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试论杜甫名篇“三吏”“三别”及其相关评说

杏坛归客 2022-04-30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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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杜甫名篇“三吏”“三别”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蛮横无理的兵役给广大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对群众抗击叛军积极性的挫伤。有的论者或肯定它们赞扬了人民群众支持政府平叛的奉献精神，或责备它们掩盖了人民群众和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属误读。“三吏”“三别”不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实录，而是诗人在切身感受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是“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的结晶，因而不仅真切感人，而且富有诗的魅力。有的论者认为它们是缺乏形象思维的纪实性散文化作品，也属误读。

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合称“三吏”“三别”。[1]它们被普遍认为是杜甫的代表作，是照耀诗歌史的名篇。但其在备受赞誉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指责和争论。仅就现当代论者来说，据我所知，关于“三吏”“三别”的思想内容，郭沫若和萧涤非之间曾有激烈争论，章培恒、骆玉明的看法和康震的看法也迥然不同。关于“三吏”“三别”的艺术价值，诗人艾青、学者杨守森和孙书文都持负面评价。对于这些看法，我在下文将加以讨论。

为了便于讨论，首先来看“三吏”“三别”的创作背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这年冬末，他由华州回到洛阳。那时安史之乱（755年开始）已经三年多，安禄山早已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757年），叛军处于劣势。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九节度使以60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大局乐观，平叛指日可待。这时，杜甫在诗歌《洗兵马》的开头引吭高歌：“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夕报清昼同。”结尾更提出了美好愿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2]不料，由于唐肃宗的昏庸，处置失当，他以为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国家的元勋，难相统属，60万大军竟不置元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结果，围攻邺城的60万大军陷入无统帅的无政府状态，以致攻城长久不下，军队上下解体。这时，一度投降又复叛变的史思明从魏州（故城在河北大名县东）率兵来救邺城。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唐朝的60万大军溃败，不仅洛阳岌岌可危，长安也为之震动。朝廷为了补充兵力，便将残酷的兵役首先落到洛阳以西、潼关以东即新安、石壕一带老百姓的头上。就在邺城大败的消息传到洛阳时，杜甫匆匆地由洛阳取道潼关赶回华州赴任。他根据一路的见闻，写了被视为组诗的“三吏”“三别”。我们首先来品读“三吏”“三别”的思想内容。

一

阅读“三吏”“三别”，谁能不为诗中表现的战地附近人民大众遭受的兵役灾难深深震撼呢？细加分辨，“三吏”和“三别”的内容又各有侧重：“三吏”从施害者官吏的角度，着重表现人民大众遭受的兵役灾难是由怎样的官吏造成的；“三别”则从受害者的角度着重表现人民大众遭受了怎样深重的兵役灾难以及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种灾难。

“三吏”以简练的笔墨塑造了三个官吏的诗歌形象。新安吏是在“点兵”的场合出现的。和人们的期待相反，接受“点兵”开赴前线的不是威武雄壮的壮丁，而是短小瘦弱、还没有发育成熟的“中男”。征招中男入伍是不符合朝廷颁布的兵役制度的。诗人询问：“为什么抓来这些中男？难道新安县小，没有壮丁了吗？”新安吏却理直气壮地回答：“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在他看来，“府帖”就是不容置疑的天条，根本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可见，这是一个忠于上级和朝廷的爪牙。这就把新安吏和朝廷的一体性揭露无遗了。诗人进一步追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这质问抓住了要害。扩充兵员是为了增强兵力守卫王城（洛阳），抓来的这些中男那么瘦弱短小，没有战斗力，怎么能够守住王城呢？杜甫是真正关心战局进展、希望守住王城的，也是反对征招中男的。新安吏竟拒绝回答。可见，所点的新兵的战斗力如何，能不能胜任战斗任务，他是不予考虑的。这是何等愚昧颟顸的态度！作为一个负责布置点兵场面的官吏，当然不能要求他改变征兵条件，但他有责任给新兵及其家属送行者必要的宣传鼓舞，或者给以同情和宽慰。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面对着“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情景竟然无动于衷。在新安吏身上，对朝廷的愚忠和对群众的冷酷合为一体。至于受害的一方，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可知，痩男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走后，必然田园荒芜，家室空洞；肥男家里已经没有了父兄（已经被抓走，或者阵亡了），他们走后，撇下的母亲将孤孤单单，艰难度日。这些中男开赴前方后会怎样呢？所谓“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只是诗人劝慰送行者的宽心话，刀光剑影的拼杀中这些“绝短小”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遭遇不是不言而喻吗？

那么，这些中男是怎样被抓来的呢？《石壕吏》提供了生动的回答。石壕吏是在“夜捉人”的场景中出现的。上级说“次选中男行”，并没有说“夜捉人”，石壕吏却把正大光明的征兵变成了盗寇行径的“夜捉人”，可谓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暴政。“夜捉人”三个字画龙点睛地揭露了石壕吏的邪恶。从“夜捉人”还可以看出，白天根本捉不到，可见群众对不合理的兵役是持逃避对抗态度的。直接写石壕吏的还有五个字是“吏呼一何怒”。他的怒吼是长时间里多次发出的。他知道面对的老妇有两个儿子刚刚牺牲，成了烈士，一个儿子还在前线打仗，身为军队基层官员的石壕吏竟然对烈士的母亲毫无崇敬之心，一直怒吼不止，这是何等凶恶的心肠和嘴脸。老妇是这一家的顶梁柱，前线并不需要老太太，石壕吏却把老太太抓走了。抓走老太太不是比抓走“中男”更荒谬吗？他就想不到，如此对待两个烈士和一个现役军人的母亲，对群众、对士兵会有怎样的影响。这又可见石壕吏何等愚昧。

潼关吏是在潼关的士兵们紧张地修筑工事、防御胡人进攻的备战场景中出现的。潼关是一个万民痛心的地方，就在两年前，这里出现了哥舒翰事件。据《旧唐书·哥舒翰列传》记载，哥舒翰打算搞掉权相杨国忠，被杨察知，因此遭杨忌恨。当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兵攻打潼关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权相杨国忠怂恿唐玄宗派宦官督战，强使哥舒翰出关迎敌。哥舒翰不得已，领兵出关，在黄河边的桃林塞一带决战，结果全军覆没。无数将士淹死在黄河里，哥舒翰也被俘投降。这显然是由上层的勾心斗角和瞎指挥造成的惨剧。事情才过去两年多，潼关吏是应当对哥舒翰事件的教训最感痛切的。不料恰恰相反，他竟丝毫没有把哥舒翰事件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夸耀潼关形势的险峻和工事的坚不可摧，甚至说什么“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千古用一夫”，处处显出麻痹轻敌、盲目乐观的口气，对上层的勾心斗角和瞎指挥毫无忧虑。这样的人竟然被委任潼关的守关吏，可见上层并未接受哥舒翰事件的教训，也不会改变勾心斗角和瞎指挥的痼疾，因此“士卒何草草”地紧张备战，仍然难免落得“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的悲惨结局。这个潼关吏虽然不像新安吏那样冷酷无情，不像石壕吏那样残暴蛮横，但是在盲目信奉倒行逆施的上级这个基本点上却并无差别，同属于群众灾难的制造者。

如果按照兵役活动的次序，把“三吏”的内容编排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依次展开的情景：像石壕吏那样，以残暴的“夜捉人”方式把男女老少都抓来，接着略加筛选，再像新安吏那样，冷酷无情地把瘦弱矮小的中男也押送前方；士兵到了前方，就会像《潼关吏》所写的那样，不论他们如何紧张备战，终究仍是上层勾心斗角和瞎指挥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连锁画面！

“三别”以主人公自诉的方式写出了人民群众中的三种类型在残暴兵役下的悲惨命运。

《新婚别》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不合理的兵役给一个新娘子造成的重重不幸。她从小就受到“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种观念的熏陶，不料自己的新郎竟然被抓去当兵，成了征夫。这是一重不幸。——而且新郎是在她“席不暖君床”“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情况下就出征的。结婚是终身大事，对于女性来说是很神圣的，因此她在多年前就开始为自己缝制嫁衣“罗襦裳”，现在竟然连一个完整的婚礼程序也没有得到，更没有和丈夫同床共枕，丈夫就成了征夫，这是二重不幸。——她从小就受到“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的教育，把丈夫当作自己的依靠，丈夫却要奔赴“死地”，怎能不让她“沉痛迫中肠”呢！这是三重不幸。——既然应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新娘子愿意跟随丈夫去从军，可是却不被允许，想随却不能随。这是四重不幸。新娘子虽然感到重重不幸，并没有抗拒的表示，反倒担心丈夫想不开。她压制着悲痛，劝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表示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家等着你，我为了结婚才穿上的新棉袄，今后收起来再也不穿；当着你的面，我现在就把脂粉洗掉，从此也不再打扮。这些安慰之词的背后是多么巨大的沉痛。设想一下她在缝制嫁衣“罗襦裳”时是怀着多么美好的憧憬，如今却成了泡影，她连“女为悦己者容”这种小小的权利也不得不放弃了。以上所说是新娘子对于当前已经出现的重重不幸的感受和忍耐。接着，“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这无意间看到的景象，让新娘子体会到“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现实，真是人不如鸟啊！这时新娘子的悲愤再也压抑不住了。“与君永相望”五个字表示新娘子已经预感到今后漫长岁月的深重苦难。团聚是没有指望了，只有永无尽头的征夫和思妇的相互牵挂，甚至类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样的悲惨结局。什么夫妻恩爱，男耕女织，养儿育女……一个妇女从小所向往的，也是应当拥有的起码的生活内容，完全被剥夺了。这是何等惨无人道啊！需要补充的是，唐太宗规定，男子20岁、女子15岁可婚；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改为，男子15岁、女子13岁可婚。在兵荒马乱年代，一般人家（尤其是女方）都趋向于早婚。因此，这个被抓去当兵的新郎很可能是个未成年的中男，是根本不应当入伍的。由于杜甫已在《新安吏》里集中表现过强征中男入伍的无理，本篇就把这一方面遮蔽了，突出表现的是无理的兵役给女性造成的灾难。

《垂老别》写的是不合理的兵役对老人的摧残。诗中这位老人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战争中阵亡了，只有他和老妻相依为命。官府不但不给抚恤照顾，反而又抓老翁去当兵。老翁正处在“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愤激心情中。我们都知道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何况“子孙阵亡尽”呢？这打击太大了，使老人痛不欲生，向叛军报仇雪恨的怒火燃烧在胸膛，因此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毅然入伍，既不理会“同行为辛酸”的叹息，也没有向老妻告别，就踏上征途。这是因为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以致失去了理智。其实像他这样“骨髓干”的老人，平时走路都离不开拐杖，怎么能上前线打仗呢？上官却正好利用老人的愤激情绪。在他“长揖别上官”的时候，虽然同行者都为他心酸叹息，那上官却一定是一面暗暗窃笑，一面装腔作势地表扬他呢。官府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伤天害理。不料老人刚刚上路，就看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情景，于是涌起了“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的悲痛心情。（知道这是不可能再团聚的死别，已经够伤心的了，看到她天寒衣单，更加伤心。）由此开始，他的痛不欲生的愤激情绪逐渐消解，清醒的理智逐渐恢复。他开始意识到，并不是“焉用身独完”，至少老妻还需要他活着。接着，经过他和老妻互相劝慰，经过他内心的反复思考掂量，他越来越清醒、冷静，最后在“弃绝蓬室居”真要走的时候，竟情不自禁地“塌然摧肺肝”了。这时老人一定会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上战场，官府的做法完全是胡作非为。这老人在开头要向叛军拼命以报仇雪恨，结尾却是对兵役不满，这个心理变化过程生动地说明，不合理的兵役不但不能增强抗敌力量，反而会挫伤群众的抗敌积极性。

《无家别》写的是不合理的兵役给一个壮年人造成的绝境。他是一个独子，奉养着长年卧病的寡母，按规定是不应当服兵役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却被官府抓去当兵，邺城溃败后逃了回来。这时，他已无家可归：田园荒芜，房倒屋塌，原来的乡亲只剩下一两个孤寡的老太太，交谈起来才知道，他的老娘已经死去，无人埋葬，抛弃在沟溪里了。他决心重整家园，不辞劳瘁地“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不料县吏又一次抓他去当兵，暂在本州服役。这彻底粉碎了他重整家园的幻想，满怀悲愤，但又不能抗命。就在他准备入伍的短暂过程中，他的悲愤的“无家”感层层加深。“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想从临时住处带点行李或纪念品，却一无所有。这使他的悲愤情绪第一次加深。——“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只有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可挂念，也没有亲人挂念我，这体会使他的悲愤情绪第二次加深。——“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远近是以家乡为基点的，既然家乡已经毁灭光了，近行或远去还有什么区别呢？这体会使他的悲愤情绪第三次加深。——“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久病的母亲卧床五年，竟抛尸在沟里，连个坟茔也没有，自己做为儿子连起码的孝心也没有尽到。这体会使他的悲愤情绪第四次加深。就这样，这个壮年人刹那间依次体会到自己无财物、无亲人、无家园、无母坟，“无家”感层层加深，终于不可遏止地发出了控诉：“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人生在世，连个家也没有，却还要抓去当兵，老百姓还算是老百姓吗？这是对官府、对朝廷的抗议，意味着主人公已经临近叛逆的门槛了。家是社会的细胞，家也是人生的根基。母坟则是家的最基本的标志。唐王朝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的，皇帝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孝”字。而官府却一次再次地抓这个独子当兵，弄得他无家可归，无家可别，剥夺了他尽孝的可能，使他对常年患病的母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这不是违背天理人性吗？诗篇以“孝母”为切入点，从天理人性和唐朝立国之本的角度，对当时无理的兵役制度做了有力的斥责。

“三别”所写的三个主人公包括了男女老中青，他们在残暴的兵役下各有各的特殊不幸，同时他们所陷入的都是同样的一片漆黑的绝境。他们对残暴兵役的态度起初都是容忍顺从，甚至积极参与，但最后都感到忍无可忍。

二

现在可以讨论一下对“三吏”“三别”思想内容的一些误解了。

关于诗中“吏”的形象，郭沫若认为，“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对于潼关吏，诗人还引以为同调。潼关吏是主张防御的，诗人表示同情，认为哥舒翰之败确实是出关迎敌的结果。……只一味地谴责哥舒翰。哥舒翰固当谴责，但只谴责他一人，那是对于更上级的负责者开脱罪行。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有意识的”。关于诗中的人民群众的形象和作者的态度，郭沫若指出：“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良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3]这样的概括是基于对各篇更具体的解说：说《新安吏》里，“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地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4]。说《石壕吏》里“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5]。说《新婚别》“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诗人有时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何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6]。说《垂老别》中“两位老人互怜互慰，终于硬着心肠离别了”[7]。说《无家别》里，“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8]。

这些看法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关于三个“吏”的可憎形象，前文已有解说，这里不妨针对郭沫若对石壕吏和潼关吏的看法再作讨论。石壕吏“只是声音凶而已”吗？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他把征兵变成了“夜捉人”的行径，何其狡诈邪恶！他在知道老妇是两个烈士、一个现役军人的母亲之后，竟然毫无崇敬同情表示，继续怒吼不止。在知道老妇是家里的顶梁柱以后，他还是把老妇抓走。况且，按照新安吏的说法，“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老太太并不在“府帖”规定的征招范围，抓老太太像“夜捉人”一样并非上级要求，而是出自他的创造。这种种做法又何其凶恶歹毒！至于潼关吏，其错不在于主张防御，而在于盲目乐观，在于完全忘记了哥舒翰事件的教训。哥舒翰事件的教训是什么呢？郭沫若也说：“当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为杨国忠所疑忌，……怂恿唐玄宗派遣宦官促战。哥舒翰仓促出关应敌，遭受大败，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为部下所出卖，成了俘虏，投降了安禄山，但终究为安庆绪所杀。”[9]可见，不是哥舒翰不主张坚守，而是哥舒翰要坚守但朝廷不许他坚守，他不得不违背心愿出关应敌，以致全军覆没。这是上层勾心斗角、瞎指挥的结果。这就是哥舒翰事件的实质和教训。这事刚刚过去两年多，潼关的守吏应当记忆犹新，但从他的一味夸耀的谈话看来，他心中完全没有哥舒翰事件教训的影子。因此，诗人杜甫沉痛地谆谆告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怎么能说诗人把潼关吏“引以为同调”呢？据前引《旧唐书》记载，哥舒翰本人是参与了上层的勾心斗角的，“慎勿学哥舒”就是守关将千万不要参与上层的勾心斗角，而且要做好准备应对上层的勾心斗角和瞎指挥。细心的读者都能体会到，“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的惨剧是由上层的勾心斗角和瞎指挥造成的，不只是哥舒翰个人的罪过。可见，作者的警告是对整个上层发出的，怎么能说“只谴责他一人，那是对于更上级的负责者开脱罪行”呢？更有什么根据说“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有意识的”呢？

六首诗中的人民群众形象也不是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驯良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

《新安吏》里，出征者和送行者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不是对统治阶级的控诉吗？至于诗人的态度更是爱憎分明的。他用一句反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对当时的兵役做出了无可辩驳的根本否定，又对“天地（即朝廷）终无情”加以指斥，这都是直指最高统治者的，怎么能说诗人对于谁是群众灾难的制造者“讳莫如深”，“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呢？

《石壕吏》里，“老翁逾墙走”不就是抗拒兵役吗？诗中的老妇沉着机智地应对暴吏的搜查质问，她始终没有泄露老翁的下落，可见这个老妇并不驯顺，她的确“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但不是为了支持兵役暴政，而是为了抗拒暴政，保护家人。在《石壕吏》里“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这是由诗篇的内容和表达的需要决定的，具体缘由留待下文说明。

郭沫若说《新婚别》“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这印象是不准确的。这个新娘子从小就受到两种观念的影响：一种观念是“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另一种观念是“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郎成为征夫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她只有“鸡狗亦得将”了。她表示“誓欲随君去”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她表示“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也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她虽然多方强自宽解，最后在结尾还是陷入了绝望之中。这结尾非常重要，如果认真体会一下结尾的含义，“丈夫气”云云的误解就可以消除了。把新娘子的表现加以完整理解，对作者的指责也可以打消了。新娘子说“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意思是说，安史之乱闹起来以后的这几年，兵荒马乱，父母为了女儿的安全，不得不让我日夜躲藏。这是如实的叙述，并不是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所作的歪曲。

《垂老别》中的老人对不合理的兵役，起初何止“驯顺”，他是“投杖出门去”踊跃响应的。那是因为他受到“子孙阵亡尽”的打击太大，正处在“焉用身独完”的激愤迷狂心态。但在他和老妻相互劝慰之后就逐渐冷静下来，最后竟“塌然摧肺肝”了。老人是不是参军出征了呢？诗篇没有明确交代，郭沫若说“两位老人互怜互慰，终于硬着心肠离别了”未免武断。老人冷静下来，首先会意识到不能丢下老妻任她冻饿而死，还会意识到自己这样衰老根本不应该参军。他内心对不合理的兵役的抗拒是确定无疑的，会不会采取抗拒行动呢？我想，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经历丰富的老人，又是“子孙阵亡尽”的烈属，他一定会据理力争的。

郭沫若责备《无家别》的结尾“何以为蒸黎？”“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这责备太苛刻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主要作用不是提供行动指南，而是给读者以趋向真善美、排斥假恶丑的情感熏陶。《无家别》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作者也并不是不敢设想“造反”。他在诗篇《有感》的结尾就说过：“盗贼本王臣！”这不是公然为被污蔑为盗贼的造反者辩护吗？

章培恒和骆玉明认为，从“三吏”“三别”这些诗篇来看，“杜甫对于个体的人在当时社会大动乱中的剧烈痛苦是具有深刻理解和同感的，但为了社会的安定、群体的利益，他不得不对作为群体代表的唐王朝政权加以维护（当然其中也含有儒家思想中'忠君’的因素），因而不得不在写作中进行自我克制，缩小或掩盖民众与唐王朝的矛盾，以免导致对唐王朝的否定性评价”。“杜甫为了维护唐王朝，只得出以矫饰的手法。这就使诗歌的内容前后矛盾或者离开了真实。他那著名的《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都属于这种类型。”“后两首诗中所写的少妇与老翁在如此悲惨的处境下，对官府竟没有丝毫的不满——至少在诗中看不到这一点，也有些令人难于相信。”《新婚别》中的“这位少妇对官府的残酷行为毫无怨尤，在临别时除了要丈夫'努力事戎行’之外，竟没有一句要他保重和珍惜自己之类的可能影响其作战积极性的话，恐怕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愿望”[10]。这责备并不符合作品实际。《新安吏》里，作者对出征者和送行者劝慰说：“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这里的确没有如实揭露相州溃败应由朝廷和唐肃宗的瞎指挥承担罪责。不过，在全篇的布局中，这几句的作用在于说明胡乱抓兵的具体背景是因为在相州邺城前线打了败仗，官军溃散，急于补充兵员守卫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指望用哭声感动朝廷呢？这就把“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给砸实了。作者又劝慰说：“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这里确实美化了“王师”。这些是针对着“中男绝短小”的身体特点所说的宽心话，连杜甫自己也不会相信，但是“中男”要出征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杜甫除了说些宽慰的空话，又能怎样呢？这些话并不能动摇“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的根本性反问，也不能动摇对“天地（朝廷）终无情”的控诉，其效果是增加了无奈的悲愤感。诗歌的前后内容并没有形成矛盾，也不能说明杜甫意在维护唐王朝政权，“缩小或掩盖民众与唐王朝的矛盾”。如前所述，《新婚别》《垂老别》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迂回曲折的心理过程，在诗篇结尾都发展到对于不合理的兵役的抗拒。这个心理过程的描写是真切动人的，并不是“内容前后矛盾或者离开了真实”的，在完整地掌握了这个曲折的心理过程（尤其要细心体会结尾所写的人物心理）之后，基于误解的指责就会消除了。就《新婚别》来说，全篇所表现的都是新娘子对新婚即死别的灾难的沉痛感受，这灾难正是官府蛮横抓兵的残酷行为造成的。篇首的“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篇中的“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篇末的“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等等诗句，更是直接的血泪控诉，怎么能说“这位少妇对官府的残酷行为毫无怨尤”呢？诗贵精炼，诗中写新娘子对新郎的赠言是可以而且需要以偏概全的。在当时的情景中，“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较之“勿为新婚念，努力加餐饭”之类，不是更能够表现出新娘子对丈夫的体贴和担心，而且更能扣紧对方被抓入伍的特点吗？在读者体会到新娘子对丈夫的体贴和担心的心情后，不是就可以自然地想到虽然没写到、她却会说出的更多的劝慰话，包括“努力加餐饭”之类吗？

萧涤非对于“三吏”“三别”的思想内容有另一种解读。他认为：“这六首诗有一个总的基本思想就是爱国主义，说得具体点，就是号召人民忍受一切痛苦来进行自卫战争。”[11]“这六首诗在全面揭露黑暗残暴的兵役制度的同时，也表现了人们那种坚韧的爱国精神，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爱国者形象。”[12]“'三吏’和'三别’的基本思想，都是反映当时人民那种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走上前线的爱国精神。”[13]落实到各篇的解读上，他认为，《石壕吏》里，“老妇把爱家人和爱祖国的思想最后统一起来了。于是挺身而出”，“矛盾的解决，是以老妇继她的三个儿子之后为国献身而告终的。……这正是一种坚韧的爱国精神的表现”[14]。《新婚别》“主要是在于表现人民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爱国精神。《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一样”[15]。《新婚别》的结尾“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主要意思还是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到'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就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16]。萧涤非还举出史书记载，有妇女自动参军、讨伐安史叛军的资料，来证明新娘子的表现有其现实基础。[17]

的确，在“三吏”“三别”中，人民群众对安史叛军是仇恨的，诗中所写的战争灾难，这笔账首先要记在安史叛军身上。但在作品中这只是作为背景处理的，正面所写的是不合理的兵役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灾祸，以及人民群众对这种不合理的兵役的不满和抗拒。《石壕吏》所写的这一家，“二男新战死”，当然对于安史叛军怀着深仇大恨，当然希望政府的军队增强兵力，多打胜仗。可是，征兵竟然变成了“夜捉人”，这样的做法岂能支持？于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从石壕吏的言行，老妇很快看清这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于是随机应变地应对。她始终没有泄露老翁的行踪，从这一条就可以看出她始终坚定地反对残暴无理的兵役。她是怀着对恶吏和暴政的愤恨挺身而出的。如果说爱国就意味着支持当时的兵役的话，她是持相反态度的。她的机智勇敢的表现不是“把爱家人和爱祖国的思想最后统一起来了”，而是把爱家人和反暴政的思想统一起来了。以不合理的兵役为核心的暴政是不利于平叛战争的，反对暴政，纠正兵役的弊端，实行正常合理的兵役制度，给烈属军属以应有的抚恤照顾，才真正有利于增强兵力，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敌积极性。在这方面，老妇的确带了一个好头。《新婚别》里的新娘子，由于安史叛军作乱，多年日夜躲藏，当然痛恨叛军，支持平叛战争。但是，官府把她的还是中男的新郎“太匆忙”地抓去，连婚礼程序都不让完成，就送到“死地”，她虽然强自宽解，终于还是陷入“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悲愤绝望之中。笼罩全篇的是对于不合理的兵役的怨愤，哪里能看出“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爱国精神”呢？《新婚别》结尾的四句，其脉络是：“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但是）人事多错迕，（例子是）与君永相望。”“与君永相望”的意思是，我和你只能永远遥遥相望，而不能团聚相见。这是悲痛的感叹，而不是鼓舞丈夫斗志的豪言。萧涤非为了从中寻找爱国精神，却解释成“才说到'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就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这就把四句话的脉络搞乱了，弄成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但是）人事多错迕，（但是）与君永相望。”是不是太牵强了呢？史书上有妇女自动参军、讨伐安史叛军的资料，并不能证明新娘子是一个具有“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爱国精神”的形象，因为解读作品还是要从文本出发。关于《垂老别》和《无家别》中的主人公形象，前文已说了我的体会，两者所突出的都不是爱国精神，而是对于不合理的兵役的批判。尤其是《垂老别》中老翁的形象，更足以说明，不合理的兵役对于人民群众的抗敌爱国热情会造成巨大伤害，为了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敌爱国热情，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兵役制度。

康震在2016年的“中国校长:创新与发展大会”上，对《石壕吏》作了这样的创新解读：“第一个要明确的，这是咱们的军队在征兵，别搞错了，不是叛军在征兵，是咱们的军队在征兵。”“石壕吏是谁？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是郭子仪的军队委派的地方部门的武装干部，到村上来完成这次紧急征兵任务。这个人有错么？这个人没错。”“老太太献出了儿子，再献出自己……这表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就是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毅然挺身而出的。”[18]这里可以分几个话题来讨论。第一，先说这次紧急征兵任务。参照新安吏的说法，“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对此，杜甫发出不容辩驳的质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可见，这样的征兵任务是根本错误的。首先，上级颁布的法令错了，执行的石壕吏跟着也错了。再说，上级的命令是征兵，石壕吏却把征兵变成了“夜捉人”；上级说“次选中男行”，石壕吏竟然把老太太抓去前线，这是石壕吏的个人创造发挥，这错误是要由他个人负责的。怎么能说“这个人没错”呢？第二，既然“石壕吏是国家的公务员，是郭子仪的军队委派的地方部门的武装干部”，他就应当对烈士和现役军人的家属给予安慰和尊重，石壕吏却一直凶恶地对烈士和现役军人的母亲怒吼不止。这种以人民（包括军烈属）为敌的态度，怎么能代表“咱们的军队”呢？第三，老太太献出了儿子，体现了为国家和民族挺身纾难的价值观。但现在，老太太是另一种表现了，她不是像康震所说的那样，“再献出自己”，而是对于不合理的兵役，对于凶恶的石壕吏，持反对态度了（她帮助老翁逾墙逃走，而且始终没有泄露他的行踪，就是有力的证明）。她的挺身而出不是为了支持不合理的兵役，而是为了抗拒不合理的兵役，保护家人。当她为了平定安史叛乱献出儿子时，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母亲。现在她随机应变地对付恶吏，反对不合理的兵役，保护家人，站在人们面前的同样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母亲。“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人民群众固然应当作出奉献，拯救国难。但政府绝不能以拯救国难为借口施行暴政，并要求人民群众拥护暴政。如前所述，以不合理的兵役为中心的暴政并不能增强抗敌兵力，反而会挫伤人民群众的抗敌热情。反对暴政，促使政府纠正暴政，不但不会影响抗敌平叛，反而能够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敌平叛的积极性，增强抗敌平叛的力量。反暴政和抗敌爱国是统一的。这正是《石壕吏》中的老太太光辉形象的意义所在。

三

“三吏”“三别”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就是在“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上提供了范例。

内容的诗化，就叙事诗来说，就是“事的诗化”，就是把实际的事变成诗化的事。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眼前的事使诗人怦然心动，进入灵感状态，于是眼前的事成了诗人心灵的对应物。故事的进展，人物的思想言行，既符合固有面貌，又契合着作者内心的审美愿望。实然和应然（作者觉得应该如此）统一了。作者可以从心所欲地塑造人物，述说故事，同时这些又符合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进展的逻辑。内容的诗化离不开灵感状态，是不由自主地在心灵里完成的，不是有意为之的。

表达的诗化，就叙事诗来说，就是“叙的诗化”，就是恰当地把诗化的内容（诗化的事）表达出来。所谓恰当，有两个要求。一是要表达得真切生动，能够引人入胜，把读者带入诗歌的境界，使读者受到感染，受到吸引。二是要含蓄隽永，富有余味，给读者留下再创造的空间，诱发读者再创造的积极性。如何吸引读者，如何诱发读者，具体技巧和做法都是千变万化的。表达的诗化不是不由自主的，而是要苦心经营、反复推敲。这和内容的诗化是不同的。

就内容的诗化来说，“三吏”属于同一类型。作者都在场景中出现，是当前场景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前场景的感受触动了作者平时的积愫，引发了灵感，使作者对眼前场景有了不同寻常的体会。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体会使实际的事变成了诗化的事。“三别”属于另一种类型。作者都不出现，而是隐身在诗中的主人公背后，和主人公合而为一。正是这种亦此亦彼的心态使实际的事变成了诗化的事。下面以“三吏”中的《石壕吏》和“三别”中的《垂老别》为例试作探讨。

《石壕吏》的作者到石壕村之前，已经有了《新安吏》所写的那些经历，已经积累了关于不合理的兵役的种种见闻和思考，包括上级规定的无理、执行者的蛮横、群众遭受的灾难和表现出的不满，等等。他已经形成了不合理的兵役不利于平叛战争的观念。作者到这家投宿后，通过交谈大概已经知道这家“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的情况，以及当前家里的成员只有老翁、老妇、儿媳和乳下孙，他对烈军属父母心怀崇敬，对他们的不幸和困难深表同情。作者可能和他们谈到了一路见闻，老翁、老妇也表示对胡乱抓兵的不满。当时，杜甫还不知道这样的烈军属会不会遭到兵役之祸以及他们会怎样应对兵役之祸。作者半夜被惊醒，听到外面吵吵嚷嚷，起来一看，知道“有吏夜捉人”了，看到了“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情景。接着，石壕吏到来盘问。大概作者也会受到盘问，他亮明身份，仍然回房歇息，在房内听到了石壕吏和老妇的对话。“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过程，诗中只写出了老妇的致词，实际上致词的内容是对县吏多次怒吼、逼问的回答。霍松林对问答过程做了真切的设想和补充[19]，大体情况是：等到“老妇出门看”，县吏便扑了进来。在对话中，石壕吏一直在怒吼，愈来愈表现出他对烈军属的冷漠残暴，让杜甫感到震惊愤慨；老太太虽然一直在伤心地啼哭，同时越来越表现出她的沉着冷静，随机应变，让杜甫由衷敬佩。老太太说到“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接着不由得叹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情景更触动了杜甫的切身经历：他在两年前（756年秋季），听说李亨（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就把家小撇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奔赴灵武，不料中途为胡兵所俘，被押解到胡兵占领的长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了“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体验，次年四月才逃出。在此之前，755年深秋，即安史之乱即将爆发时，杜甫在长安做了个小官（管理械库房），官定后到奉先（陕西蒲城）探家，一进门就听到家人号啕大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无食致夭折”。他由此体验到了父母在儿子死去时是何等沉痛。此时，老太太的感叹唤起了他的相关体验，体会到了老太太的感叹中包含着多么深沉丰富的意味。首先，那个活着的儿子不过是暂时偷生，不知哪一刻也会死去；死了的两个儿子都那么年轻，却再也见不到了，“长已矣”，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母亲对儿子本来有多少祝愿，多少期待，期待儿子回来，全家团聚，安居乐业，子孙满堂……可是一切都完了，连一面也见不到了。真是痛彻心扉啊。当然还会想到，“且偷生”的不仅有那个捎信来的儿子，眼前的老老小小不也是“且偷生”吗？还有和自家一样的无数家庭不也同样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吗？由此可以体会到这位母亲承受着多么沉重的生的艰难和死的悲痛。“妇啼一何苦”不仅是因为受到了石壕吏的呵斥，苦的内容是生死之苦啊，生也苦，死也苦啊。可是，这位母亲并没有被生的艰难和死的悲痛压倒。她坚强地活着，而且千方百计地保护着家人（老翁、儿媳、乳下孙）。她保护儿媳和乳下孙，也是对于逝去的儿子的纪念。为了保护家人，她沉着冷静地应对着如狼似虎的石壕吏。她发觉石壕吏在打儿媳的主意，就主动提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把理由尽量说得充分，似乎唯恐石壕吏不愿意带走她，其实其中也有试探作用：上级叫你征兵，并没有叫你抓一个老太太呀。可是，石壕吏竟然把她押走了。这是一位慈爱、坚强、大智大勇的母亲，一位悟透了生死的母亲。可以设想，她到了河阳前线，也会表现出这些品质，她会慈爱地善待士兵，会随机应变地应对不良的官吏，也会勇敢机智地应对敌人。如果她的事迹传开了，人们知道一个烈军属受到如此残暴对待，将会激起对不合理的兵役和暴政的强烈反抗。如果通情达理的将领知道抓来了一个烈军属老太太，一定会向她道歉，把她送回家去，好好抚恤，并向她保证带领士兵英勇杀敌，为烈士报仇。老翁是在她的帮助下逾墙逃走的，她始终没有泄露老翁的下落。可见，她对不合理的兵役是反对的。她以表面顺从兵役的办法成功地达到了抗拒兵役的目的。在她身上，杜甫看到了反对不合理的兵役和抗击胡人叛乱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这正是杜甫审美理想的体现。

既然诗化的内容是以老太太为中心的，这就决定了诗篇在表达上的几个特点：

1.从头到尾，老太太都处在中心位置。不仅诗篇的主体是写老太太如何应对石壕吏的盘问，开头和结尾也是突出老太太。开头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通常都是男人应对外人，这里却是老太太来应对外人，给人不寻常的感觉。结尾写道：“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一则暗示老翁安全地回来了，老太太让老翁躲避兵役的目的实现了；二则暗示老太太被押走了，又要经受新的考验，让读者围绕老太太展开联想和想象。

2.老太太的致词共有13句，处理上很有讲究。首先，实际上是石壕吏和老太太之间有问有答的对话，诗中却把石壕吏的怒吼放到背后，只出现老太太的话，这样便于把老太太一家的遭遇和不幸现状集中展示出来。为了表示这13句话是分多次说出的，诗人用了换韵的办法。如“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三男邺城戍”之后即换韵，表示这里就被石壕吏打断了，石壕吏不信，硬说老太太骗人，于是老太太拿出书信让他看，接着说“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其次，有些话是显得前后矛盾的，如“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既说“室中更无人”，怎么又说“惟有乳下孙”呢？作者是有意这样写的，这提示了其中曲折：老太太打算骗哄石壕吏，说“室中更无人”。可是，这时藏在一旁的小孙子发出了声音，惹得石壕吏大吼：“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太太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太太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石壕吏仍不罢休，老太太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走，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再次，老太太的致词只有13句，惜墨如金的作者却在“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之后，插上了两句感叹：“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可见这两句非常重要，不能不引起读者重点关注，从而细心体会老太太的内心世界。

3.为了突出老太太的形象，石壕吏发挥的是反衬作用，作者发挥的是陪衬作用。写石壕吏，用他的行动（“夜捉人”；“吏呼一何怒”；押走烈军属老太太）精炼而充分地揭露了他的邪恶、凶狠和愚蠢，他的言语却一字不录，完全放到背后，作用只是为了把老太太的话逼出来，以此表现老太太的随机应变。至于本篇作者的作用，和《新安吏》《潼关吏》中的作者不同，在那里作者是真理正义的体现者，而这里，老太太才是真理正义的体现者，作者和读者一样是受教育者。在老太太一旁，作者觉得完全没有出面说什么的必要，只是聚精会神地体会老太太的言行和内心世界。郭沫若说：“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不是值得惊异，而是耐人寻味。当杜甫“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时候，心中一定有说不出的千言万语，其中可能包括为自己无能为力的愧疚、对官府“夜捉人”的愤慨、关于反暴政和抗击叛军关系的思考、对伟大的母亲的敬佩、对这一家以及千万家命运的担忧……这些都放在文字之外了。言外的内容比说出来的内容更丰富，这正是诗歌特有的魅力。

诗人艾青在一次报告中说：《石壕吏》“没有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是押韵的散文”，和他自己的失败之作《藏枪记》属于同一类型。[20]这显然是粗心的误读。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是高度形象思维的体现，由此成就了《石壕吏》的恒久魅力，岂是押韵的散文可比？艾青自己的长篇叙事诗《藏枪记》的失败就在于缺乏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正和《石壕吏》相反，怎么能和《石壕吏》相提并论呢？

在《垂老别》中，主人公“我”既是老人，又是杜甫。当然这种彼此合一的心态不是一下子达到的。起初是杜甫去了解老人的家庭和从小到老的种种经历，这不太难。还要了解老人从踊跃参军变为抗拒参军的变化，了解这个大体轮廓也不太难。杜甫接着设想：“如果我是老人，我的心情会怎样变化？”如此感同身受又细致入微的体会就难了。这要经过反复的由此及彼的移情和渗透，终于豁然开朗地达到了彼此合一的心态。这种主客合一的内心滋味如此深沉强烈，促使诗人欲罢不能地要向世人诉说出来。这心情是老翁的，也是杜甫的，是杜甫设想的老翁的心情。这就是诗化的内容。在诗化的内容里，老人的家庭和经历已经变化成联翩的内心图景了。

垂老者的家庭和经历线索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结了婚，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孙子。可是安史之乱闹起来了，儿子孙子都上了前线，一个个都阵亡了，家里只剩下老翁和老妻还活着。老翁痛不欲生。这时官府要他去当兵，他就扔掉拐杖出门，穿上军装，向官长长揖辞行。谁知刚刚上路，只见老妻卧在路旁啼哭，数九寒天她还穿着单薄的衣裳。两位老人互相劝慰一番。老翁把老妻送回家里，最后要告别破旧的蓬室时，只觉肝肠摧折，悲痛不已……

诗篇没有按照这个线索展开，诗中所写的是“我”和老妻告别时起伏曲折的心情，是杜甫和老翁彼此合一的心情变化过程：“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开头就写出了“我”对安史叛军的深仇大恨和拼死报仇的心情。儿子和孙子都在和叛军打仗的前线阵亡了，“我”这个老头子还有什么必要活下去？报仇雪恨的怒火燃烧在胸膛。——这时官府抓“我”去当兵，“我”觉得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本来“我”是不打算跟老妻告别，偷偷上路的，免得让她伤心。）不料“我”刚刚上路，就看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情景，难免涌起了“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的悲痛心情。——老妻当然明白“我”这一去不可能再回来，可还是劝“我”“加餐”，保重身体，这让“我”非常感动。于是，“我”也对老妻说了一些宽心话：一层是从战场形势说，“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前方的形势比往时的邺城要好，纵使战死也还有一段时辰。）”再一层是从常理上说，“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人生总有悲欢离合，怎能由自己选择不幸是发生在年老还是年轻时候呢？现在咱们在老年生离死别也不奇怪。）”这时候，不知不觉间，“我”的那种“焉用身独完”的痛不欲生想法已开始变化了，不是求死而是想活了；不再是激愤欲狂，而是逐渐冷静清醒了。——“衰盛端”的话头不由得让“我”回想起年富力强时全家团圆、安居乐业的好光景，于是又低头长叹起来：那样的好光景难道就一去不返了吗？“我”怎么才能够让老妻过几天安稳日子呢？那样也让战死的子孙们的在天之灵心安呀！——可是放眼望去，只见“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处处是血雨腥风，哪里还有一片乐土呢？“我”怎敢还在这儿流连徘徊呢？（从这两句看，“我”曾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带着老妻逃到没有叛军祸害的“乐土”去。）还是要全力以赴平定叛乱，这是最要紧的。这些想法都出于冷静的思索，已经不同于开头所说的那种激愤欲狂心情了。而只要冷静下来，“我”当然会意识到，自己这样“骨髓干”的老人是不可能上前线杀敌的，官府要自己这样的老人当兵是残暴无理的。自己能做的、该做的是如何如何，官府该做的是如何如何，其中当然包括要改变兵役制度。不过这些又谈何容易呢？——最后，在“弃绝蓬室居”真的要走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塌然摧肺肝”了。“塌然摧肺肝”包含什么内容？“塌然摧肺肝”之后“我”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都留给读者去捉摸了。

诗化的内容是“我”由愤激欲狂到逐渐清醒冷静的过程，这个过程确实在诗中得到了恰切巧妙的表达：

1.“我”的愤激情绪在现实中表现为行动的过程，无形中也就是逐渐消解愤激状态、恢复清醒的过程。请看，我“投杖出门去”，就表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平时行走都需要拐杖的老人。我和老妻互相劝慰时，老妻劝我“加餐”，就是要我好好活着，这不就是婉转地劝我打消痛不欲生的情绪吗？我回答说“纵死时犹宽”，就表示我不是一心求死，而是打算延长生命了，这和我原先的心情“焉用身独完”已经不同了。下面的一些曲折回环想法仍然是归结到要上前线杀敌，似乎和开头一样，可是这已经是冷静思考的想法，而不同于愤激欲狂的情绪了。似乎没有变，实际在变，这种变和不变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巧妙自然。

2.在展示“我”的心情发展变化过程时，顺便把“我”的沧桑阅历和性格特点也表现出来了。“忆昔少壮日”短短五个字就让读者想到“我”饱经沧桑，既经历过开元盛世，又经历着战乱浊世。“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从这四句更让读者看到“我”的眼界开阔、胸怀宽广，对国家大事是关心的，有见识的。

3.以“塌然摧肺肝”结尾，戛然而止。上文已经让读者知道“我”已恢复清醒，而且“我”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读者也就不难设想“我”此后会如何如何了。

明末诗评家王嗣奭关于“三吏”“三别”的创作有个颇为精辟的说法：“上数章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往来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21]诚然，诗人们的灵感圈各不相同，“三吏”“三别”的素材能够引起杜甫的灵感，却未必能够引起别的诗人的灵感。诗的灵感是诗人平时积愫和眼前新鲜感受相互遇合的结果，杜甫之所以能够“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是因为他原有的胸襟情怀和素材积累，能够和目击的新材料遇合，使他的目击所得比别人所得更多更深更细，以致爆发出灵感，欲罢不能地涌出了创作激情。“三吏”“三别”的内容粗看似乎只是当时的见闻印象，其实里面还渗透着杜甫平时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积累，是现实生活和诗人心灵融合的结晶，是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诗美创造。孙书文曾从文学张力的角度对“三吏”“三别”作出负面评价：“把文学作品当做'载道’'言志’或是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同样是无意于文学张力的追求，反而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削弱。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讽谏诗，之所以文学质量不高，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类的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联。”[22]杨守森也认为，“杜甫的诗，更富于诗之品性的上乘之作当是自由奔放的《登高》《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篇什，而不是重在'载道’，近乎实录的'三吏三别’之类”[23]。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到，“三吏”“三别”并不是“'载道’'言志’或是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而是灵感的产品；不是缺乏文学张力的生活实录，而是富有文学张力的艺术创造。杜甫的《登高》《旅夜书怀》等固然属于“富于诗之品性的上乘之作”，但它们取代不了“三吏”“三别”的地位。在杜甫的心灵世界中，时代风云和个人悲欢固然往往是互相交织的，但在具体作品中，又多是有所偏重的。以诗的方式把握和表现时代风云远比以诗的方式把握和表现个人悲欢更艰巨，因此那些能够反映时代风云，概括广阔社会生活的优秀诗篇更难得，也更受到重视。“三吏”“三别”正是这样的诗篇，它们被人们誉之为“史诗”或“诗史”，评价高于那些主要表现个人悲欢的精美诗作，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诗美原则的。

叙事诗是怎样成为诗的呢？流行的说法是：“叙事诗依然需要很重分量的抒情的章节”（艾青语）[24]；“不是在讲说一个故事，而是在歌唱一个故事”（何其芳语）[25]。其实，抒情未必就有诗意，因为日常感情并不等于诗情；歌词未必都有诗味，歌词的诗味另有奥秘。好的抒情诗和好的叙事诗都需要“内容的诗化”和“表达的诗化”。分别言之，抒情诗需要“情的诗化”和“抒的诗化”，叙事诗需要“事的诗化”和“叙的诗化”。杜甫的“三吏”“三别”在“事的诗化”和“叙的诗化”上的宝贵经验，至今仍然值得诗人汲取。

责任编辑：孙昕光

注释

[1]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80、1288、1294、1299、1308、1316页。以下引用“三吏”“三别”中的诗句，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2]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253、1254页。

[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50-151页。

[4]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6-147页。

[5]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7]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

[8]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4-145页。

[9]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