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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当政期间，得以与其接近的阳明学派士人，大多与严嵩一样出身于“翰林院—内阁体制”。如赵贞吉、唐顺之都是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湛若水是严嵩同年，中进士后与其一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下一任首辅徐阶，同样是高中进士（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
焦堃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存故事：怀抱心学理想和政治主张的阳明一派士人，置身明代中央政府这一巨大的权力场中，如何斗争与妥协、出招和中箭。所谓生存，当然不仅指有吃有喝，对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更在于让生命有尊严、有价值。这些，其实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 现在讲心学，往往把它从具体历史中抽绎出来，作为一种“哲学”。但阳明心学是历史的产物，对阳明学派也应做历史的考察。这本书所做，就正是把哲学还原为历史的工作。读这本书，我们将透过阳明一派士人的生存故事，看到一个鲜活的、历经起伏的、不得已和挣扎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诗文气节不可靠故事首先从王阳明本人开始。 “看阳明那豪杰，往时自负有文章，有气节，可以名世矣。到了龙场，便才晓得都没用了，只此能视能听能言这些子良知，便是一生倚靠的灵丹耳。”这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对王阳明早年经历的描述。
王阳明画像 这里提到的“良知”，是阳明心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出自《孟子·尽心上》：“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对阳明来说，良知内在于本心，依靠良知也就是依靠自己的本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阳明认为，历代儒者所追寻的道德理想“天理”并非来自外界，不能够通过“格物”来得到，而只能向自己的本心内求，也就是说，本心即天理。 从哲学概念的发展脉络上看，这是对朱熹“格物求理”的巨大革新。作者通过对阳明早年经历的考察发现，阳明绝非为创新而创新，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反思，具体地，就是指阳明对自己早年依靠诗文和气节的“尚名矫激”心态的否定。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27岁，中进士，正式开启仕途。虽然有早年格竹子求天理的经历，但这时“圣人之学”对阳明来说还并不是一个特别切身的东西。在朝中生存，他主要依靠的是诗文和气节。 据记载，早在弘治六年（1493），阳明入国子监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热心于诗赋的创作了。当时他会试落榜，许多人前来安慰，说他来年必中状元，他就当即作出一篇《来科状元赋》，令人惊叹。进入朝廷后，王阳明参与了方兴未艾的文学复古运动，在其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又六载，始擢进士上第，补刑部主事，非其所好也。日从李梦阳辈为诗文，务出奇句向颉胜，多不理司事。”（王世贞《凤州笔记》）可见，已经到了对本职工作都漠不关心的程度。 正是在这一运动中，阳明与李梦阳相交。李梦阳是文坛的领袖人物，复古派前七子之一，文学成就很高。除了在诗文方面与其相交，阳明在为官的最初几年，政治上的心态也与他非常相近，具体来说，就是崇尚“气节”。李梦阳一向以此闻名，万斯同《明史·李梦阳传》说：“梦阳故高才负气，又以屡抗权贵，有盛名。”他弹劾外戚张鹤龄一事，阳明便有参与。两人还都置身于内阁大臣李东阳门下，而李东阳素来亦以“诗文气节”招揽门人，以致时人就有评价说他的门人“尚名矫激”，也就是追求名声，做事矫揉过激。
李东阳像 正德三年（1508），众文官弹劾宦官刘瑾，此事由李梦阳牵头，但因泄露消息，功败垂成。阳明上疏解救同僚，终被廷杖发配。 对于这次政治遭遇，阳明的态度从他龙场顿悟之后撰写的《五经臆说》中可见一二。解《易经》遁卦时他说：“……苟一裁之以正，则小人将无所容而大肆其恶……故君子又当委曲周旋……使不至于速乱。”由此可见，对此次朝廷震动，阳明的反思主要指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士大夫群体（而不是我们如今注意较多的皇权膨胀问题）——沽名钓誉，急切冒进，是因为过于追求这些外在的名声，所以才在应该潜伏的时候贸然突进，导致失败。 于是，顿悟后阳明更加谨慎，“对于朝政大体出之于缄默”（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他不再把生命的依靠放在诗文气节和外界赞赏上，而是转变为了追求儒学天理和内心认可。这就是龙场顿悟的实质。可以想见，这样的转变在追捧诗文、激赏气节的社会环境中，必会引来非笑和毁谤。当阳明得不到既有意识形态和周围舆论的肯定的时候，也只能更加从自己的“心”中去寻找肯定的力量了。 总之，心学思想从他的创始人王阳明这里开始，就不是一个空虚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地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困境，是对自己遭遇和境遇积极反思的结果。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阳明对自己这段早年经历持有否定态度，所以他的学生为他编撰的《阳明先生年谱》也刻意隐去了这段经历。如今我们得以了解这些，有赖于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许多学者对史料的细致爬梳。
《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 ▌阳明学派的诞生：一个政治团体龙场顿悟，阳明获得了一种思想上的独立性，这使他从社会上吸引到了第一批学生。后来，随着阳明自身地位的不断提高，从学之人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学派。对这一学派的性质，本书作者提出，它不只是一个思想、学术派别，更是一个政治团体。 据本书统计，王阳明的学生大多是他在地方上吸引到的中下层士人，即举人、生员，其中举人犹多。这批人绝大多数最终都是要走上仕途的。由此，作者提出，阳明传道的思路是“觉士”以行道。也就是说，他既抛弃了早年针对皇帝的“得君”思路，同时不是要针对普通百姓进行“觉民”，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士大夫阶层身上。 这与他在龙场悟道时对自己的反思保持了一致。实际上，终其一生，阳明在改善现实政治方面，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自身的转变上，这一想法可以说是自省和谦逊的，也同样是切中时弊的。也许现在看来，当时的皇权过于集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只改变士大夫似乎并未触及根本。但作者说，阳明的想法含有一定虚君的意味，皇帝毕竟只有一人，若广大士人群体能够实现改变，皇帝将不得不随之改变。 总而言之，王阳明希望通过对士人的教育，最终影响整个政治。在这样的期待下，阳明传道过程中，有两方面相互配合的举措： 一方面，他积极开辟官学体系之外的教育场所——书院。书院在明代的教育体系中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为了发展官学，统治者对书院持不鼓励的态度。但随着官学教育的僵化，书院仍不可抑制地发展了起来。在阳明传道的正德年间和嘉靖初年，正是朝廷对士人的态度从刻薄转向宽大，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阳明也及时抓住了这一机会，经常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资源促进书院的发展，将书院作为传播心学思想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阳明虽然积极跳出官学系统，但并不反对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这样一来，他得以将大量接受心学思想的士子送入了仕途。 这些人不断成长，地位不断提高，到了嘉靖初年，已有一部分进入了朝廷，开始有机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来塑造理想的朝政。所以说，由参与政局的心学服膺者所构成的团体，既是一个学派，又是一个政治团体。 ▌阳明学派的立论：反对“翰林院—内阁制度”一个政治团体必有他们的政治主张。 随着嘉靖即位，爆发了“大礼议”事件。阳明学派的政治主张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并第一次接受了政治现实的考验。对此，作者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大礼议’虽然在表面上是一场由礼制问题引发的争论，但其实质是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引发的政治斗争。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笔者所谓之明朝'翰林院—内阁制度’下内阁权力的畸形扩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党派政治。故王阳明在给其弟子黄绾等人的信中发挥自己的'良知’之说，并阐发本于《大学》的'断断休休’之论，反复告诫弟子要尽力化解朝中的党派之争，避免在掌权之后重蹈覆辙。而从结果来看，'大礼议’中明世宗最主要的支持者张璁、桂萼在取得世宗的信任并相继进入内阁后，虽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最终仍走上了汲汲权势、任用私人的老路，致使政权陷入分裂，在'大礼议’中曾站在同一战线上的阳明派士人最终亦与其反目。王阳明及其弟子所倡导的'断断休休’之精神，终究未能转化为具体的政治秩序。” “大礼议”所议的“礼”，是嘉靖皇帝应该认谁做父，是先皇还是自己的生父。不过，这只是一个表层问题，阳明曾有诗曰“无端礼乐纷纷议”，称这些甚嚣尘上的礼乐争论是“无端”的。
明世宗坐像 为什么无端的问题成为了笼罩朝廷上上下下每一个人的大问题？这在当时，在现在，大家都多有讨论。 现在学者的关注点多集中在皇权对士人的压制上，本书作者则提出，在阳明学派看来，政局中最根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指向皇帝，而是指向士大夫群体。具体地，这个问题就是内阁权力的膨胀和畸变，在选官上形成了所谓的“翰林院—内阁体制”。如下图所示：进入内阁者，需是翰林院出身；进入翰林院者，需是进士一甲，或二、三甲中被选为庶吉士者；而这些科举精英又都是内阁选定的门生。并且，翰林院官员还占据礼部、吏部的紧要职位，使得原本决定所有官员人事进退的吏部也无法打破这个闭环。最终，内阁与六部之间的矛盾便越来越大。
“翰林院—内阁体制”图示 在这一背景下，朝臣分成了两派：一派反对世宗，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认为皇帝应该以先皇为父；另一派支持世宗，以张璁为首，认为皇帝应该以生父为父。在内阁与六部矛盾的前提下，这个局面不难理解：前者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内阁权力的进一步膨胀；而为了对抗内阁，后者所可能调动的最大的力量就是六部。阳明一派既然反对“翰林院—内阁体制”，自然属于后者，站在世宗、张璁一边。 经过一番明枪暗箭的斗争，此事最终以世宗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内阁的势力骤然减弱。经此一役，阳明学派在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迈开了“破旧”的第一步，往后，他们就要为了“立新”而不懈奋斗了。 不过，在继续之前，作者还用了一节的工夫，提醒我们注意阳明学派的政治主张与其心学思想之间的联系。虽然只有一节，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这一点联系，在朝廷中进退、应对的阳明学者，与探讨心性义理的阳明学者，才能在我们的脑海中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象。 要说明这个关系，我们要知道，心学是一种儒学，再怎么创新也仍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阳明在大礼议事件前后多次对学生提及的“断断休休”的思想，就是出自“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中的《秦誓》篇：“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孔颖达《尚书正义》云：“断断，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专一之臣，虽复无他技，休休焉好乐善道。其心行如是，则能有所含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正直的大臣，没有什么其他的本事，只不过是有善心、有善意，从内心到外表都体现出能容人的品质。这是阳明心中合格的大臣，强调要能容人。 从心学的角度来看，“心即理”，向心内求理，否定对外物的追逐。外物，包括很多东西，最明显的就是阳明早年崇尚过的气节、名声。大礼议结束之时，这些仍然是很多士大夫所向往的。但在阳明看来，对这些东西的追逐必会造成对其他大臣的嫉妒排斥之情，一旦掌权，就会党同伐异，追求自身权力的扩大。这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心学精神是相反的。而“断断休休”则正体现了这种心中有天理的充实和自信。可见，“断断休休”在心学本身的脉络下是必不可少的。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要反对“翰林院—内阁体制”，削弱内阁的权势，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打倒杨廷和一派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要彻底推翻“翰林院—内阁体制”，防止新内阁重蹈覆辙，再次走上打压政敌、聚敛权势的老路。所以，也必须提倡这种“断断休休”的宽容精神。 从这一细节上可以看出，阳明学派的政治主张与他们的心学思想是密切联系着的。正是因为背后有思想性的支撑，有哲学方面的基础，阳明学派的政治主张才能够如此稳固，在后来漫长的政治风波中，历经打压而并未消亡，最终坚持到了全盛时期。 用现在常说的话，反对“翰林院—内阁体制”，就好比阳明派士人的“初心”，在之后漫长的政治生命中，这就是他们或坚持、或放弃、或妥协的那个最在意、最核心的东西。
徐阶像 ▌阳明学派的全盛：严嵩、徐阶首辅时期说到妥协，就必须要看阳明学派的全盛时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创业难，守成更难。全盛时期的阳明学派士人终于进入了内阁，按照他们之前的政治理想，这必然使他们面临一种身在内阁而反内阁的局面。 大礼议事件后，阳明学派虽然属于胜利者，但一直都没有打入最高权力机关——内阁。不仅如此，继任的主要内阁首辅张璁和夏言，对阳明学派提出的改革选官体制方面的主张，前者未能贯彻到底，破旧不能立新，以致半途而废，后者则根本反对。所以阳明派士人一直是被“翰林院—内阁体制”排斥在外的批判者，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低潮。在严嵩上台前，不用说内阁，就是朝中的阳明派士人，也几乎被清洗一空。 严嵩上台是阳明学派命运的转折点。严嵩虽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但他与阳明派士人之间相互并无反感。在成为内阁首辅之前，严嵩就通过文学爱好、座主门生以及同乡等种种私人关系，与许多阳明派士人都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例如，严嵩隐居读书之钤山堂的匾额，即是王阳明本人为他题写；王阳明的弟子黄绾以及阳明后学赵贞吉都曾为严嵩的《钤山堂集》作序。即便在他成为首辅以后，许多阳明派士人也并不避讳与之交往，如1551年，严嵩已做首辅三年，这时王阳明的好友湛若水仍给上述文集作了序。不仅如此，阳明派士人更有公然在政治上投靠严嵩者，以抗倭闻名的胡宗宪就是如此，他曾先后从学于阳明的弟子邹守益、欧阳德等人。 作者指出，这一现象表明阳明派士人对内阁首辅的态度正在逐渐软化，这顺应了当时政界“翰林院—内阁体制”复活的大潮流。 自从张璁改革半途而废，夏言掌权后，该体制便开始回潮。到了严嵩任首辅的时期，这一体制更是在继续蔓延。严嵩本人即在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又任编修，入阁前，他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这正是“翰林院—内阁体制”下典型的升迁路线。另外，严嵩当政期间，得以与其接近的阳明学派士人，大多与严嵩一样出身于“翰林院—内阁体制”。如赵贞吉、唐顺之都是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湛若水是严嵩同年，中进士后与其一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下一任首辅徐阶，同样是高中进士（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 可见，在朝的阳明士人与嘉靖前期相比，其主体的性质已有所变化，即由被“翰林院—内阁体制”排斥在外，对内阁持批判态度的人，变为出身于该体制，与内阁较为接近的人。 那么，既已在这个体制之内，若要“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谋求打破体制，恐怕是很难的。 严嵩之后，徐阶出任首辅，阳明学派真正进入了全盛时期。当时各地官员竞相设立书院，甚至有趋炎附势者自托为阳明学者，讲学圈子中充满了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这都是徐阶在阁臣之位上大兴讲学的结果。这些现象反映出，阳明学派不仅终于摆脱了被打压的状态，而且影响力趋于盛大。若要实现政治理想，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 但前面已提到，徐阶本人即是出身于“翰林院—内阁体制”者，作者指出，这一出身的光环在他的高升和复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阶初入仕途就因触怒张璁和天子而被贬，嘉靖当时曾说“徐阶天下小人，永不许擢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后来之所以并未计较仍然录用，应当是因为嘉靖“权力稳固之后旧怨消解，对翰林院出身者按不成文之旧例而循序擢升”。
《万历野获编》（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在这种情况下，徐阶怎样选择呢？ 一方面，他并不谋求打破这个体制，不仅对翰林院的人事问题从未进行任何改革，相反还积极提拔翰林院出身者进入内阁。例如经他极力向嘉靖推荐而得以入阁的严讷、李春芳，都是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在他任上先后入阁的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都是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可见徐阶掌权的时期，通过“翰林院—内阁体制”晋升的人极多。 不过，虽然如此，徐阶的执政方针还有另外一方面。他掌权后，曾在世宗赏赐他的西苑直庐中题写“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三句话，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阶所秉持的执政理念。“以威福还主上”，体现的是徐阶竭力践行的“同寅协恭”精神。他曾明确向世宗请求由自己与另一位阁臣袁炜共同进行票拟，而非由首辅一人掌控票拟权，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请求增补阁臣，同样是为了避免首辅的专权，皆获得世宗允许。此种精神是阳明学派所提倡的。“以政务还诸司”体现的是徐阶想要改变内阁集权，把该属于六部的政务归还六部。他因这种主张受到过“消极无为”的弹劾，当时北方防务出现问题，徐阶明确表示，防务是兵部的事，自己作为阁臣，责任仅限于“票拟”。除了兵部，当时掌管吏部的严讷曾推行“三途并用法”（即科举、举荐、贡院三途），试图打破出身资格对官员的限制，徐阶对此给予支持，极少干涉。而阳明学派之所以期望打破“翰林院—内阁体制”，其最终目的，也正是在于不拘一格选人才。最后，“以用舍刑赏还公论”则主要是指放宽言路、维护言官等方面的努力，《明史》中亦有记载。由此可见，徐阶对他自己所题写的这三句话是切切实实地在执行的，而这三句话所体现的理念，又正与阳明学派的政治理想相合。作者说，把徐阶执掌的内阁视为一个阳明政权亦不为过。  这两方面的执政方针也许是有些矛盾的，但如果从在朝阳明学派曾几近全军覆没的角度来看，也不失为成熟的。这其中的逻辑也并不复杂：既然这个体制难以打破，那就不去打破它，而是谋求在这个体制之中取得地位，然后利用这一地位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这种选择的后果就是人亡政息，一切都有赖于徐阶本人，一旦他不在了，体制的力量必然会再度席卷一切（事实也的确如此，徐阶之后，阁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直至政局陷入无休止的党政，阳明学派也随之分裂），这可以说是放弃了“法治”而选择“人治”，放弃了彻底消除病根而选择暂时缓解症状。不过我以为，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易，毕竟天长地久，古往今来，又有谁做到了开万世太平的事呢？ 总而言之，本书把阳明学派写活了，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阳明学派破除“翰林院—内阁体制”的目标虽已明确，背后的思想基础也很有力，但具体怎样才算达到目标，什么样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有不同的选择。 不过，本书仍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大标题中的“阳明心学”在书中体现得太少了点，大部分还是在讲“阳明学派”，若能更深入地讨论一下心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更好了。但无论如何，作者细致爬疏史料的能力令人佩服，错综复杂的朝政争端在作者的笔下有了线索。
《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 焦堃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355-2 65.00元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主要采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最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赠笺纸】《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赠作者焦堃先生题词+签名钤印笺纸一枚）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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