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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由于军衔高低直接和利益、荣誉挂钩，“让衔”和“争衔”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关于“争一争”，坊间流传广的一些将领其实并无确凿实据。“让一让”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未在一线带兵打仗的叶剑英，抗战后期和解放时期长期养病的徐向前和徐海东，资历较浅的许光达、谭政等人，都曾主动要求降衔，但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组织批准。以总干部部几位负责人为主组成的军衔评定小组，其成员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和徐立清四个人，竟然有三人提出降低军衔的请求，但是最终只有一个人的降衔请求得到组织许可。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本科生”，第一学历是青岛大学和武汉中山大学。红军时期，其资历和战功并不算特别显赫，他的职务仅是红4军政委和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但抗战时期，罗帅对整合山东根据地应记头功，解放时期又力压一些元老，出任四野政委。罗荣桓之所以主动请求“降衔”，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罗荣桓资历较浅，年龄在十大元帅中仅次于林总，第二年轻；第二，罗荣桓长期从事政工，在有的人眼里缺少“战功”；第三，罗荣桓与彭总主持军衔评定工作，主动降衔有“瓜田李下”可以避嫌；第四，罗荣桓为人低调不计名利，为抗战和解放导致积劳成疾。而主席没有批准罗帅的请求，坚持要让他当元帅，也有四个方面的考量：罗荣桓身上有4大标签，一是“秋收起义参与者”，是主席手把手教导、提携的青年才俊之一；二是“大局观强”，林总天赋异禀和他搭档殊为不易；三是“军中好婆婆”，罗荣桓为人低调隐忍，做事公正善于团结同志；四是“能文能武”，既能当政委也能独立支撑大局。抗战中期在山东根据地，罗荣桓就查出患有尿毒症，但山东局势复杂，张经武、朱瑞、陈光、黎玉等人尚难以主持全局。因此，主席只能让罗荣桓带病顶一阵子。但抗战胜利以后，敌我双方为了抢占战略要地东北，罗荣桓带着山东八路军渡海北上，还是无法休息。可以说，罗帅一生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罗荣桓病逝后，主席含悲写下“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在主席心中，罗帅不但是“能文能武”的全能型人才，还是可以在我军战略、国家大事上共同探讨的知己。实际上，“政工元帅”罗荣桓不但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且位居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创始人聂荣臻和被主席誉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之前，也很能说明问题：以“三湾改编”为起点，我军的政治工作，是和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军优秀政工干部除了罗荣桓，还有开国大将黄克诚、谭震，开国上将宋任穷、萧华、赖传珠、苏振华、周纯全、李志民、王平等人，而著名“三杨”杨得志、杨成武、杨勇都堪称“军政双优”。军衔评定小组第二个主动请求降衔的，是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赖传珠是江西赣县人，1910年出生于普通农民之家。由于父母希望儿子能通过教育出人头地，就在赖传珠6岁的时候节衣缩食让他上了私塾，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政工工作打下了基础。1926年，江西南康人陈赞贤回到赣州宣传革命，16岁的赖传珠积极投身农民运动。陈赞贤被杀害后，赖传珠不惧白色恐怖参加追悼会，随后为躲避抓捕，回到家乡赣县，一边种田一边训练了70余名暴动骨干，并在1928年2月发动了2000多人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赖传珠父母、叔伯被捕遇害，二叔和堂兄战斗牺牲。18岁的赖传珠上了井冈山，任特务连的党代表，跟随朱毛转战赣南。后任第二纵队4支队政委，二纵队政委是罗荣桓。长征时期，赖传珠担任红1师团政委，搭档李聚奎担任先锋。红一方面军缩编后，赖传珠重新担任红5团政委。全面抗战爆发后，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处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一纵政委。解放时期，任东野6纵政委、四野43军政委、15兵团和13兵团政委。军衔评定时，赖传珠作为33名正兵团级干部，妥妥的上将级别，尽管主动提出评中将，还是没被组织批准。遗憾的是，赖传珠55岁英年早逝，主席闻讯，长叹“可惜了，当年的先锋官”。军衔评定小组第三位主动请求“降衔”的，就是徐立清。徐立清是安徽金寨人，来自战将云集的鄂豫皖四方面军，红军时期曾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西征河西走廊的战斗，后来历尽艰辛回到刘伯承的援西军。全面抗战时期，徐立清在129师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后调任骑兵团政治部主任。抗战后期，徐立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政委，而旅长是后来的“二野朱可夫”、老战友王近山。解放时期，徐立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野政治部主任、一野6军政委、第二兵团副政委、第一兵团政委。评定军衔时，徐立清是正兵团级。正兵团级干部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其余除了徐立清，都被评为开国上将。徐立清有上将的资历和战功，最终选择主动“降衔”，而且多次坚持，最终被组织批准，成为唯一的正兵团级中将。军衔评定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宋任穷，授衔时是排名在赖传珠之前的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虽然没有主动“让衔”，但最初是15名大将候选人之一。从这一点来看，宋任穷也算是主动“降衔”。正因为军衔评定小组身先士卒主动“降衔”，历时3年的军衔评定工作最终圆满完成。后来又有部分军职人员的军衔被补授或得到晋升，而军衔评定小组主动“降衔”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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