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丑书”的话题，圈内探讨比较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定义。中书协顾问、原中书协副主席陈振濂教授认为，“丑书”这个概念不好定义，如果是相对于大众所认为的“好看”来说，那种看起来不怎么“好看”的“丑书”，有可能是对传统书法雅逸风格的突破和升华！陈振濂教授认为，书法审美趣味的“雅化”，起源于魏晋。王羲之式的雅逸风度能流传那么多年，证明“雅化”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唐代人对之做了些小小的抵抗，虽不足以力挽狂澜，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丰富手段。宋代人是大张旗鼓地进行“雅化”了。苏东坡、米元章式的文人气质，使书法之“雅”几乎成为全民性的标准。宋代以后的元、明也就局限于此。一代接一代的“雅化”运动，对书法审美而言，从好的方面说是提高了美感的纯度和精度。但从不利的方面说，它又使书法在忙于建立高度的同时忽略了自身的广度。使宋以后的书家们对书法美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洗练的艺术技巧和优雅美的类型。甚至一些书法家不约而同地把优雅的文人格局，逐渐蜕变成媚、甜、熟。历史上的“丑书”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审美背景下提出来的。稍后于赵孟頫、文微明的傅山，以他的大智慧，敏锐地感觉到书法正面对歧路，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审美主张。强调书法艺术的宁丑而毋媚，这不仅是对赵孟頫式书风的决绝反叛,甚至也是对正统的二王书风的温文尔雅气息的一种反动。这种“丑书”所针砭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诸如元明)的媚、软、熟、甜之类的恶趣，从而提倡重、拙、大、雄。在傅山提出“丑学”大旗之后，同时的王铎，尽管与傅山的出处行藏大异其趣，但在精神上却有息息相通之处——王铎大力讴歌的，则是一种“奇怪”——用今人的话来说可能会称之“怪书”。而在他们之前，以徐渭等人为代表的狂怪派书家，以其卓绝的实践已开先声。明末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书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媚熟之风的决绝反叛。清代的伊秉绶、金农、黄慎，还有八大的书法，都是以“丑”或“怪”的雄姿啸做风月，而使当时的刘墉、王文治等薄、圆、熟一类书风黯然失色。到了清末民初，沈曾植、吴昌硕等人的卓有成效的奋斗，更使“丑”“怪”之风在一个新层次上获得了可观的艺术成果。（本文来自网络）
近些年来，关于“丑书”的话题，圈内探讨比较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定义。中书协顾问、原中书协副主席陈振濂教授认为，“丑书”这个概念不好定义，如果是相对于大众所认为的“好看”来说，那种看起来不怎么“好看”的“丑书”，有可能是对传统书法雅逸风格的突破和升华！陈振濂教授认为，书法审美趣味的“雅化”，起源于魏晋。王羲之式的雅逸风度能流传那么多年，证明“雅化”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唐代人对之做了些小小的抵抗，虽不足以力挽狂澜，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丰富手段。宋代人是大张旗鼓地进行“雅化”了。苏东坡、米元章式的文人气质，使书法之“雅”几乎成为全民性的标准。宋代以后的元、明也就局限于此。一代接一代的“雅化”运动，对书法审美而言，从好的方面说是提高了美感的纯度和精度。但从不利的方面说，它又使书法在忙于建立高度的同时忽略了自身的广度。使宋以后的书家们对书法美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洗练的艺术技巧和优雅美的类型。甚至一些书法家不约而同地把优雅的文人格局，逐渐蜕变成媚、甜、熟。历史上的“丑书”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审美背景下提出来的。稍后于赵孟頫、文微明的傅山，以他的大智慧，敏锐地感觉到书法正面对歧路，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审美主张。强调书法艺术的宁丑而毋媚，这不仅是对赵孟頫式书风的决绝反叛,甚至也是对正统的二王书风的温文尔雅气息的一种反动。这种“丑书”所针砭的是在某一特定时期(诸如元明)的媚、软、熟、甜之类的恶趣，从而提倡重、拙、大、雄。在傅山提出“丑学”大旗之后，同时的王铎，尽管与傅山的出处行藏大异其趣，但在精神上却有息息相通之处——王铎大力讴歌的，则是一种“奇怪”——用今人的话来说可能会称之“怪书”。而在他们之前，以徐渭等人为代表的狂怪派书家，以其卓绝的实践已开先声。明末张瑞图、黄道周等人的书风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媚熟之风的决绝反叛。清代的伊秉绶、金农、黄慎，还有八大的书法，都是以“丑”或“怪”的雄姿啸做风月，而使当时的刘墉、王文治等薄、圆、熟一类书风黯然失色。到了清末民初，沈曾植、吴昌硕等人的卓有成效的奋斗，更使“丑”“怪”之风在一个新层次上获得了可观的艺术成果。（本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