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发现，历史上每次税制改革之后实行合并税种，农民税负暂时下降，但很快就会再次杂派丛生，如此循环往复，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他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世学者将之称为“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 第一，古代当权对地方控制不便，地方官员有极高的财政自由，可以合法地巧立名目来收取各类杂税；即便当权通过铁腕手段推动杂税合并，也因为施政依赖人治难以长期延续，一旦政策有所松动，地方税收很容易重回老路。 第二，并税的本质是当权的财政集权，当权希望限制地方财权，同时扩大税收。并税使得地方操纵税收的空间缩小，势必会伤及地方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员和乡绅地主便会寻求陋规来攫取更多利益；同时，因为改善民生只是并税扩张财政的附属品，很多时候当权为了扩大税收，自身就会设立苛捐杂税。 实际上，中国古代王朝的税制变化往往会经过这样的循环：在王国初创时，统治者为了抚平战乱造成的创伤，往往轻徭薄赋、节约民力，减轻百姓的负担，此时是王朝的薄税期；而随着生产逐渐恢复，社会财富增多，统治者出现奢靡之风，国家财政压力加大，开始增加各类税收名目，称为杂费，此时国家进入重税期；因为税负的加重，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加剧，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不得不进行税制改革，重新整合税费并降低税率，以减轻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再次进入薄税期；但因为这种税制改革使得地方官员可以获得的“灰色收入”变少，地方官必定会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而继续增加税种，百姓的经济负担仍然十分沉重，王朝也在民变中走向消亡。  万历中后期，努尔哈赤所统建州女真崛起，为了应对辽东变乱，朝廷开征“辽饷”。结果成为地方官横征暴敛的借口，百姓深受其害。户部尚书毕自严称：“ 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 明代万历年间实行的“一条鞭法”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时地方的农业课税超过百种，而且多采用实物税收，农民负担极大且不方便朝廷征税。于是朝廷要求地方将农民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征合为一条，并将实物折算为白银，禁止地方官员另行征派。这一举措在初期有效减少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但后期地方官员却巧立名目，开始征收“火耗”：因为民间白银质量不一，官家熔铸时会产生损耗，这部分损耗需要由百姓分摊，称为火耗，明清时期的火耗最高时达到了应缴税额的百分之三十。明朝末年，女真崛起和地方民变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政府开始额外征收应对女真边乱的“辽饷”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剿饷”，税额甚至一度是正税的三倍（古制田税为三厘，而辽饷最高为九厘，也被称为九厘银）。结果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造反的农民越剿越多。 清代基本承继了明代的制度，地方官员俸禄低微，贪腐行为屡禁不止，增加税费是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主要手段。雍正将包括火耗在内的地方耗羡与诸项杂派合并，并将这些杂费并入给官员特别派发的“养廉银”，希望通过经济利益的补偿来遏制官员贪腐。在雍正在位时期和乾隆统治前期，因为朝廷打击贪腐的手段相当强硬，地方杂派现象有所好转；但乾隆晚年为了博取“仁君”之名，对贪腐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各种杂费再次出现。以乾隆晚年的江淮盐税为例，两淮盐税可达400余万两，几乎占国家财政税收的一半，而仅在盐钱转运的漕运一事上，地方的杂征收入就超过40万两。据统计，清代江南地区农户年收入约32两，而支出却高达35两，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于是，随着经济负担愈加沉重，地方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清朝也迅速由鼎盛走向衰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