”名士杨维桢莫属。

杨维桢

至正二年（1342年），他著《三史正统辨》，对“三史皆正统”理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他反复强调，被奉为官学的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已明确规定，“不以宋朝接五代之统，而是以宋朝续唐朝之统”。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宋与汉、唐地位相当，都是“大一统”王朝。

《通鉴纲目》一书，由朱熹主持撰著

• 他直斥契丹是“中国之人所不道”的“夷狄”，辽之与宋“正如匈奴、突厥之与汉、唐”。根本不能列席于中华国家。
• 对于占据中原百年的金朝，尽管没有并被贬为“夷狄”，但还是将比作“三国时的吴、魏”，是“割据”“强梁”“僭伪”的政权。

至于那些“北人”士大夫，杨维桢讥讽道：

“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

在杨维桢看来，元朝只有接续宋朝之统，才能真正进入汉唐宋相继的中国“大一统”王朝序列。

尽管其观点并未被官方采纳，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譬如担任三史（宋、辽、金）撰修总裁官之一的“南人”欧阳玄连连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

欧阳玄

另一位“南人”名士陶宗仪，也对《三史正统辨》“赞誉有加”：

可谓一洗天下纷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

陶宗仪

元朝即便完成了中国版图的又一次“大一统”，但从修三史引起的所谓“正统之辨”看，分裂时期造成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分裂和矛盾，一直都没有能有效弥合。

因为“正统之辩”一直没有定论，导致“三史修编”一度陷入停滞。最终，修编三史的总负责人，汉文化修养颇高的右丞相脱脱最终拍板：“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

脱脱草书《题璇玑图》，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三史独立成书“各与正统”，在今天看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元朝以辽、金、宋三朝继承者自居，以“大一统”王朝的立场，用平等的视角看待这三个不同民族政权的历史，这不仅匹配其“大疆域多民族帝国”的属性，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多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明清两朝的“正统观”

明朝建立之初，纂修《元史》的“创造团队”，主要以元朝入仕的学者名士为主。他们基本都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强调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是“奉天承运”。

因此，当时主流的知识分子并不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来看待元朝的历史地位。如与宋濂同为修《元史》总裁官的江南大儒王祎（1322—1373），在其所著《正统论》中就指出：

只有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才算正统，蜀汉与曹魏，东晋与北魏，都不足以当正统之名。同样，“辽与（北）宋”同“金与（南）宋”的对峙，客观上造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是非难明，而正统于是又绝矣”。

在他看来，辽金宋三朝都谈不上正统，直到元灭宋，再次完成天下一统，才“复绍正统”。

元史

修《元史》诸臣中，只有胡翰持“华夷之辨”来讨论正统。

在其所著《衡运》《正纪》中，历数周、秦、汉、晋、隋、唐、宋，上不及北魏，下不列元朝，将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尽悉排摒于中国正统王朝之外。

充分继承胡翰“华夷之辩”论，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是著名的江南大儒方孝孺。

方孝孺

他在《释统》三篇和《后正统论》中，仅汉、唐、宋视为“正统”，而完成大一统的元朝，都被当做“乱华夷狄”之主，被摒弃出了“正统序列”，不允许其“进于中国”。

不过，方孝孺自己也意识到，其标榜“恢复中华”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

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

但史实告诉我们，重申“华夷之辨”的思想自此兴盛起来。

嘉靖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连年南下掳掠，长城沿线的百姓深受其害，举国上下对蒙古势力“深恶痛绝”。

嘉靖皇帝因为“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嘉靖）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忽必烈之所以“被除名”，全“赖”屡次犯边的俺答汗

伴随着明廷与北方蒙古关系的日益恶化，将“辽金元”摒弃出“正统”王朝的历史观，很快成为了主流思想。

除了元世祖忽必烈从历代帝王庙中“被除名”，以“两宋为正统”的史书纷纷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王洙《宋史质》、柯维淇《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等。

清朝建立后，鉴于其“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性，不仅为北魏至辽、金、元的北方王朝“全员平反”，并将之全部纳入中国正统。

1645年（清顺治二年）三月，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及其功臣黏没忽、斡里不、木华黎、伯颜等，俱请入帝王庙内享祀。

与此同时，辽、金、元三史不仅被列入“二十四史”，乾隆皇帝还称赞三史“各与正统”是“最有理者”，“诚定论也”。

乾隆

至于王洙所著《宋史质》，乾隆评价其“乃病狂丧心”，柯维琪《宋史新编》“大纲之谬如是”。

总结

总的来说，相对于“华夷之辨”的正统论，“各与正统”的观点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

“正统”是天下公器，不能为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所私有。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

这样的思想观念，蕴含的对多元民族、文化，多种异质性兼容并包的“中国”意识，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