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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群 我出生在北京一所古老的房子里。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接到指示，他们必须离开京城去“五七干校”，新的目的地是湖北麻城。我实在太小，父母觉得不能带上我，京城里的老房子就交给祖母留守。祖母身体不好，高血压，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显然不能够养活我。思来想去，算计了种种可能，父母决定把我托付给外祖母家照看。
外祖母家在青岛。那一年是1970年。 家人对我的回忆跟我脑海中的印象有时会大相径庭，这使我相信，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记忆。比如，我一向以为自己小时候过得是疯丫头的日子。嗯，我的记忆中场景是这样——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记忆从何而来，因为舅舅姨姨他们一提起我，就会夸我小时候如何乖巧温顺。他们的叙述中我是另外一番模样：每天早晨都会拿着扫帚把屋里打扫地干干净净；吃完早饭后会搬着一把小椅子，坐在院子里的那棵高大的柏树下，安安静静地看小儿书；见了生人会比较腼腆，不爱大声说话，年龄虽小却能察言观色，从不惹长辈生气；因为外祖母有心脏病，我每天晚上临睡前还会帮外祖母倒一杯水，替外祖母准备好一把花花绿绿的小药片…… 这两个版本的童年在我看来，虽然面目截然不同，但都清纯得令我自己都喜欢。其实，真实的童年什么样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令我欣慰的是——有关童年的种种片段都被我完好无损的存在记忆深处，像闪光的沙金，星星点点的美丽着；又像陈年的佳酿，弥久而愈香。
外祖母家就在青岛市南区伏龙路，紧挨着信号山。两层小楼，德式建筑，很是优雅；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我在的时候就已经很破败。我清楚地记得院子里有三棵树：一棵很高大的松树；一棵合欢树；再就是一棵很茁壮的无花果树。 因为有着三棵树，院子里总是有不同的景致：一年四季，院子的地上总是铺着一层松针，空气中弥漫着松柏的清香。合欢树总是在春末或是初夏盛开。粉红色的花落到地上，再拾起来托在掌心里，那感觉就像托着羽毛一样，说不出的轻盈与温柔。无花果树呢？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比外祖母家更高的无花果树。那树的干是青色的，枝桠很努力地向空中伸展开来…… 我那时就是小人儿一个。每到无花果的成熟的夏天，总喜欢仰着头，眯着眼，费力地向树的缝隙间张望，力图发现无花果的踪迹。没成熟的无花果是不会落下枝头的——可是等它落下来，那可真是个漫长的过程呢。 记忆中的镜头总是定格在午后。 天并不很热。我不喜欢午睡，一个人悄悄从大屋里溜出来，就搬把小椅子坐在院子当中。带着海腥气的风吹过来，树叶摇曳着，我就盯着无花果树，期盼着落果……耳朵也得竖起来，“啪嗒”，真的落下来颗无花果！得赶紧去捡，晚了就会被蚂蚁发现了。可惜很少能捡拾起完整的无花果。被摔裂的无花果熟得发软，绿色的皮绽开了口子，露着粉红色的果肉……今天回想起来，无花果很甜，好像连闻着都是甜腻腻的呢。
外祖母家的三棵树——松柏、合欢以及无花果树，因为它们的存在，我的记忆中青岛永远是那么恬适，那么阴凉。 记忆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槐树。 说起来呢，北京的老宅院中的槐树更高大，且很老，总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这几棵树长得很茂盛，所以花开的时候并不显眼，星星点点地藏在树叶中。不经意间想起来的时候往往又到了落花时节。总之，北京的槐花在我并不是值得一写的植物。但在青岛不同，我们这些小孩子几乎是年年都要盼着吃槐花的日子早点来临。 我的槐树都长在伏龙山上。约莫是因为离海近、常年吹着海风的缘故吧，那些槐树都不高大。海风不那么利擞有劲的时候，槐花就该开了。大团大团的拢在一起，极盛，枝叶甚至会因负了花朵的重而下垂。花儿呢，只是一个劲儿地白，水灵灵儿的，鲜嫩得让人见了都要流口水。 我们家楼上楼下住的几乎都是本家，各家儿都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小儿或嫚儿的——青岛话里，管小子叫“小儿”（lē），这个字的音一定要发的短促有力；管姑娘叫“嫚儿”（mǎ’r），这个音则一定要发得实在、饱满，“大嫚儿”“小嫚儿”地叫着，别提多亲。每年的这个时候，眼见了山上槐树的花呼啦啦地开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就会呼朋引伴地去摘。现在想想，这动手摘槐花的活儿多半归楼上高姨家的大健子哥哥，但许是我舅也不一定。那时我舅还年轻，二十出头吧，想来这样热闹的事情一定有他。管他呢，也实在搞不清是谁了。总之，只记得那花儿一摘下来就被扔进了嘴里。那真是天下少有的美味啊，现在就是这么一想，都会觉得嘴巴里好像泛起了一阵清香。根本不担心花儿被摘完，我的伏龙山上满山遍野都是槐树。吃完了还得兜着走。于是家家户户，晚上的饭桌上必定多了一样“蒸槐花”，用面和着白糖，均匀地裹了上锅蒸。蒸槐花我可不爱吃，因为不够清香，也不那么脆生。那时我的晚饭，照例是贴玉米饼子或黑乎乎的地瓜馒头。 对槐花的印象在我长大成人后出奇的清晰。因为教书，每到教张洁写的那篇《挖荠菜》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如果孩子们有兴致，我也会把上面的经历讲给他们听。说来也奇怪，对于青岛的冬天，我简直就是得了失忆症。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回忆青岛的春节是怎样过的，都感觉艰难而最终一无所获，但是青岛的春天，却因为槐树与合欢树的存在，永远那么美丽，且充满了植物的芬芳。 我一直自诩为青岛人，也很庆幸自己是在青岛长大的，因为就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日子里，青岛的亲人们以最朴素的方式，教会了我什么是“爱”。
青岛是个缺水的城市，本来外祖母家的院子就没有独立的水龙头，要到隔壁19号去拎水回来。厨房有只大大的水缸——回北京来好些年也是拎水存在缸里，这是后话不提。在外祖母家拎水的活儿一向是两个舅舅的。应该是深秋了，天黑得早，舅舅们下班回来拎水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我是小人儿，给舅舅们打电筒照亮的活儿自然是我的。但是那天下起了暴雨，等我在风雨中为舅舅照完了亮儿，我的浑身上下早就如落汤鸡一样湿淋淋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发烧了，高烧40度多。外祖父从医院里拿了药给我吃，可就是怎么吃就怎么吐。又请楼上高姨，也就是大健子哥哥的妈妈帮我打退烧针，两三针打下去都不管用，整烧了三天。外祖母心疼又心慌，她舍不得我这个“孩儿”遭罪，又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地没法给我母亲交待。祖母整日整夜守着我，给我熬了大白米粥喝——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喝大白米粥！可好喝的粥喝下去也还是恶心，照吐不误。到了第四天中午，外祖父实在忍不住了，偷偷地把他的“点心”给我了——一个面包。得说明一下，很多年前，青岛的面包非常好吃。（我猜是当年德国人侵占青岛的缘故吧，从饮食习惯上青岛受了德国人的影响？）青岛有不少面包房，品种繁多，便宜而美味。因外祖父去补差非常辛苦，要到下午才能回来吃午饭，外祖母每天给他准备一只面包当作中午饿时的“点补”。我外祖母家的规矩是谁也不准吃外祖父的面包的。因为知道外祖父辛苦，也因为外祖母管教严，我们小孩子也都从不愿也不敢坏这个规矩。外祖父性格温和善良，本来就格外喜欢我，眼下看我病得这么厉害，就临时请了假在家照顾我。面包是一早就买了的，除了他谁也不能吃面包的规矩是更早就定下的。偏偏外祖父又惧内——他只好偷偷地把面包塞给我，之前呢，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把外祖母支出屋子。他在门口望风，让我吃下面包，上帝啊，这面包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完整的（从前偶尔会吃外祖父掖在口袋里省下给我的一口半口）！
真好吃啊！我全然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了，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就在外祖父帮我拍著手掸去衣襟被头上的面包渣的时候，外祖母已经迈着小脚儿走进来了，居然她走得那么轻！外祖父很惊慌。我更是不敢看外祖母严厉的眼睛，因为我害外祖父跟我一起坏了规矩。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外祖母什么都看见了，但她只是深深叹息了一声，就吩咐外祖父再去给我买几只面包回来。 这样“坏规矩”的事不是只此一遭。 三姨家的表哥只大我半岁，我俩一起长大。上小学前，我外祖父每次上街都是一手领着一个。外祖父总是背着外祖母，偷偷拿出几分钱，要么带我们去供销社买糖，要么就是买冰棒。买了糖或冰棒也不回家，就让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吃完了抹干净嘴再回去。 长大后回青岛省亲，才听大人们讲，外祖父带我们吃东西的事其实外祖母早就知道。穷，一家人得过紧日子。外祖母主持家务，既不能娇惯孩子，又打心里心疼孩子，所以她就装糊涂，什么都不点破。
相比起来，另外一段关于美味的记忆好像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没有什么情节——大舅那时是青岛饭店的电工，大概是过春节值班吧，他带我去了单位。他有工作要忙，我只能呆在地下室那堆满待修的电器的屋子自己玩。终于，在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之后，我发现自己饿了，饥肠辘辘的。舅舅知道我饿了，就上楼去了，旋即拎回来一大袋儿包子。现在想想应该是很大一袋呢，总要有半斤吧？那时我也就六岁多，可让都没让，风卷残云地就把这袋包子吃进肚子。而且是富强粉的、大馅儿的、纯肉的包子！不仅如此，回家后我还接着吃了七八个过年饺子！这件事一提起来我就想笑，因为这在我的童年中，是非常灿烂的经历！ 2002年回青岛，我跟大舅提起过这件事，他全然不记得了。那年他50出头，一家人在屋里围坐着聊天的时候，他只微笑着看着我。他比我小舅大三四岁，算起来当年他也才二十四五。 又：这些年青岛的家里陆续有亲人离世。外祖父去得最早，在我刚上大学的那一年。没及时告诉外祖父我考上了大学是最让我觉得愧对他的事；过了三年，外祖母也去了；再就是我的表哥、三姨父和大舅。加之两年前母亲的离世……面对亲人们的离开，我没有办法做到坦然，不仅因为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更因为我是他们在困难时期用嘴里省下的五谷杂粮、更用爱喂养大的。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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