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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幸存的革命者-60(曾志)

 兰州家长 2022-05-03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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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刚解放时,萍乡煤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但那里除了一对竖井是机械化,出煤用提升机,载人用电梯外,其余都是斜井,坡度极陡,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多度,长度则少则百十来米,有的地方甚至长达半里多。阶梯也不正规,每级台梯竟以横放着的一根竹筒代替,两边扶手是用竹简连接起来的,井下电线都缠在扶手上面。工人们挑着百十来斤煤,爬上70多度的陡坡,只能横着脚艰难、吃力地往上走,扶手摇摇晃晃,稍不小心,从高处掉下去,就会人滚煤翻,不粉身碎骨,也得腰折腿断,比临深渊更可怕,每走一次等于闯一次“鬼门关”。我每次到这种矿并一次,双脚都肿得像面包。

解放初期,这些矿井的安全条件实在太差了,矿工们的生产安全毫无保障,死人事习以为常。一般来说,那些矿井的普遍特点是井下暖和,井口风大,工人挑煤上井时满头大汗,一到井口大风迎面扑来,很容易着着凉。

他们的宿舍大都是自己找些废木料、杉树皮搭起来的,工作一天回来,精疲力竭,倒床就睡,到时间又上班,根本没有精力去关心住处的卫生。时间一久,住处显得又黑暗又潮湿又脏臭,发病率自然很高。他们拿自己的青春和健康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所得到的甚少,甚至还不够糊口。

当时有一种狗爬式矿井,煤坑比桌面高不了一点点,矿工只能爬着进去。躺在地上挖煤时,哪怕是寒冬腊月,全身都脱得精光,就着瓦斯灯, 用镐头一镐一镐地刨。挖下来的煤,因为用肩挑不来,只能装在用柳树条编织成的一种筐子里,再将粗壮的绳子,一头系在筐上,一头挂在脖子上,两手用力撑着地,两脚奋力蹬,硬是拖着将煤运出坑道。到了下班回来,全身黑不溜秋。

矿工们的这种生产环境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有一次我不知就里,提出要到矿井里检查工作,矿领导犹豫了。原来当时煤矿里很迷信,据说不许女人下井,否则会招灾惹祸。

我不知道这风俗,也不管这一套,执意要下井,女人破天荒地第一次爬进了煤井里。

“快穿上裤衩,有人来参观了!”

带路的同志大老远就大声喊叫着,弄得我莫名其妙的。后来才发现工人们都不穿衣裤,有些工人发现有人来参观来不及穿裤子,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但仍有人脖子上挂着煤筐往外拖煤。这些工人猛然 间见到我是女人,惊慌不已,弄得我既难为情又难受,心情异常沉重。这种落后采煤的状况我至今历历在目。

陶铸奉调广东省委工作已两年多时间了,虽然还兼任广州军区能一委,但工作地点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十年来,我与他离多聚少,即使是相聚,也是匆匆一见,一直无法待在一起过日子。为此,作为妻子 心中一直有一份内疚感。我觉得我应该去广州,工作岗位离他近一点,尽尽人妻之责。

1952年,中南局领导支持我的想法,并任命我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此时我深深感到,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自己既没有技术,又没有经营管理经验,对工厂生产工艺缺乏了解,是搞不好工作的。我决心从头学起,决心深入最基层。

这一想法使我改变了调广州的初衷,把局党委设在了西村电厂内部,先后将母亲、侄儿、侄女以及外甥都接来,在电厂的老工人宿舍区一间房子里安了家。小屋过于拥挤,我夜宿办公室,吃饭时回家。

夏天的晚上,屋里闷热异常,邻里们常将小桌子搬到小天井来,小桌子几乎连成一片,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说说笑笑,不太宽敞的天井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彼此都很亲切,气氛十分融洽。我母亲对人热情诚挚,与邻里相处得很好。这里的人心是相通的,没有等级之分,没有界限,有的只是同志之间深厚的情谊。

当时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工人们由于在旧社会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 受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不管在生产还是生活上对文化都有强烈的渴求。我们电厂的工会则组织全厂工人,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班级学习语文及数理化知识。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工人们果然学习劲头十足,如饥似渴地学,连饭也顾不上吃,有的甚至把孩子锁在家里,下了班就往夜校跑。

还有,我们这些新进厂的外行干部以身作则,也都在业余时间加入了学习的行列。

实践出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观点,是千真万确的。我总是不放弃每一次实践和学习的机会,为了增长知识,工厂每次搞大维修,我总要亲自参加,从电机的拆卸、擦油 、检修到安装,我都要亲手操作。

检修锅炉是最辛苦的活, 锅炉又脏又热,为了抢时间, 炉火停了40多个小时,温度仍 达摄氏六七十度,工人就得披 上打湿的衣帽,进炉膛里检 修。很厚的鞋底踩在炉条上冒着烟,吱吱作响,衣帽上冒着蒸汽,人在炉膛里待不上十分钟就得赶快出来透透气。锅炉的节炭器维修起来更困难。节炭器里的许多铁条像箅子一样 密密地排列着,时间久了,炉里的烟灰就会把铁条堵住。维修时,只能从一个一尺多宽的窗口爬进去,温 度与炉内一样,烟气弥漫,暗不见人,只能用铁钎和棕绳像拉锯一样在一米多深的铁箅子里拉来拉去,把灰尘刮干净。

每次检修锅炉或节炭器,我都同工人们一起钻进去。我虽然不能参加重劳动,但我同他们一起进人高温的炉膛,工人们很感动,很受鼓舞,这样我 与工人们相处得甚为融洽。

1954年10月,组织上的一纸调令,我就任广州市委工业书记,带着温馨的回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西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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