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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影响力投资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实现财务回报，又创造社会影响力的承诺。然而，这样的“好事”难做，原因就在于金融逻辑和慈善逻辑间存在着张力：本文作者认为，虽然基金会本身不能成为主要的影响力投资者，但它可以在面对这些张力上扮演以下六个角色：示范投资者、催化投资者、中介投资者、数据提供者和标准制定者、网络建设者，以及思想领袖。 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影响力投资必须在利用金融工具的同时不断反思金融，甚至重塑金融，这是未来将要应对的挑战。 作者：大卫·伍德（David Wood） 译校：马梦醒、丁思铭 影响力投资是一门“艺术”。2007年和200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在意大利北部的休假疗养中最先提出了“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参与者们都是慈善组织、资产管理、社会企业以及咨询业的从业者，他们访问了位于科莫湖附近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焦中心（Bellagio Center），并讨论了如何去描绘他们几十年来引入私营部门资金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工作。他们的目标是将从社区发展到清洁能源，再到小额信贷在内的所有的不同的投资实践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使私人资本市场为慈善事业解决各种问题所用的更大的领域。 在许多方面，驱动这些人对话的雄心壮志和焦虑构筑了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我认为这个世界可以称之为“基金会之境”（Foundationland），它集合了很多独特的实践、人、观点、事件和组织。在这个领域，慈善实践者们和他们所资助的人聚集在像上述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聚会上，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辩论，完善变革理论。他们建立新的机制以测量和管理社会影响力，识别对达到目标至关重要的杠杆并利用赠款撬动这些杠杆。 但是那些“基金会之境”中的人们知道，他们是在远离世界的情况下做事情的。在其对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中，金融是实体经济中独立于慈善事业的强大力量，可以带来更好的社会成果。影响力投资也反映了基金会认为自己不如金融业强大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希望说服机构投资者和富有家庭利用其庞大的金融资源为世界做更多贡献的策略。 2009年，“影响力投资”首次公开亮相在由摩立特研究所（Monitor Institute）发布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投资：一项催化新兴产业的设计》（Investing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 Design for Catalyzing an Emerging Industry）报告中。这份报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安妮· 凯西基金会（Annie E. Casey Foundation）、凯洛格基金会（W.K. Kellogg Foundation）和摩根大通基金会（JPMorgan Chase Foundation）等资助。
在建设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过程中，如何结合金融机构和基金会的不同文化一直是一个关键的挑战。金融和有组织的慈善通常被视为是对立的：一个生财，一个散财；一个非常残酷，一个具有公共性；一个强硬而高效，一个柔和而无棱角（这些荒谬讽刺的性别化的标签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 即便如此，弥合这种分歧能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对于慈善领域来说，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金融市场代表着如此多的钱，真真切切的钱！那种从十几亿到几万亿的钱，那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缺口所阐述的钱。影响力投资的支持者们有时会在金融领域看到它们认为慈善领域所缺乏的那种严谨和效率。另一方面，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可能认为金融行业将其成本外部化让全社会承担，以牺牲人类和地球为代价寻求利润。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力投资是一种批判金融的工具，为金融活动注入道德使命。 这个模式的目标是说服其他投资者，这些选择非常谨慎，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折衷。基金会参与这些投资也是为其社会价值“背书”（signal social value），产生光环效应，进而吸引那些相信基金会更适合评估社会影响力的其他类型的投资者。通过其一贯成功的表现记录，先锋投资者向同行和其他影响力投资者敞开大门，并创造资产管理者开发新影响力投资产品的需求。 涉及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基金会提供项目相关的投资，将部分回报贴给租金补贴。这种财务上的妥协通过填补商业投资者的期望回报与项目的资金需求之间差距来吸引商业投资。 这种支持的形式可以是捐赠或者直接付款给资产管理者用于产品开发，从而形成专注于社区发展、境外中小型企业、清洁能源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影响力投资基金。一旦投资产品的中间开发者获得了“牵引力”（traction），它们可能会脱离捐赠的循环，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自负盈亏的、商业上可行的影响力投资资本渠道。但是，在实践中，许多项目，尤其是那些针对边缘化社区的工作，都需要持续的捐赠支持来继续它们的工作。 投资顾问向投资委员会推荐投资产品，被视为是连接投资者和产品的守门人。在这些已有以及新的投资顾问的能力建设中，基金会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顾问常用的包括回报、业绩和行业背景等在内的一些金融惯例（因素）与许多影响力投资产品的相对新颖性和特异性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积累这些中间人使得影响力投资成为可能。 最近，由捐赠资助的影响力管理项目（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IMP）试图建立起一个影响力测量和管理标准方面的广泛共识。很多传统的和以使命为导向的投资者参与了这项工作。基金会也向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le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试图通过建立对重要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数据（ESG）的披露标准来改善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投资决定的。 为了能够让投资专业人员易于操作，社会效益指标和披露标准通常被设计成财务数据那样的形式，并与财务数据一起使用。组织们甚至通过命名以期拉近利润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距离。例如，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在命名上有意地让人联想起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SASB），而这是为了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坚持认为传统金融需要考虑ESG数据，二是传达ESG信息对传统投资者来说与财务指标一样真实可信的理念。 然而，把ESG数据完美地披露好，整理好并不代表它们一定会被有效地使用。正如桥梁基金管理（Bridges Fund Management）合伙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影响力管理项目积极参与者布莱恩· 特雷斯塔德（Brian Trelstad）写给我的那样：“迄今为止，这些标准下产生的实际影响力数据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被资本市场大大地忽视了。” 05 网络建设者 基金会为在行业中传播影响力投资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责任投资原则组织践行者网络（PRI Makers Network）成立于2005年，其目的是为了加速基金会对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的使用。几年后，该网络与旨在促进将捐赠应用于影响力的名为 “为了使命”（ More for Mission）的另一个网络合并成为使命投资者交易所（Mission Investors Exchange）。基金会支持该主题的投资者网络的建设。为了召集那些自我认知为影响力投资者的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中发展出了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其他类似的组织还有合流慈善（Confluence Philanthropy）、Toniic、ImPact和Pymwymic。在基金会捐赠和会员费的帮助下，中介机构的专业协会也得到了发展，例如针对社区投资的机会金融网络（Opportunity Finance Network）和针对新型市场中的小型、成长型企业的阿斯彭企业家发展网络（Aspen Network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除了会费外，这些中介机构的专业协会还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促进其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发展。 通过将像种族正义、气候韧性等这样的项目关注点融入与投资顾问、资产管理者的交流合作中，基金会可以塑造投资环境，建立投资流程。同样地，慈善与金融之间的张力使得这些互动变得复杂。基金会可能会质疑商业案例，并试图证明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会给长期回报带来负面影响，或者试图让财务需求从属于项目目标，而不是将影响力投资扭曲成为对利润的追求。 基金会支持的研究偶尔也会对金融本身进行批判。例如，影响力投资领域应该如何系统地改善以更好地服务社会？金融化的危险之处是什么？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影响力投资会议上的主要议题，其答案依然渗透到了影响力投资的对话中。 接下来呢？ 迄今为止，参与影响力投资的基金会大多在玩一种“内部游戏”，尝试去说服私营金融从业者去相信影响力投资可以融入他们的工作，或者至少让他们相信金融工具可以被重新利用来实现社会目标。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将社会影响力纳入金融框架：社会数据将与金融承销并列；气候变化会因如下理由影响你的投资组合的长期回报。我们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这儿有些东西可以为你们所用。但同时，慈善领域也创造了一个批判金融的起点：这是为什么需要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这里有关注社会效用而非利润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的系统需要改变。 在“影响力投资”这个词诞生了十多年后，这种内部游戏的挑战开始显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方式强化了金融逻辑，导致或者加剧了那些基金会本希望通过影响力投资解决的问题。 正如该领域的实践者、提倡者、教授、研究者哈里·胡梅尔斯（Harry Hummels）给我写道的那样：“有时候，我相信基金会之境能够（甚至说应该）帮助我们去重新思考、重新引导现有的经济范式……与现有的基金会提供的和影响力投资者获得的支持相比，我们需要更彻底的改变。”无论是在各种大会的走廊里，还是在公共话语中变得越来越普遍的系统变革话语中，我越来越多地听到这种态度和情绪。 如果批判金融成为影响力投资的核心，而不是拥抱或吸引金融，基金会将会如何回应？上面讨论的六种角色毫无疑问地将会保留，如果没有金融逻辑的参与，影响力投资就不可能作为一个领域而存在。但基金会也有可能扮演其他角色，比如动员和组织、政策倡导、建立彻底的替代性投资渠道，这些看起来更像是外部批判者会承担的角色。 我们无法回避影响力投资同时批判和拥抱金融的张力，但这种矛盾的集合体能够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方法来推动私营金融用于公共使命。迄今为止，对财务回报的关注一直主导着影响力投资对话。是时候改变了。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系统，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结构性种族歧视和持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等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需要确保财务回报服从于，服务于社会福祉。为了促成这一变革，基金会该做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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