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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是对儒家十三部文献的经文、古注、疏文的统称。
“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对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和特称。“十三经”则包括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典籍。“注疏”是注和疏的并称。注，是对经文字句的注解，又有传、笺、解、章句等不同叫法；疏，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又有义疏、正义、疏义等不同叫法。
“十三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漫长演化。
“六经”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像《庄子》就已经把《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专门传授《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的学问。儒学开始独占官学，“五经”开始流传起来。“六经”之所以变为“五经”，是因为《乐》经这时候已经失传；也有人说，《乐》经就从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两汉人对儒家文献的研习，各有各的家法，流派纷呈。一经之下可能有好几个传授系统，两汉皇帝们往往根据各经不同的师法设立不同的博士。 
在当时的观念里，儒家文献有“经”、“传”、“记”的严格区分，是不能混淆的。比如，合称为“三礼”的《仪礼》《礼记》《周礼》三部经典中，只有《仪礼》才是“经”，直接叫做《礼》（《仪礼》这个名字大概在魏晋时期才确定）；《礼记》是“记”，主要是解说《仪礼》，并作为《仪礼》的附庸而存在；《周礼》在西汉初年被发现于民间，进献给朝廷后就被束之高阁，直到西汉末年才因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重见天日”，新莽、东汉时期日益受到重视。后两者都不是“经”。又如，作为“《春秋》三传”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只是“传”，而不是“经”。因此，西汉时代的“五经”与后来的理解不同，《礼》特指《仪礼》，不包括《周礼》和《礼记》；《春秋》特指《春秋》经，而不是“《春秋》三传”。根据文献记载，东汉时出现过“七经”的说法。但“七经”到底是哪七部经典，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公认的答案。 不过，最晚到唐代初期，“经”、“传”、“记”的概念就已经混同而被等量齐观，“传”、“记”跃升到了“经”的地位，直观地体现在唐代贞观年间颜师古考订的《五经定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和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上，因为，尽管唐代官方仍维持着对“五经”名头的认定，但“五经”的文本已与汉代的“五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汉代的《礼》特指《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春秋左传》。唐代“五经”之后出现“九经”，和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九经”指的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礼”、“《春秋》三传”已经全部跻身到“经”的行列中。其中，《仪礼》是在一度被从“五经”中撤出后的再次回归。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成石经》镌刻完成。《开成石经》除了包括上面提到的“九经”，还包括《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后人称之为“十二经”。不过，这时候的《孝经》《论语》《尔雅》还没有被正式认定为经书，像《唐会要》这样的文献，在描述《开成石经》的时候，还非常明确地把“九经”和《孝经》《论语》《尔雅》区分开来。“十二经”只是后人的一种大而化之的追述性说法。从中唐开始，韩愈等思想家为了排斥佛道，振兴儒学，极力推崇发扬孟子的思想。北宋时期，孟子的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他主导的变法中，把《孟子》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把孟子配享孔庙，史无前例地推高了孟子的历史地位。《孟子》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宋徽宗宣和年间，成都当地的学府文翁石室，从五代孟蜀时期就开始刊刻的蜀石经在经历一百多年的持续刊刻后最终竣工，《孟子》收入其中，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完整的“十三经”。自从汉武帝确立儒家的官学地位，儒家文献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各经都有人不断地加以研究和注释，代不乏人。唐代之前，十三经都有了注本。这些注本主要完成于两汉魏晋时期，因为历史较早，一般被称为“古注”。从唐代开始，唐人又在这些“古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注释，以方便当时的人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这就是所谓的“疏”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十三经的“疏”，九种由唐人完成，四种由宋人完成。总之，十三经的注、疏到北宋时全部定型。本文一开头就说了，“注”和“疏”都有好几种不同的叫法。下面这张表，将经、注、疏的三者关系、不同叫法，以及写作时代都做了清晰的展示。最初，唐宋人做的疏与经文、古注是分开的，只注明疏文对应的经文、古注的起讫文字，文句支离破碎，阅读起来非常不方便。到了南宋时，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起，经文、注文、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本子开始出现，甚至出现了经文、注文、疏文与陆德明《经典释文》合刻的本子。陆德明是隋末唐初著名的音韵学和训诂学家，他撰写的《经典释文》，对除了《孟子》之外的其他十二经的经文、注文的字词都做了注音和解释。学者认为，宋代是否出刻过成套的《十三经注疏》，不好确定。但传世版本证明，元代肯定刻过。明清时，成套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有好几个重要系统，比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李元阳本、明崇祯年间的毛晋本、清代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等，都非常有名。清代嘉庆年间，著名经学家、政治家阮元，召集段玉裁、顾广圻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对《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的基础上，于南昌重新刊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这套刻本校勘精良，胜过前人，被誉为《十三经注疏》校刻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百多年来，风行学术界，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十三经注疏》的文本虽然在宋代定型，但后世对十三经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清代学者，在汉魏唐宋注疏的基础上，钩沉稽古，发微抉隐，取得了突出成就。中华书局多年前就专门针对清人有关十三经的研究成果策划了一套“十三经清人注疏”，整理出版了多个品种。这项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十三经是塑造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汉代以后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是其他任何文献都无法比拟的。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不能不读《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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