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傅作义彻底摧垮日寇苦心扶植的德王，日军傀儡政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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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6月，傅作义将军继续主持绥政。至1936年，发起了绥远抗战，并获得百灵庙大捷，在全国影响深远。

绥远省(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地处北国边陲，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表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斗争也很复杂。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后，便虎视耽耽，急欲吞并绥远。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企图打通进兵陕西、甘肃、新疆的通路，筹划建立反苏包围圈；另一方面是为了解除向我华北地区进犯的后顾之优。第二，绥远是蒙汉民族杂居地区，这里的蒙古王公贵族不甘心依附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狡诈的日本侵略者借机从中挑拨，制造蒙汉民族矛盾，更加快了蒙古上层分子叛逆祖国、卖身投靠日本的步伐。

第三，绥远是国民政府的一个行政省，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受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的控制。这里，尽管蒋系势力很微弱，但蒋介石不甘心坐视绥远落入日伪之手。因为这将不仅有损于他的声誉，也危及他的统治，日本一旦占领绥远，华北就失去了半壁屏障，更何况当时中日政府正进行着激烈的外交谈判，绥远的得与失，都会是各自掷向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第四，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对绥远的工作，秘密派遣地下党深入这个地区的人民中以及上层军政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主张。第五，绥远人民不愿做亡国奴，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将军及其官兵，也极为仇恨日寇的侵略和蒙奸的叛卖活动，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抵抗日伪军向绥远的进攻。

    总之，绥远地区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各种力量和势力交错在一起，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远抗战则是这场斗争酝酿、发展的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内蒙古上层人物中，有个叫德穆楚克栋鲁普的，汉称德王，是个惯于使用反革命两面手法叛卖祖国的民族败类。“九·一八”事变后，他乘国家危难之际，掀起所谓“内蒙古自治运动”，妄图独霸蒙古。1933年7月，德王联络各旗王公，在百灵庙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随后发出通电，向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自治，实质上是搞分裂活动。1934年4月下旬，经过密谋筹划，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在百灵庙成立，这与其说是德王走向“独立”的台阶，不如说是日寇在绥远扶植傀儡政权的重要步骤。的确，自蒙政会成立之日始，德王即成为日军拉拢的主要对象。

日本特务松室孝良致函德王，对他发动蒙古“自治”表示祝贺，并用大蒙古主义煽惑他，希望他“收回”长城以北的“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1934年夏天，日本特务潜到百灵庙告知德王，关东军准备无偿送德王步枪2000支。1935年夏，日本人羽山喜郎任归绥特务机关长，大肆进行特务活动。这年冬，德王飞抵长春，会见关东军高级官员，同时接受日军赠送的大批枪支和巨款。至此，德王完全倒向日本帝国主义，充当蒙奸。1936年2月，德王在锡盟苏尼特右旗嘉卜寺宣布内蒙古“独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标榜他是成吉思汗30世孙，自任总司令，改元为成吉思汗731年，使用蒙古旗帜，并且对村谷彦治郎以下200名日军充任各级顾问。

与此同时，日寇扶植的汉奸李守信自任副司令，汉奸王英另组织了“大汉义军”，自充司令官，与德王同流合污，相互勾结。5月12日，这三股反动势力合一，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与绥远省政府分庭抗礼。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向这个傀儡政府提供军资，发号施令，筹划德王与“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共同“防范”的协定。10月9日，田中隆吉与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的侵绥方案，这个方案明确规定以“打倒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目的、遂后，各首领返防，集结兵力，准备大举进犯绥远；

    对于日寇扶植傀儡政权以及德王、李守信、王英之流叛国投敌、分裂祖国并准备犯绥的阴谋活动，傅作义将军早已洞察，并积极备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4年百灵庙蒙政会成立时，德王提出从绥远大烟税款中提成资助蒙政会，遭到傅作义的拒绝。同时，绥远省政府还采取禁运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等，使百灵庙陷于困境。在军事上，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石王，击退德王的挑衅活动。1935年秋，日军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傅作义将军拟定对策，提出“不怕事、不惹事”的方针，在外交上尽力克忍，以待时机，但对日本的特务活动，必须进行巧妙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2月，傅作义支持云继先、朱实夫发动百灵庙武装起义、袭击德王的斗争，使德王的叛卖活动遭到打击。8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绥，提出以傅作义代替宋哲元主持华北亲日政权，进行诱降，当即遭到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坂垣又以内蒙古德王问题进行威胁，傅作义明确表示：“如果德王背叛祖国，进犯绥远，一定与之周旋到底！”这年6月以后，绥远局势日趋紧张，日军督率伪边防自治军头目于志谦、马龙、伪西北防共自治军头目王道一，数次进犯绥东红格尔图等地，傅作义将军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出击，毙敌数百，俘虏匪首马龙等60余人，押回平地泉时，傅作义传令将匪首处决，给伪军以震慑。

    傅作义将军的正义斗争，得到我党的支持。早在《八一宣言》中，我党就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我党呼吁红军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实现停战，“任何部队只要实行对日作战，(红军)就愿意与之紧密携手共同抗日”。这对于苦于日军压力下的傅作义将军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1935年底，绥远省工委建立，加强对内蒙工作的领导。这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绥远建立组织，以后我地下党员深入绥远军政界，仅傅作义的身边就有潘纪文、王一然等20多名共产党员，其俄文秘书乌兰夫还几次前往百灵庙，对乌的妹夫、百灵庙保安队队长云继先晓以大义，促成起义。1936年秋，地下党员南汉哀同志带着毛泽东主席致傅作义将军的亲笔信，秘密来绥，鼓励傅作义将军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影响并坚定了傅将军奋起抵抗日伪军的决心。

    1936年10月，傅作义将军获悉，德王在日军指使下，驱赶伪蒙军欲进犯绥远，己成定局。傅作义为此事急抵太原见阎锡山，再同飞洛阳见蒋介石，请求抗击日伪军的侵略活动。对于绥远的局势，我党也十分关切。这月毛泽东主席密派彭雪枫同志至绥，多次与傅晤谈抗战事宜。10月26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和西北各将领，指出当前局势危急，“非抗战不足以图存。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此信给傅作义将军以很大的鼓舞。

    11月8日，傅作义将军在归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傅将军坚定地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会上规定的战略方针是：以新筑的国防工事为据点，采取攻势防御，主动出击。在战役上决定先固守红格尔图，再攻打百灵庙。会上任命彭毓斌师长、董其武旅长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师长、孙兰峰旅长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

    自11月10日始，日伪军即开始在绥东移动。12日，汉奸王英率一部分兵力，首先向红格尔图进犯，遭傅军迎头痛击后溃逃。15日，日伪军分兵三路，大举进犯绥东，绥远抗日战役拉开战幕。这天凌晨6时许，日军指挥部派田中隆吉亲率北路军5000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攻。

    红格尔图是绥远东北的门户，在敌人重要据点百灵庙的外围，与大庙、百灵庙成犄角之势。这天战斗打响后，傅军步骑兵及当地保安队占据堡垒坚守阵地，伪军猛攻7次，均被击退。16日，傅将军亲赴平地泉(集宁)前线指挥，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包抄敌后，出敌不意，奇袭王英匪军。17日晚12时，彭、董率部向丹岱沟一带集结。次日凌晨2时，发起攻击，分路包抄。日伪军猝不及防，战至拂晓，纷纷溃逃。至18日上午7时，敌人全面崩溃，红格尔图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捣毁日军田中隆吉及匪首王英司令部，毙伤敌军近千，俘敌数百(内有敌台台长日本人八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首战告捷，使敌军闻风丧胆，傅军则士气大振，为进军百灵庙扫清了道路。

    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召庙，位于归绥以北330华里，是当时内蒙西部交通要道。百灵庙四周群山环抱，女儿河与百灵河流经其间。当时，敌人在百灵庙积聚着大量武器弹药，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并有一个多师的兵力驻守。欲收复百灵庙，并非轻而易举。

    20日傅作义将军由平地泉返回归绥。21日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作奇袭百灵庙的军事部署。傅任命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孙长胜、孙兰峰为百灵庙前敌正、副指挥官，率步兵8个营、骑兵8个连、山炮1个营、装甲车20辆，奇袭百灵庙之敌。在战术上派所部刘景新团和两个骑兵团为主力，配备炮兵、装甲车，组成中央纵队，担任主攻；刘效增团为左纵队、张成义团为右纵队，分进合击。规定23日午夜发起总攻，24日上午7时前攻占百灵庙，结束战斗。

各部按照作战指令，于23日凌晨冒雪隐蔽急驰，致使敌人毫无察觉。23日夜11时，部队在孙长胜、孙兰峰指挥下，突然发起攻击。攻守之间犬牙交错，战士浴血奋战，敌人也拼命死守，为争夺女儿山，傅军猛冲六七次。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上前沿督战，他指挥日伪军，在女儿山上架设10余挺轻重机枪，组成交织火网，使傅军伤亡很重。主攻的张振基连伤亡人数三分之二，仍冲锋不止。

此时，天将破晓，若日伪援军抵达，再加飞机轰炸，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这时孙兰峰副指挥令山炮营移到百灵庙东南高地附近，向女儿山进行摧毁性攻击，再令韩天春营长指挥装甲车队，配以汽车，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结果使东南路口及南山之敌，同时被击。这时，孙兰峰亲到第一线指挥，枪炮声、手榴弹声、冲锋呐喊声响成一片，经过反复冲杀，攻入大庙。刘效增团也从西北山口冲入大庙内，张成义团在庙的东面攻击蒙古营盘。孙长胜指挥骑兵刘应凯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庙内伪蒙军一个排起义，倒转枪口，向伪指挥官射击。百灵庙汽油库中弹起火，大庙北面的蒙政会火光冲天。百灵庙敌军陷入一片混乱。日军首领胜岛角芳见势不妙，率先驾车逃跑，日军顾问烟草谷与伪蒙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残敌无人指挥，争先向东北方向溃逃。9时半，我军全歼伪蒙军。胜利地收复了百灵庙。

    百灵庙战役，毙敌400余名，内有日人尸体20余具。伤敌600余名，俘敌400余名。缴获日伪文件、枪支弹药、面粉、汽车甚多。傅军官兵也伤亡300余人。

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举国欢腾，人人额手相庆。全国各慰问团纷纷抵绥。许多志士仁人，学者名流，如爱国人士黄炎培、教授朱自清、作家谢冰心、音乐家吕骥、著名演员陈波儿、袁牧之等，都来前线慰问。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款项，还著书称赞傅作义及其官兵的战绩。

著名记者范长江撰写《塞上行》，称赞这次战役是“不寻常的胜利”，“揭开了民族历史上的新页”。天津大公报载诗祝捷曰：“塞外蓦地传佳讯，初闻涕泪满衣裳。环甲将士愁何在？垂髻稚子喜欲狂。”捷报传至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一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愿率所部赴绥抗日，并以此为起点，打回东北去。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称赞傅作义将军的民族英雄的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我党首先发来贺电，称赞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先声，并表示只要绥远需要，工农红军随时奔赴前线，携手杀敌。接着南汉宸同志率慰问团来绥慰问，并赠送锦旗，旗上写着“为国御侮”四个大字。

    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傅作义将军及官兵抗战到底的决心。12月4日，傅将军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孙长胜为收复大庙子前敌总指挥。5日，部队出发，乘胜追剿。此时，匪首王英如惊弓之鸟，毫无战斗力。7日接火后，王英部下石玉山、金宪章二旅长，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全部杀死，率部反正，随后向伪蒙七师反击，伪蒙军死伤狼藉，残部溃逃。9日，傅部李思温团率部收复重镇大庙子。以后伪蒙王安部安华亭、王子修也先后秘密派人赴归绥谒见傅作义，并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

    至此，历时5个月的“绥远抗战”胜利结束。这场战争，彻底摧垮了日寇苦心扶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反动势力，使日本的侵绥计划及其建立“大蒙古帝国”傀儡政权的梦想遭到可耻的失败。绥远抗战的胜利，表明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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