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农民的现代化之路：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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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世纪初俄国民粹派学者A.B.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已经开启了现代农民学的研究，但作为一项专业术语的“农民学”却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国际领域中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甚至可以比肩物理学领域的牛顿定律。然而，这一时期多如牛毛的农民学研究大多不乏存在着两种弊端：一是为时政服务的幕僚之学。即在政府政策指引下产出的并未有实质性学术进展的“反暴乱”政策性研究；二、部分学者延续文化决定论的旧路子，过分强调文化性格、传统性格和文化移植的作用。
作为突破传统窠臼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米格代尔，关于农民学的研究进路，为其以后研究从社会结构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打下坚实的基奠。《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一书由其博士毕业论文修改并与1972年出版，中文版则在二十多年后于1996年被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作为行为主义研究的后起之秀，米格代尔用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来论述农民政治。并着眼于所有农村都面临的共有的生活模式。他强调制度而不是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来分析农民政治，并从结构—行为选择的角度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村”(free-holding)两种类型。分析各自存在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即保守力量与现代化力量的冲突模式。而这些都植根于“结构”的内在利益之中，具有内在的行为逻辑。
农民在何种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针对这一问题给予的分析模式是：接触现代（米格代尔称之为“文化接触”）——引导人们抛弃旧有生活模式而接受现代方式，新旧生活方式相遇会导致新生活方式的胜利。
文化接触理论认为，互相接触是变革的原因，这主要基于三个部分主要内容：1.现代社会的好处远远超过传统社会；2。个人摆脱了限制他们自主决策的制度束缚；3.出于基于性格考察：选择新生活方式的人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而拒绝现代生活的人而持有“错误”的非理性的价值观。上述三部分内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文献。早在1934年，罗伯特·列费尔德就指出，墨西哥尤卡坦州农村间出现的差别是由对“现代文明”的接触程度不同造成的。乔治·M·福斯特同样抱持相似观点，认为与城市的接触程度是促使农民生活发生变革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对文化接触模式做了最完整最精密的解释。通过对变革原因的集中研究，试图突破仅凭文化接触就能导致变革的简单结论，而给理论增添了现代传播媒介革新引起的人们交往范围扩大的因素。文化接触理论也在此后不断的完善，成为当时最有解释力的理论。
然而，有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的文化接触，但却没有放弃旧生活模式，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分别是对秘鲁瓦勒坎农村和黎巴嫩农村短期务工现象的研究。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点在于，农闲时期都去与家乡截然不同的文化领域打工，但原有农村的观念、制度以及行为方式都保持着稳定性。而秘鲁瓦勒坎地区附近的雷库雅胡安卡村庄同样去沿海地区务工，却接受了外部世界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一案例对比显然是文化接触理论所坚持的不同价值观或信仰体系所不能解释的。米格代尔认为，其中的症结在于：文化接触理论只解释了发生了抛弃传统模式的过程（社会动员），而没有发生接受现代生活模式的过程（现代化）的情况。归根结底，文化接触理论并没有弄清楚社会科学中社会动员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区别。即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所代表的旧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上的忠诚感的崩溃；现代化（modernization）则指实际接受新的忠诚感和现代生活方式，其结构是采用新的技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米格代尔认为，文化接触理论的不足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科学中非历史的静态研究方式所造成的。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着眼于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社会结构群和个人价值观与信仰。结果造成这一系列研究并没有展示出农村历史关节点上各种力量间的动态紧张关系，正如历史上就存在着吸引农民越出他们所属的狭小社区走向广阔世界的力量一样，也有着阻碍这一运动的反向力量。米格代尔突出强调农村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互动关系，认为农村的行为与农村的制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来自外在世界的压力作出反应。只注重变革过程中的个人，而不注重传统制度及其与人的关系，就形成了变革研究以点带面的倾向。事实上，只有根据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不同农户的经济地位对农村人口作清楚的划分后，才能理解变革的动力。
（一）内向型力量
自我保护的“保守”心态是农民的内核。米格代尔认为，传统农业社会存在两个世界：一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二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对于农民来说，外部的开放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更严重的剥削而非互惠。在那里存在着贪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寻求互动，各种不安定危机便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
农村内部世界依据地主对于农民的控制程度划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和控制松散的农村。在地主控制较为严重的农村中，地主能维持农民内向型的程度取决于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1.地主所提供的公共资源。地主控制的资源越稀缺，农民寻求获取资源替代手段就越困难。2.地主所提供的公共服务重要程度。越是关系到生存基础（精神的或物质的）。农民越难以寻求替代物。3.地主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程度[ ]。农民可选择的范围越小，地主的牢固控制就越可能持续。这三方面取决了地主对农民对外联系的重要程度，同时也决定了农民冲破旧的关系与外界那些能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社会群体建立新的联系的可能性。而控制松散的农村：固然没有直接压迫的阶级存在，但依旧存在其他阶级的压力。来自国家和农民中间力量的收税人，以及市场不安全感所造成的与放债人、大商人之间的被动式联系，都使得农民尽可能采取“极大极小”[ ]的保护策略而避免与外界产生更多互动。
（二）外向型力量的挑战
传统农村的收支账目基本保持稳定，农民几乎不需要外部力量的供给能保持内部的供需平衡。18世纪、19世纪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的产生，是摧毁古老高度复杂农村的关键因素。帝国主义带来了社会中心的重新整合：一方面，民统治使得国家的行政技术更有效率，官僚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密，对农村的渗透比以往宽得多，政府和农民打交道的基本单位已经从乡村或地主转变为了个人和家庭。另一方面，通讯和交通设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社会的统治能力和榨取剩余产品的能力加强。当农民卷入欧美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中，更为复杂而规范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提供了工业化的投资资本、关键的原材料和工业中心所需要的消费品。但实质上，农民面对这种压力形成的自我剥削不足以应对饥荒、瘟疫、战争的危机来保持家庭收支平衡。
导致农民产生压力的因素还在于：帝国主义将工业化和公众健康这两大系统的西方技术引入到了第三世界[ ]，内向型农村中产生了难以置信的人口增长，这是导致农村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因素；地主开始参与外界的新等级体系，作为农民庇护人的身份开始退缩，索取却有增无减，封闭的互惠关系动摇；政府改变了收税支付方式，由缘由的实物抵税转变为只能现金缴税，农民被迫进入市场；市场对收入的冲击，尤其是对以手工业品和某些服务为谋生途径的农民，引起了进一步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应对
面对持续的经济危机，农民首先尝试的是阻力较小的方法，即不触动村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前提下，重建家庭收支的平衡。通常采用的方式有三种：一、开拓荒地。即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劳动力农户减轻经济压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增加了人均净产量，而且不逾越村里与外界的交界。例如泰国的库甸不到一年的时间，农民住房减少一半，使得耕地面积增加[ ]。二、长期移居在外。一部分农民迁徙到城市可以缓解土地不足的压力。移居在外农民给家里寄的钱也可以缓解其他阶级的索取。移居在外的短则几周时间，长则数十年，这里的长期是指农业的一个生产周期。移居进一点的可能是离家近一点的城镇，远的可能是另一个大陆。三、短期移居在外。短期移居在外的都是季节性的，主要还是村里劳动。历史上除了垦荒和移民的方法外，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内斗。一部分人胜利了，将另一部分赶出村里，从而占有着他们的资源。例如独立时期的印度人在宗教冲突中杀害穆斯林，并把其他人赶出村里。而到了20c中叶，开垦土地和长短期移民已经不足以解决农民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因此产生了对外扩大参与；城市经济增长和外界的安全性扩大给农民提供了两个便利：1.有些工业和服务业向农民开放；2.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导致城市农村品需求量增大。
农村社区是理解农村中何人何事因何种方式进行变革的关键中间因素。每个村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农民面对经济危机时，每个社会和政治组织既为农民提供了摆脱危机的方法，也设置了各种障碍。农村社会和政治组织与外界互动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从完全悲剧式到伤害不大等多种案例。传统情况下，只要外部压力存在，内部的紧张状态就被抑制。而在历史上也存在着随着外部市场的稳定和剥削的减少，部分不满的农民与外界建立联盟。然而在现代过程中，由于对外参与的不断增加，农村的权力结构和较富裕农民参与社区外新的等级体系的安全感提升这两个因素一直在削弱限制农村社会组织维持紧张状态的能力。因此，在应对外向型力量的过程中，政治与社会组织是抵抗危机的途径，同时也在阻碍着农民外在危机的应对。
从学术史角度看,早期西方农民学学者受古典社会学传统二元分析视角影响,比较倾向于分析传统农民社会(Community)如何进入到现代社会(Society)，或“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在关注此问题时，先后形成两种研究路径：一是1970年代之前,学者们普遍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国家问题和政治问题,形成“社会中心观”；二是1970年代以后，开始有学者注意到国家作为独立的行动主体，在社会运行、政治过程和社会结构塑造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形成“国家中心观”。部分秉持“国家中心观”的学者将具体研究同“冲突论”相结合，通过赋予经典社会学中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主题以新的学术内涵，重新确立并完善了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
在米格代尔看来，此研究范式认为现代生活方式具有先天优势，农民的旧生活方式在遭遇现代生活方式时，必然处于下风。因此，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者站在静态立场上，倾向于将农村社会看成是“快照”式的结构存在,“他们的研究没有展示出农村历史关节点上各种力量间的动态紧张关系”[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要想了解农村中内向型力量发生作用的情况，就必须认识到农村中居于农民之上的阶级利用外部力量进行压迫与农民基本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另一本书中，米格代尔进一步提出将“社会中的国家”作为新研究路径，用以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谓社会中的国家,简单地说,就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动态过程,而不仅是静态的结构性存在,国家在与社会上各种力量进行互动时,总是在不断调整策略以寻求最大平衡点。
中国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似米格代尔《农民、国家与社会》中“地主控制下的地区”那般对抗，更多的体现于乡村士绅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两组互动特色，其中施舍给与农民之间相较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属性较弱。士绅的存在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农村治理中扮演着秩序维持者、外界交流者与村民组织者等多种角色。以清代士绅为例，作为连接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中介，绅士集团在有清一代的国家统治特别是农村治理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社会中皇权和绅权的此消彼长,绅士在清帝国农村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由抵制者到合作者,再到背叛者的转变。最终，士绅在清政府与革命者之间选择了革命者，适应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于中国农民学研究，更多学者的成果表现在“国家-社会”框架下进行了相应研究。就研究成果而言，基本形成了三条研究思路：一是认为国家与社会间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关系，代表性著作有傅高义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在广州地区建立国家政权的过程, 在他看来, “共产党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从而统一了国家, 控制了社会, 开始了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物质生产”，以及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运用满铁调查资料, 分析了1900—1942年华北乡村社会中国家政权内卷化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 “20世纪时, 国家政权在竭尽全力放弃甚至摧毁文化网络之时, 其建立新的沟通乡村社会的渠道又进展甚微, 这只能削弱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 ；二是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渗透过程中，民众并非总是被动接受，而会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即所谓的抗争政治，代表性研究如斯科特在分析前资本主义时期东南亚地区农民的反抗行为时, 斯科特指出农民大规模反抗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强大的更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机器, 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三是强调将国家与民众分别看成独立的行动者和利益主体，二者是双向型构关系。以萧凤霞、弗里曼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渗透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能动回应的双向互动关系, 并认为这种渗透和回应是种博弈过程, 并由此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
无论哪种思路，都有个基本预设前提，即国家与社会是既成社会事实的结构性存在。在这些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处于“跷跷板”两端，是非此即彼、此起彼伏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在面对部分社会问题时具有较强的阐释力，但具体研究中也存在风险，即容易陷入“冲突”或“对抗”视角，从而忽视国家与社会间的“妥协”与“合作”。而日常生活经验表明，“妥协”与“合作”是国家与社会间更为常态的政治型构关系。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建设问题时，有必要重新重视起农民学中关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对既有研究进行反思，以为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和更好地解读农民学中诸多现实问题提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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