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受天监护的君权论

　　行使君权必须奉行天意

　　君主事天如父，就要像儿子受父母指使那样受天的指使。董仲舒说：“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郊祀》）受天使就必须承天意，这也是为子之道。他这样认为：“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楚庄王》）承天意意味着顺从天命，他说：“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汉书·董仲舒传》），接受了天命当然就不能违反，违反天命也就违背了为子之道。

　　既然要顺承天意，就必须明确天意是什么。天之为民立君，意在使之治人，这个问题业已明确。但是治人的什么？董仲舒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是要治民未善之性，使成善性。这当归于教化之功。他以为君主应担起这个教化的任务，君主“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竹林》）。所谓“正人”，即使人归正，改未能善为善。只有这样做，才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君主。其强调教化之意可以概见，这正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要说成天之意，意在加强其必行性。

　　再一个天意，就是“以子孙畜万民”，这也是治人的一项内容。他以为“天志人（仁），其道也义”（《如天之为》）。天之心志，以仁义为本。君主上奉天施，承天之意，就要依天道行事。“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于是“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王道通三》）。“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这就划定了君主治人，遂行仁义，必以生育养长，利活民无已，爱利天下，兼利天下为事。这是一条“德治”的路线。他正是这样宣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上天有好生之德，故君主必任德教，这和重视教化是一致的。

　　如何把这些内容付诸实施？采用什么方法？也就是怎样来治。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照天行事。他认为“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同上）所以君主要“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如天之为》）明白了这些，就以之为根据，进行政事的具体安排，行使其权力。“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同上）以人事配天行，是“天人合一”的观点，这也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样就为君主制定了行为的准则，从而限制了他行使权力的任意性。

　　董仲舒认为君主行使权力，处理政事，不必事必躬亲，而要“以无为为道”（《离合根》），“无为致太平”（《天地之行》）。其谓“无为”，也是顺从天道。无为之为天道，在古代，已为多人之共识。后汉王充这样说：“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论衡·自然篇》）更早一些时候，春秋时孔子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王充曾为指出：“夫天无为，故无言。”（《论衡·自然篇》）无言是无为的一种形态，可以为证。君主实行无为的，古亦有例。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是传说中的圣人，他的举措是可以垂范后世的。董仲舒进言汉武帝，要像虞舜那样，“垂拱无为而天下治”（《汉书·董仲舒传》），“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保位权》）他提出“执一”这么一个概念，把“一”看做是天的常道。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天道无二》）执一就是要君主奉行天道。

　　他在倡无为的过程中，竟把君主神秘化，而提出贵神的主张。他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立元神》）这样，君主就自我封闭起来，成了神秘人物。但君主是个现实存在，封闭是不可能的，而这样做也不便于君权的行使。于是他解释说：“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就是说，不使臣下摸清君主的底数，使之神鬼莫测，君主对之好进行驾驭，以实行集权专制，即所谓“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事情就由这备具之官来做，“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而坐收其成，“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离合根》）。“群臣分职而治，各敬其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君得载其中”，君主就在群臣奋进之中为之左右，结果是“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保位权》）。群臣操劳，君主获利。自然这是为君主谋划的一种如意算盘，但也会产生防止君主滥用权力的效果，不妨说这也是董仲舒不想使君主多做事的一种愿望。他想望君主“引贤自近，以备股肱”（《天地之行》），“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汉书·董仲舒传》），执行一条任贤的路线，以贤能充任百职，这样，君不自虑，便也政通人和了。那正是“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君主无为，任贤则是其必要条件。他说：“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贤，谓之主卑国危”（《精华》），任贤被提到一定的高度，非如此不足以顺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